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其次，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政治竞争的实践，通过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博弈，通过法院对于典型案例的判决，逐步形成一种政治竞争的行为规范，使社会对于什么是政治竞争中的正当竞争，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能够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国政治竞争（斗争）的传统准则之一是“兵不厌诈，出奇制胜”。在这种文化下，多党制很可能会演化成宗派制。从民国初年导致宋教仁致命一枪，到当今台湾导致陈水扁胜选一枪，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不讲规则只讲目的。如果这种文化继续蔓延，对中国政治发展是不利的。我认为在中国建立多党制已经够难了，而建立多党竞争的良性秩序将更为艰难。因为前者是一种正式规则的转变，而后者涉及大量非正式规则和传统观念的转变。

最后，需要考虑“均衡政党数量”和“最优政党数量”这两个概念。最近有人提出用一党多派来代替多党民主。我认为这个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一党多派若要实行必须是基本理念相似，操作层面可有分歧。但是如果一个党内的基本理念也不一致，那么党的运行机制一定非常低下，无法运行，无法作决策。所以短期来看作为过渡方案，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长远来说是行不通的。而且从整个世界来看，没有实行这种做法的先例。

三、竞争普选的实现过程

渐进式地实现竞争性普选制度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从农村到城市，即先从农村政权开始，再发展到城市政权；2.从基层到中央，即从村镇街道基层政权开始，分阶段逐层上移，最后到中央政权；3.从民意代表到行政首脑，即每一级政权都先从人大代表开始，然后到行政领导；4.利用现有形式，引进竞争机制；5.从党内竞争开始，逐步放宽竞争范围，最终实现多党竞争。

从农村到城市
农村的普选制度有几项制度必须配套实施：
1．村民的初级和中级9－12年义务教育制度必须落实。在村民都是杨白劳的村庄实行普选的效果不会太好。

2．如何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中国农村历来宗族文化传统深厚，实行村民选举制度，很可能出现一些大姓宗族掌权的现象。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大姓宗族的暴政，需要建立公正的司法体制，使受到欺负的村民有冤可述；同时要落实村民的自由迁徙制度，允许弱势村民用脚投票。

3．如何防止出现农村的贫富分化。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义务教育制度；另一项制度是前面提到的自由迁徙制度；第三项制度可能是农村的合作信贷制度；第四项制度可能是建立土地的累进遗产税制度，防止出现规模过大的土地兼并。

4．如何处理民选的村镇领导与上级政府非民选领导的关系。这是民主化初级阶段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是如果处理失当，会妨碍民主化的深入发展。

5．如何防止民选领导的短期行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6 01:37 编辑 ]

杰亮

由于本书目前假定中央核心领导决心推行民主化改革，于是下面将着重考虑竞争选举制度在城市里的建立和巩固。首先进行城市基层政权（社区和街道）的人大代表的自由竞选。由于民主的形式已经存在，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取消完全由共产党上级组织推荐候选人的制度，实行基层人大代表竞争普选，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不同地区，尝试两种不同的选择行政长官的方式：一种是让人大中的多数党确定当地行政长官，不需要再进行普选。

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选举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因为行政长官的措施不太会被人大否决；其缺点是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另一种是由当地选民进行直选，首先是不同的政党提出自己的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进行竞选，最后由选民投票表决。这种方式优点是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会受到较多的制约，相互牵制防止出现暴政；其缺点是可能增加选举成本。中国需要进行试点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

与自由竞选相配套的制度是：1.废除党禁党限制度；2.媒体自由化，废除预审制度，包括创办媒体的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3.最关键的是废除行政领导必须是中共党员的制度。

（二）从地方到中央
这个问题较好理解，这里仅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要处理好民选的行政长官与上级政府非民选行政长官的关系。这是竞争普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是如果处理失当，会妨碍民主化的深入发展。

其次要建立一个对不同党派持中立态度的，实行常任公务员非党化的，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没有一支中立称职的公务员队伍，行政长官的变动势必在一段时间里引起行政效率的下降，就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引起一般公众的不满。

再次是解决落选人员的安置问题。

第四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贿选。狭义的贿选定义为直接用货币收买选举人。但是选举一旦扩大到城市，随着选举范围的扩大，这个问题不会太过严重。因为随着选举人数的增多，贿选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要解决狭义的贿选就必须扩大选举的范围。广义的贿选包括竞选者为了赢得选票所采用的一切无法兑现的承诺和虽有可能兑现、但是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损害的承诺，包括那些偏重于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承诺。

