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增长所表现的潜在成长性,中国改革模式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作者:张孝德，1956年生于山西长治市。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经济学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9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著有：《模式经济学新探》、《知识人与知识中国》(合著)等论著，发表有论文多篇。本文从"纯经济学范式"到"复合经济学范式"转变 的角度，论述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改革模式的转型问题。原文标题为:「中国改革模式转型：从“鸟笼结构”向“丛林结构”」，署名:张孝德·杨运杰。刊登在<经济研究参考 >(2007年31期)上。经济学家网于2008年7年17 日，重新以张孝德名义发表。本栏编贴时题目作了变动。

一、   引言：从“华盛顿共识”到“中国改革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增长所表现的潜在成长性，中国改革模式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超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能解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由此在学术界引发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

1、华盛顿共识的内涵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个主张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随后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这套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

这个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在其中的一些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也曾经取得良好的增长效应。然而，随着而来的是积累起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试图将这套政策在东南亚推行，但遭到大多数国家的抵制。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当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亚地区的推行遭到重挫的同时，中国经济按照自身探索的道路，在持续保持着平均9% 以上高增长的同时，不仅规避了蔓延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而且多次成功地完成对经济周期高幅波动的调控。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华盛顿共识批评和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过程中，从华盛顿共识推演出了北京共识。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现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 （Jashua Ramo）在2005年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首次提出了 “北京共识”的观念。按照雷默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10: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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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单极思维”“到多极思维”

在此，我们不准备陷入关于华盛顿共识的细节讨论，以及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的评价。但是，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提出，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所形成的中国效应，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要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一定要走出“共识”的研究思路。无论是约翰•威廉姆森的共识，还是雷默的共识，虽然研究的内容不同，但在研究共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都认为世界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按照同一的模本获得成功。

华盛顿共识的背后，表现了西方主流意识对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西方文明模式在全球推广的过度自信。雷默的北京共识，虽然表现为对华盛顿共识否定，从新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解释，但雷默仍没有走出西方式的单极思维方式，又从另一个极端，将中国的经验看作具有普世的价值来对待。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陷入为寻找最大通约化公理的误区，可能最终舍去的恰恰是中国特色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3、研究中国改革模式的新思维

在思维方式上，要解释中国独特的改革发展之路，必须走出单极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自从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后，整个世界文明史就开始了从古代的同时并存的多元文明的发展格局向近代以来的在西方主流文明强势下单极化发展。

在西方文明强势下形成的单极化发展，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和路径，不是多元，而是单一的。而且这个单一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只能西方式的。正是这种单极化的思维，才有冷战时期的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华盛顿共识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单极思维的表现。

中国崛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就是中国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打破统治人类百年之久的人类文明单极发展格局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触动了西方的单极思维方式。目前在西方出现的中国威胁论，这是中国崛起对单极思维冲击的所引起的本能反应。按照单极思维方式所设定的逻辑，凡是不同于西方文明模式都是对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有威胁的文明。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明模式的加入，打破了原有单极文明格局的同时，不仅没有给人类文明和全球经济带来威胁，恰恰在多元经济模式共存中开创了双赢发展格局。中国的崛起，并不是替代西方的主流地位，将世界带向另一个单极世界，中国作为多元文明的一元，在与其他文明的共存中求得和谐的发展，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时代意义所在。

二、从“纯经济学范式”到“复合经济学范式”转变

从多极思维考察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也有一个从单极思维的经济学向多极思维的经济学转变的问题。自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沿着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分析到数量模型的路径进行。不可否认，这条研究路径使经济学借助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式，构建起了一套具有普适性、可证伪的经济学原理体系和规范分析工具。

1、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与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使经济学获得科学声誉，并对经济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贡献：

一是新古典以来的西方经济学通过抽象和对分析条件的假定，使其成为与政治、文化、社会相关联的经济问题，通过层层剥笋式抽象后还原为纯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排除了干扰经济学研究的外在因素，使经济关系可以在被确定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深入、精确的研究成为可能，正是这种研究方法，才使得当代经济学成为最具有科学性和体系性的学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4 10: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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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高效率的有利于经济学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领域，使经济学原理的模型化和规范化，在经济学领域形成了公认的基本原理和共同的学术语言，由此提高了经济学研究的效率，避免了重复研究，使经济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了一个已知和未知的清晰的边界，这样就可以使经济学研究的资源有效地集中在前沿问题上，使经济学获得了不断创新的条件和动力。

