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在“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时往往借用旧的语言。换旗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从西方借来的、并不十分合适的语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好像是一种更合适、更有用的语言。不过,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到,当“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时,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大的背景。
一.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主导的改革,其直接对象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而其决策层在指导思想上共识的达成,则主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党内思想从极左路线禁锢下的解放,第一个突破口当然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似乎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这岂不胡闹?!文革确实是场闹剧。但以闹剧形式出现的文革,要解决的其实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反修防修,指的无非是防止革命政权蜕变为与工农敌对的异己力量、防止革命精英蜕变为新的剥削压迫阶级。
这个权力异化问题的存在,对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理论家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个常识——没有先锋队的领导,革命不可能成功;可是成功后的精英们,大权在握,控制着国有(按列宁的说法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其使用,怎么才能防止他们蜕变成特权阶层(即通过政权、作为精英整体的一分子享有剥削成果)、防止他们化公为私、变成新的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这是任何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至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却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动员群众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对之期许甚高。
文革失败了。但文革提出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对失败的文革的反弹,这些问题被掩盖起来甚至被彻底否认,因而不但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更加难以处理。不受制约的官员,上下通气、官商一体;或寻租设租,或直接下海;或伸手要(可与西方老总匹配的)巨额年薪,或热衷于黑箱炒作改制,直接攫取国有资产,成为大资本家。所有这些,无非只是“权力异化导致新剥削阶级产生”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当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在改革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为主要的理论视角。
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题,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