一旦这样的竞选者成功上任，那么他所推行的政策在长期就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害。对付广义贿选现象需要通过宪政法制来确保个人的自由，防止民主政府对于收入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过度的民粹主义的干预。否则，一旦广义贿选成为公众容忍的选举文化，社会将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巨大代价来克服之。

贿选现象的最大危害是它在民主化改革的初期会败坏民主的声誉，使普通民众反感民主政体，他们可能宁愿要一个清廉的专制统治者而不要一个靠贿选上台的政客。

杰亮

第五个问题就是黑金政治。黑金政治是竞争普选制度下很容易出现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又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处理，将使得竞选政治堕落为各种利益集团轮流分肥的制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必须实现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必须先行一步。以便及时揭露各种各样的黑金现象。同时，司法的独立化进程必须伴随而行。当然，这一切都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就是以私有制为基本产权制度的市场化的均富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是最容易产生黑金政治的。

第六，竞争普选制度下很容易出现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又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出现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政策：性别歧视，族群歧视，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城乡歧视，区域歧视。因为如果处置不当，中国的一些民族杂居、宗教信仰多重的地区在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现波黑化的局面，严重者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但是以汉民族独大的国家，为了防止出现民族分离现象，自下而上的推进竞争普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有很多人都谈到联邦制问题。中国是个大国，从长远来看联邦制是值得考虑的，有很多政策不能由中央一刀切。但是我认为联邦制最好还是放在民主化改革之后，因为民主化若没有实现就推行联邦制就很容易形成一大批的小独裁者。这些小独裁者很可能会闹分裂，闹独立——尤其在民族地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像美国、印度，是不会因为多种族多宗教而分裂。但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分裂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从前南斯拉夫到前苏联都是如此。

如果上述贿选（尤其是广义贿选）、黑金政治和歧视性政纲不能有效遏制，就可能引起民主化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衰退，就很可能导致民主化改革的倒退。因为大多数公众很可能不愿意为了一张选票而损失一大叠钞票。我认为应该在城市基层政权的自由选举进行了若干轮以后，再总结经验，制定选举法。作为一种配套性措施，在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的选举由基层逐步向上推进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应当先行一步从基层开始逐步向上推行自下而上的选举。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共产党和合法反对党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历史性妥协。波兰在这方面的转制就做得比较成功。而这种历史性妥协的一般特征是：威权统治者接受竞选失败的结果，而反对党同意在掌权之后不追究威权统治者曾经做过的错事。即竞选的各方都承诺一个相互保障机制，以降低竞选失败的损失。这样一个互保机制不会长存，一旦持续二十年，就会自动消亡。

四，司法独立的实现过程

司法独立同样要渐进式进行，需要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垂直化阶段和非党化阶段。司法独立的第一阶段首先实行垂直领导，使各地的公检法司无论从人事还是财务上都不再隶属于同级政府，不必听命于同级政府，使中央一级的公检法只对全国人大和政协负责，其最高领导由国家主席直接提名，由全国人大和政协审批任命，其中大法官的任期应当参照美国的做法。

垂直化的过程也应该是渐进的，即首先把司法系统中最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干扰的部分垂直化，以便减少地方政府对于行政诉讼和跨地区经济诉讼的干扰；然后逐步把整个司法系统垂直化。垂直化阶段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保证公检法司各级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能够起码不低于非垂直化时期，否则垂直化改革将受到他们的抵制，难以成功。比如富裕地区的公检法机关就可能不愿意垂直化，因为一旦推行，则工资水平较目前来说就会下降。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独立的第二阶段是实行司法非党化，首先是处理行政诉讼事务和行政官员诉讼事务以及处理选举过程中的违法现象的司法机关非党化，以确保司法公正，以便公正处理竞争普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舞弊行为。

杰亮

五，军队中立的实现过程

军队的非党化中立化同样应当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共产党内部民主派领导的民主化改革过程当中，过早地实行军队中立化非党化可能不利于民主化进程。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党内民主派可能需要通过军队来粉碎党内反民主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反抗，起码是把军队作为一种对于反民主势力的威慑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内会产生民主化领袖吗？

影响这个问题的因素有：党内干部选拔制度，党内派系斗争格局，领导人个人受教育的背景、党内履历和权谋水平，国内政治压力，国际环境压力等。比如当年赵紫阳就是有这些能力的人，但是89年后他退出了政治舞台。因此，只有三种人会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岗位：第一种是坚决反对民主化改革的人，第二种是拥护民主化改革，但是极其善于隐瞒自己政治倾向的人，第三种是起初拥护一党执政，但是进入核心领导岗位以后由于党内、国内和国际情势所迫而改变观点的人。我个人认为可能性较大的是第三种情况。考虑到党内现状，实用主义者越来越多，因此前两种人进入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几率应该不大。