三是虽然在假定条件推演出的经济均衡和有效率的经济学结论，在现实中很难存在，但不等于这个理论没有用，恰恰因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有了这个理论，使人类对经济管理从经验走向了科学。虽然经济学完美的结论，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是这个理论却告知了我们努力和逼近的方向和目标。给予了我们认识经济发展状态的一种标准。虽然形成经济结论的假定条件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如此完美的存在，但却为经济目标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提供了指导。
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对象相比，至少有

三个方面特点：一是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社会人组成的高级组织系统。其所具有的复杂性、多变性是自然系统不可比。二是经济系统是一个像人类生命一样的演化一个历史的过程。三是经济系统是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相关联的系统，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纯经济系统是不存在的。

2、纯经济体系研究的局限性

经济系统存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恰恰是被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被忽略和抽象去的东西。在现代经济学所描述的纯经济系统中，只有个体的经济人。而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人的行为不仅要受到市场自组织结构的影响，也受到与市场组织系统并存的公共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样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人的行为，不仅受到经济人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受到特定社会中的特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影响。经济系统的演化和经济周期的变化，也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过程，而是与特定历史结合在一起的演化过程。

实事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而是将这些因素作为影响经济的常数或假定为不变的因素来看待。既然这些因素是一种常规或常量存在，他们就不会成为使经济活动变形和扭曲的因素，从这个意义看，在经济研究中，将其抽象去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要使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具备常量要求，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影响经济活动的组织、政治、文化都是同质的，也就是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人，都生活在同样的政治、文化的社会组织中。二是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制度是稳定的。如果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建立的经济学大厦就会变形，甚至会扭曲。

由于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西方的市场经济不仅成长在一个同质的文化环境中，而且经过18到19世纪不断的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后，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与经济活动关联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也趋向稳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将影响市场经济的外围条件和环境，看成是没有变量影响的常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4 10: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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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进入20世纪以来，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没有与西方同质的文化，而且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影响经济活动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不仅不是一个常量，而且往往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变量因素。

3、机械经济学与华盛顿共识失灵

由此就可以理解华盛顿共识在指导转型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失灵的原因所在。华盛顿共识将以西方经济为对象主流经济学通过假定条件得出的结论，当成可以指导任何国家普适真理来使用，不顾经济学转型国家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阶段、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差异，强行地让经济转型国家接受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想化的纯经济模型，这显然会遇到障碍。

华盛顿共识天真的认为，被西方经济学家制造的市场经济模型，就像瓦特瓦特制造出的蒸汽机、像福特制造出的汽车一样，只要转型国家的精英们，学会了怎样使用这种机器，他们输出的市场经济模型，就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前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

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们和政治家，告诉前苏联的精英们，只要你们能够在短时间将旧机器拆掉，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帮助他们建立起一台新效率更高新机器。市场经济不仅可以像制造机器那样，按照他们设计原理就可以制造出来，而且也像输出产品一样，向国外输出使用。这就是西方经济学陷入的教条，而且也被其他转型国家接受的教条。从科学走向教条，就是一步之差。

4、在还原中找到中国改革独特之路

这个教条，就是在对西方文明的高度自信中形成的单极思维，在经济学领域的反映。要走出这个单极思维的教条的误区，在经济学研究上，就面临着从单极思维的经济学向两极思维的经济学转变。西方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规范的假设条件，形成的经济模型，作为转型经济的国家，我们不能搬来就用。

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通过另一极思维进行再次加工。另一极思维，就要把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舍去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一一进行还原。具体讲，就是立足于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现实，将市场经济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不是当作常量来看待，而是看成是一个变量。

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使被西方经济学得出的唯一解的理论模型，变成一个因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不同，因阶段不同的可以得出多个解的多个模型。立足于转型国家既定的环境变量，寻找与此相匹配的动态化市场模型，在不断实现市场经济成长与市场模式相匹配的均衡中，求得制度成长与经济增长的最优解，这就是两极思维经济学的核心所在。

两极思维的经济学，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遵循的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发的27年，之所以没有陷入西方经济学教条，陷入单极思维的误区，就在于中国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改革之路。这个中国特色，就是立足历史给定中国现实和制度框架，不断探索与此相匹配的市场制度模型。同时又不断地根据新市场制度成长的需要，在不断改革制度成长环境中，选择与新环境相匹配的制度模型。在多次寻求环境与制度、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均衡中，渐渐地逼近市场改革的目标。

在两极思维指导下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就是一个两极互动的改革模式，用形象的语言讲，如果在西方单极思维经济学指导下经济改革，是一种教条的移栽式的改革模式，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则是嫁接式的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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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改革模式：两极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

