杰亮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30年，是中国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30年。同时，这30年也是个人收入差距飙升的30年。在这30年中，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相当平等的社会快速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显著的社会。这一转变过程是如此之快，许多人既经历之前的社会主义高度平等，也目睹了改革开放之后贫富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形成人生经历中的强烈反差。在这一剧烈的变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渐成为社会上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本文有如下解释和提议：

第一，这一快速转变过程并不是一个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特定的发展模式选择的结果。结构上与制度上的条块分隔，以及有差别的渐进性改革策略，使得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快速增长。有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另一些则减少收入差距。但前者的影响作用明显要显著得多；

第二，在解释这个转变过程中，应当给予结构制度性因素更多的关注。在整个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个人资源的重要性远远不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社会集团的结构性特征造成集团内外收入变化的双重叠加效应，使得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令人惊叹；

第三，至少有4个显著的结构制度性因素对于巨大的收入差距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它们是：城乡分隔、区域差异、部门差异以及权力因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结构制度性因素成形于计划经济时代，构成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基础，并一直延续了对于国民经济与收入分配的巨大影响作用；

第四，如今的个人收入来源也有了变化。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比重逐渐降低，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比重逐渐增加。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收入近年来在城市农村均有增加。新的来源于财产的收入逐渐出现，形成另外一个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崭新的趋势可能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五，收入差距的扩大激发了对于收入分配过程不公的社会不满情绪。同时，它也引起其他社会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收入差距引起的大多社会问题涉及的范围与严重程度都不大，整个社会依然运行良好；

第六，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动荡之间并没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是有着巨大的结构性鸿沟需要跨越。给定当前的社会结构特征，触及社会体系稳定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社会冲突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七，面对快速增长的收入差距现状，既不能若无其事，也不能手忙脚乱，更不能就此改变改革发展的方向。合理的策略应该是在维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干预收入差距过快增长的趋势，降低其对于社会关系与政治结构的危害；

第八，在一定程度上，特定政策选择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而得以减轻与降低。当前的政策调整放眼于打破原有的条块分隔的界限，在整个社会中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为不同的社会集团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最后，导致分配不公的权力寻租既拉大了收入差距，同时也引发社会不满情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当前的反腐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性的事后纠错机制。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则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使得权力在市场中的使用规范化、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