那么以实用主义者为基本成员的核心领导圈，会产生倾向于民主化的领导人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一个是他们可能会受到一定民主观念的熏陶，另一个可能就是党内出现派系斗争。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危机局面，比如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消失，美国互联网经济拉动作用接近尾声。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官员的腐败又没有遭到遏制，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与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将通过一系列事件表现出来：劳资争执、失地上访、游行示威、由于贫困引起的偷盗、由于受到富豪或官府欺压而引起的恶性暴力犯罪、等等。

面对这种经济下滑，社会动荡的局面，党内会出现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人可能主张加强控制，压制媒体对负面新闻的报道，限制上访，严禁游行示威，等等；而另一派人则可能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来遏制官员的腐败，舒缓社会压力。这种争执从个人角度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权力斗争，主张民主化改革的人也许并不是从理念上真正赞同之，不过是为了与另一派争权而争取民心。然而一旦打出了民主化改革的旗号，他就不得不一路走到底了。也许开始他只愿意进行肤浅的改革，但是形势将拖着他一步一步走到底。

如果民主派的领导人在核心领导圈里具有更高的位势，比如说是总书记，或者在军队及其它强力部门有更深厚的人脉关系，那么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将会更加顺畅。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产生这样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能产生，那么境况就会比较糟糕，那么就会出现我下面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杰亮

第三节   自下而上突变式民主化的可能路径      

一党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能否持续的概率就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迅速准确把握社会对于各种公共物品的需求，二是能否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具体地讲就是能否发现主要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一党持续掌控权力的最高记录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从1919年一直到2000年。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不会打破这个记录。但是党内保守派长期维持威权政体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党的执政能力的衰退，并引起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从俄罗斯自17世纪末彼得大帝的改革至20世纪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样一个长达300年的长时段历史来看，专制的政权即便不懈地追求经济增长，只要始终不愿意放弃专制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或者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用另一批人的新专制代替前一批人的旧专制的革命；或者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突变式民主化演进。如果保守派维持了一党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但是没有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官员腐败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导致人民不满，导致社会动荡。如果执政党内部的保守派一味高压公众的民主倾向，将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激起民变。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及1949年掌权以来，一直未能建立规范化程序化的最高领导人遴选制度。缺乏规范化程序化的领导人继承规则将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在出现社会危机时，党内围绕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很可能将展开激烈的派系斗争。

由于缺乏正常的党内民主制度，派系斗争将可能出现失控状态，不排除其中有一派会打出民主化的旗帜，谋求社会公众的支持，这时党内民主派与社会中的不满公众将上下呼应，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动荡局面。于是党内的保守派将求助于军队武警。这时，武装力量的态度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支持保守派，中国将再来一次“六四”。这个时候就要看中国武装力量的态度，看他们是否能保持在1989年时候的状态。我们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最近缅甸的经验看，军队也是会变化的，有可能不再倾向于保守派，那么出现自下而上突变式的政治民主化的概率将非常高。

如果中国不进行民主化改革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具体地讲，2010－2020年期间，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关键时刻，那时有几个重大因素将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化改革：一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那时将枯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被迫转型。二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工业人口城市人口比重将开始超过50％，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将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出现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之痛”的发展阶段。三是美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趋于尾声，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康德拉捷耶夫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出现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期。四是台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最后期限。

五是各种宗教将在中国汉民族区域展开竞争，争夺世界上最后一块宗教真空地带。六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将发展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七是中国共产党到了又一轮接班人的遴选时期。这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新问题将是对于中国一党执政威权政体的严峻考验。考验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如果共产党能在十八大或是十九大进行改革，那可能会逐步稳定度过。

但是如果到二十大还不进行改革，那么还有没有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就难以预料了。如果中国能够在政治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顺利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21世纪后半期就可能成为中国世纪。如果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会因为政治问题而衰退。如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治问题而出现了大幅的衰退。如果中国既无法在一党执政威权政体下解决这些问题，也无法通过民主化改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在21世纪末将再次沦为国际社会的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6 01:33 编辑 ]

旭光

此文有许多切中时局的分析，对中产阶级的分析，对媒体，党禁，结社自由，尤其是提出共产党员实际上由两类人组成：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目前的表现，还有民主政体中公民的位置，社团组织的黑社会化问题的解决，都有独特的意见。其中分析了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党员特点，都有些积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后面，对农村，军队等等分析，也是比较适中的。

期待这样的好文，能够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有所帮助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旭光 于 2008-7-6 02: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