从中国改革模式演化看，1979年三中全会到1984年，为中国改革的启动阶段，在这个时期，通过上端和下端改革，确立了中国改革不能突破上限边界和必须建立的下限安全防线，由此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初步建立起来了中国的改革“鸟笼结构”。

从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开始到1988年，中国改革全面激活，使中国改革进入改革黄金时期。正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端稳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在这个鸟笼结构中，使中国改革遇到的改革与稳定、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农村与城市、稳定与改革、生存与发展、政治与经济、增量与存量等一类列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
  中国的两端稳定，中间搞活，三级链动结构示意图

（一）、界定改革不能突破上限，保证改革既定目标的实施

中国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决定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政治方针，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能利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最大可能性边界的界定。

对中国改革上限边界的界定，非常符合经济学关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确定的原理。经济学认为任何生产活动的进行，都是在一定的预算约束和时间预算的前提下进行，或者说是在可利用资源的约束下进行。现实的生产活动只能在资源约束形成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内进行，如果超出生产可能性曲线，缺乏资源支持，生产便成为不可能。但是如果在曲线内进行，离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距离越远则越会出现资源利用的不充分。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启动改革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了两大障碍，一是在改革启动之前，如何突破文革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意识形态和路线障碍，实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政治斗争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跨越了这一障碍。

第二个障碍是，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在开放中的环境中，面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的反差中，对西方的学习变成对西方的崇拜的风险；对中国传统体制弊端批评变成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否定的自由思潮和倾向。这种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市场，如果这种思潮不能达到有效的抑制，任其演变下去的结果，中国改革的方向就会从经济建设为中心陷入到政治制度再造的原苏联式的改革陷阱中。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方针，并将其上升到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高度。一个中心从方向上奠定了改革逻辑起点和目标，那么两个基本点则明确提出中国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

从资源的角度来理解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就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不仅仅是出于纯意识形态的需求而提出的，在这四个坚持中包含了这样一个内在逻辑：

四个坚持——对中国百年历史选择的肯定——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肯定——对执行党政府权威和能力的肯定——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肯定——才能对计划时期积累的社会资源进行利用。。

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存在着另一个逻辑：
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百年历史选择的否定——引发民族纠纷和社会动乱——对执政党权威和能力的否定——引发重组政党和重组政府——突破改革的边界——陷入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重建中——百年积累形成的社会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被颠覆性的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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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改革上限是对中国改革资源保护的安全线

甚至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人认为，四个坚持是中国改革开放无法摆脱的一个历史包袱或意识形态的包袱。其实在坚持社会主义背后包含了中国改革可以利用的一系列社会资源：

制度的资源：从历史和成本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制度时，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纯意识形态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社会成本获得的。在改革开放中，之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付出巨大成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主义包含着可以利用的有形和无形资源。

无形资源之一：民族统一和独立。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的统一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所以社会主义与中国民族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的统一与独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大的无形资产。

而且这个无形资产，是中国人民经过百年付出的巨大成本获得的。这个巨大无形资产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但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就会导致对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否定，对历史否定必然引发对民族统一史的修改，如此下去，经过中国百年努力获得无形资产，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

无形资源二：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资源。在中国百年的历史探索中，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在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具有潜在价值赋予巨大的预期。具体讲有两个预期，第一个预期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使中国走向独立。这个预期已经实现。第二预期是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动摇，就在于计划经济没有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预期。特别是在开放之初，凸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巨大差距面前，更强化了这种动摇。尽管到目前为止，仍有没有一个完善的对社会主义制度解释的理论，但中国改革实践得出的历史性结论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够使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初步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无形资源三：中国政府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建立的政府组织系统，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管理经济的功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计划管理理念、体制和组织具有许多弊端，这是中国经济改革需要解决的难题。

另一个功能是维护民族统一和保障社会稳定安全的政治功能。就中国政府承担经济管理功能而言，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看，也许是不合格的政府，这正是原苏联改革重构政府的原因，但是，就中国政府承担的政治功能而言，中国政府不仅是称职的政府，而是无法替代的政府。中国政府是唯一能并且有能力够给中国社会提供民族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秩序的政府。

其次，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政府管理体制，即使对于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权力集中的强政府，是制约市场经济发育的障碍，另一方面，权力集中的强政府，所拥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又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在保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市场经济、导入市场经济、启动和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讲，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原政府，既是中国改革对象，又是中国改革的资源。

有形资源：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国民经济体系，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政府同样具有双重功能，在计划体制下运行的国民经济体系，相对于与市场经济而言，是改革的对象，同时在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是原国民财富的保存体系，也是维持原经济存量的财富增长体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可以了解在中国改革过程长期存在双轨制，其实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得不选择的一种有效经济体制。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是由于与社会主义关联的不仅仅意识形态，而是包含了中国改革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物质资源。邓小平所确立的中国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既确定了中国改革方向，也形成了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原体制资源的保护线。正是改革上限的确立，才使中国的改革走向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渐进式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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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奠定了中国改革的下限

启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农村和农民问题。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工业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解构传统农业的过程。这个解构过程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两元结构的存在将是长期的。在两元结构中，一端是解构，另一端则是建构。在世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通常遇到的难题是，在农村一端由于解构的过程快于城市建构的过程，由此会引发出大量社会问题。

特别是对有8亿农业人口的中国而言，工业化带来的解构农业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过程。如何将农业解构过程中的风险程度降低到最低限，这是中国在工业化和改革过程中遇到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这个世界级难题，在中国改革的初期，通过8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得到了很好解决。从中国改革全局看，中国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产生的效应，远远超出了这项改革的本身。

一是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为中国的改革建立起了一道下限锁定政治和经济安全防线。

按人口的均衡分配承包的土地，为中国8亿农民提供了一个起码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基础。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不论是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还是从城市再返回到农村，由于有一块土地的存在，就会给农民提供起码生存条件，不会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流浪街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承包制对于中国农民是一种独特的保险制度和最低限的安全制度。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央就非常重视这条安全防线的建立。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颁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个“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实现了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以及此后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政策的出台，这表明中央始终没有忽视这条安全线的建设和维护。

“只有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才能稳住八亿多农民的心；只有把八亿多农民的心稳住，才能把农业搞上去；只有把农业搞上去，才能把整个经济稳住；只有把经济稳住，才有利于社会和政局的稳定。” （《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文章作者：田纪云）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出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表面上看，限制土地流动确实与推进市场的规则不符，所以一些学者对限制土地流动的制度颇有微词。他们只是从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角度看到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而没有看到在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土地对于中国农民所具有的生存功能和对中国改革所具有的下限保障、安全功能。

在中国的工业化尚不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时，过快地推进农业产业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将土地功能锁定在首先保证生存空间前提下的选择，表面上看是一种保守的作法，事实是一种风险最低的选择。

其次，在80年代成功的农村改革为市场经济前期发育提供了酵母。

国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要素准市场化的改革。这项重大的改革为交换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前提。在农村改革中农民从公社社员向自由农民身份的转换，为中国市场经济提供了最早的市场化的劳动力。正是土地要素的准市场化和农民获得的自由身份，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条件。正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才有了中国计划体制外，真正依靠市场而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资本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总之，联产承包制的改革，不仅形成了中国改革的安全防线，同时也成了催化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最早的酵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4 11: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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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农村改革的显示出的制度创新效应，给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形成极大激励动力。无论是农村承包制的改革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是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国家没有资金和物质投入的前提下，仅仅通过制度安排创新就释放出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

1992年，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把它称之为“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乡镇。”（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8页）
（四）、在界定边界、廓清改革空间的前提下，启动了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改革，双轨制式价格体系

改革，由此形成了稳定两端，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

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启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选择的从高端意识形态调整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到底端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中国改革最具有创举的两大改革。正是两个系统的改革，不仅成功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而且也成为将中国改革导入成功之路的奠基工程。

以意识形态调整和改革方针确立为支点启动高端改革，使中国改革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项改革廓清了改革的观念障碍、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界定了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一些人理解的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庞大的物质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

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社会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制度转化成本。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比社会主义更优越。仅仅是这种制度转换的成本足以使中国的经济倒退10年活更长的时间。在中国在改革启动之初，面临一念之差的选择，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节省了巨大的制度转换成本，如果不选择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就会陷入一切推倒重来的陷阱。

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选择了中国最需要改革的群体作为改革主体同时，也找到了改革最大内在动力所在，由此使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改革。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城市和工业是计划体制强控制区域，而农业和农村恰恰是计划经济控制的薄弱区。

同时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群体又是计划经济的收益者，而农民则是计划经济最大受害者。因此农民这个群体对改革需求最强烈，农村作为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中国改革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找到了改革内在动大最大、最容易取得成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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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与下端的改革对中国整个改革作用，还更多地表现在这两项改革所产生的“链动效应上”。正是上端的改革，廓清了观念和传统意识形态障碍，才使农民成为敢于冲破旧体制最早的改革者，同样正是高端改革的启动，突破“凡是”束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大环境，才使农民最初的创造性改革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使民间改革变成了中国有组织的改革。

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后，形成的对全社会的示范和激励效应，由此引发中国改革从两端向中间深入。城市和企业的改革的启动，以及渐渐式的价格体制改革，又形成了对政府改革的推动，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改革的形成，使起始于上端和下端的改革深化为中心搞活、全面激活的改革。中国改革从高端到下端，再深入到中间的改革过程，成为中国改革最佳的选择。

三、“鸟笼结构”改革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在80年代建立的稳定两端，搞活中间的改革模式，主要完成了以下改革任务和使命：
1、在政府的主导下，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市场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制度。
  
2、在持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资本、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引进。以2001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初步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

3、实现了按照改革模式设定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同步进行的改革目标。原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走的是一条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体制转型的改革道路，而中国改革奇迹就在于同步成功地实现了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成功地落地，而且也完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转变，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发展起飞时期。

4、实现了改革之初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初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980年的  元人民币增长到960。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5亿下降的3000万。人均GDP由1978年232元增加到2001年的5924元，23年时间翻了近三番1978年我国的人均ＧＮＰ只有190美元，1978年我国的人均ＧＮＰ只有190美元，1999年达到78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首次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0年已升至840美元。

经济改革就发射火箭一样，需要多级推动才能进入预定轨道。两端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改革模式，是适应中国改革初期的需要而建立的。随着时间推移，当鸟笼中的鸟不断长大时，就有一个改革模式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90年代末开始显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80年代形成模式框架，已经成为严重约束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一)、在土地联产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的下限边界，无法承担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保安全、抗风险功能。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个“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时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改革发展最好时期。此后，从90年代年到2004年，尽管三农问题不停地讲，但是在解决问题的具体举措上，农民问题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状态。

譬如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支出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其中一大半是农林水事业单位的“人头费”。在80年代承包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被不断升级的各种收费增加农民负担所抵消。由于在农村既缺乏足够资金投入，也缺乏所需要制度创新供给，使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到了不堪负担的地步。

在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连续下滑、耕地撂荒、部分农民有组织抗争、宗族势力抬头、民间非法组织猖獗等潜在政治问题。从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改革红利则逐渐变成了赤字。中国农民的问题不仅是农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

杰亮

（二）、在改革开放初，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防御为主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不适应已经变化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从新角度确立新边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目标，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邓小平同志曾讲，这是一个百年不变的目标。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改革从外围深入核心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增长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不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已经过时，而是需要更丰富、更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对改革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识形态，进行进一步提升和发展，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以四个坚持为内容界定中国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也不适应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改革新的上限边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从防御性坚持向建设性坚持转变。

在过去的20多年中，通过对意识形态微调，只要做到“坚持”，守住这条防线，避免由此引发的连锁性的制度转换就可以了。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构一套新的政治制度，而是如何使现有的政治制度积存优越性，以及与制度关联的社会资源如何发挥的问题。

现在提出从“防御性坚持”向“建设性坚持”转变，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积存的优势已经释放完毕，而是说从坚持的角度所利用的优势资源已基本释放出来，现在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挖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就有一个如何从更高级层次，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新要求的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另一方，这个新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建设过程，而是一个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高端嫁接问题。

如果说在80到90年代，我们所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结合，那么现在我们面临则是在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新政治体制基础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高端嫁接。

（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搞活遇到了新问题。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开放安全等问题，使中国对外开放的成本增大，收益递减。

两端锁定、中间搞活的改革模式，为中国改革开放拓展了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安全保障。如果说在80年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来自乡镇企业，那么90年代后，随着两端锁定，中间搞活模式的形成，吸引外资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

2006年1月26日，据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表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称，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的9月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目前我国每年利用外资企业占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1/1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企业交纳税收20%以上。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达2200万左右。

外资企业在改变我们的传统的经营方式、经营观念、提升市场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远超出数字的范围。但是我们从外资对华直接投资（FDI）获得种种收益，不是天上掉下来馅饼，我们是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和税收，让外商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为回报的前提下进行。

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尽管我们在招商引资中，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但相对于我国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收益而言，对外招商引资给我国带来的主要是正收益和正效应。更具体地讲招商引资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一个收益递增的良性循环。

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招商引资，除了付出土地优惠、税收以及其他的政策优惠的代价外，我们获得基本上招商引资给我们带来的净收益和正效应。因为在这个时期既不存在贸易摩擦，也不存在明显经济安全问题。招商引资给我们不仅带来了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的示范效应，还带来了引入技术的溢出效应和GDP的增长，以及税收的增加和就业。在这一时期，招商引资的规模和速度增长越快，我们所获得的收益越大。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4 13: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