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张旭昆，1953年生于浙江杭州。1982年杭州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现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 主要著作:《思想市场——分析经济学说演化的一个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代表性论文有:“思想市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演化”(《社会科学》1993年7期)、“私有制：产权制度自然演化所趋向的均衡状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春季卷)、“民营化：中国经济的希望之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2期)等。本文原为天则研究所的第35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的讲演，主讲人是浙江工商大学的张旭昆教授，题目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路径」。主持人张曙光介绍说：这是张教授最新力作《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未能出版的部分，内容关连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涉及面较广，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都牵扯到政治体制的因素。蔡定剑、王焱、韩朝华、崔永东、于建嵘、 王建勋、 盛洪等学者围绕张旭昆的报告展开了研究讨论。编贴时题目作了变动。本栏分两次予以介绍。

张旭昆：首先非常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次机会，也很高兴认识那么多新朋友。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我的书未能出版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三编，那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制度演化。第一编是基础理论，第二编是对社会主义已往的经济改革的回顾和解释，第三编原本设想是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但由于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故没有出版。在此再作说明，我是学经济学的，如果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见解有所不当，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建议。

一、威权政体民主化的两个阶段和三种可能方式

研究转型政治学的学者往往将威权政体民主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主的转型期，二是民主的巩固期。前者指开始了广泛参与的自由竞争的领导人选举，后者指不再有人期望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推翻民选领导人获取政权。巩固期就是有无下台后重复上台的可能性，按此标准而言，台湾省应该是已经进入了民主的巩固期——国民党下台后经过两轮选举又重新掌权。

若民主化过程是渐进式的，民主转型期又可以区分为三个界线未必非常明确的阶段：一是从极权政体走向强威权政体；二是从强威权政体走向弱威权政体；三是从弱威权政体走向民主政体。民主巩固期可能使民主定格于一党独大的体制，也可能由一党独大演化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

国外学者往往用不同术语对威权政体民主化的方式进行分类，用中国人易懂的术语可以将威权政体民主化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1.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或者说改良，即由执政者或执政集团主持的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它往往具有渐进的特征。比如说是中国台湾的民主改革。2.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或者说革命，即由在野的反对党派通过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威权统治集团而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它往往具有突变的特征。比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的民主革命。3.上下结合的民主化，即由在野的反对党派与威权统治集团通过谈判协商而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除了民主化之外，还有两种可能：4.原先的威权统治者也可能在一定时间里继续维持统治。5.由新的威权统治者代替旧的威权统治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6 10: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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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上述五种情况发生概率的直接因素首先是威权统治集团与反对党派的相对力量对比，其次是这两个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相对力量对比。

在威权政体民主化的过程中，威权统治集团有可能出现两个对民主化持不同态度的派别：民主改革派和保守派；在野的反对党派也可能出现两个对民主化持不同态度的派别：温和民主派和激进极端派。

1.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强大，那么自上而下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2.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弱小，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相对强大，那么自下而上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3.如果统治集团和在野的反对党派势均力敌，且统治集团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强大，那么上下结合的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4.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但是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弱小，那么原先的威权政体在一定时间里继续维持的概率将较大。比如北朝鲜就是这种情况。

5.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弱小，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也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弱小，那么新的威权统治者代替旧的威权统治者的概率将较大。

决定各种情况概率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背景和历史文化根源。

这些社会结构背景首先包括以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为基础制度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与之相伴的工商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三个因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最近有些西方政治学家作了计量分析，认为人均国民收入在统计上与民主化进程的联系并不显著。但我认为仍然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东一些石油国家人均收入很高而仍处于专制政治体制，其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民主化的概率是很高的。当然也不排除例外，如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其民主化程度却很高。从大趋势来说，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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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有助于增强威权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改革派以及在野的温和民主派的力量。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增强一种要求社会改变威权（甚至是极权）统治，增加公民自由的社会压力，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对社会经济出现剧烈变动的情绪，希望出现的是一种不妨碍经济增长、不引起财富和收入分配急剧变化的渐进而且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倾向于渐进式民主化，因为政治体制的突变式转型，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失序状态。我年纪大了，担心退休工资没有着落。哈哈。若出现失序状态，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工商业者将受损，虽然他们在民主政体建成后得到实施收益。

中产阶级的壮大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得社会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虽有差异但并不对立，可以通过相互妥协来实现双赢或者多赢。因此它不会滋长一种极端的情绪，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使得在野的反对派温和化，在野的激进极端派往往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在野反对派的温和化倾向又会反过来佐证威权政府内部的民主改革派的合理性。这两个派别可以起到一个良性的互动作用，会互相激励。

第二，如果在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不幸滑入了富豪——权贵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的方向。现在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处于这种状况了。在这一方向上，往往出现官商勾结的私人资本的势力强化，政府官员腐败趋势的强化，公子党经济政治势力的强化。这些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预期成本将超过预期收益，因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可能失去威权政府的庇护和经济特权，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私人企业主就极有可能成为威权政府的拥护者；腐败官员和其它威权政体时期有经济政治劣迹者在民主体制下可能会受到清算和惩罚；公子党成员将可能失去其政治特权，所以他们一般会站在保守派一边，增强威权统治集团中保守派的力量。这一方向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将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往往会激化在野的激进极端派的态度，强化他们的力量，因为日趋贫困的穷人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野的激进极端派势力往往最强大。

第三，威权政体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倾向。如果他内心倾向于民主，那么上述第1，3两种情况的概率将大大提升；如果他内心倾向于威权政体，把威权政体下的“明君、贤相、清官”三位一体作为所追求的理想政治体制，那么上述第4种结果即威权政体继续维持的概率将大大增强。历史多次证明一个能同时兼顾个人权威和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精明强悍的威权领导人，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也可能通过高压手段使国家处于恐怖稳定状态，从而完全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维持住威权政体。至于他身后出现什么局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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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的可能路径

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就是由开明的威权领导人宣布废除党禁党限制度，开始多党竞选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民主化进程。台湾模式是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有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经济体制已经由原来高度集权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变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起码是完成了大部分转变过程；在高度集权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中是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民主体制的。

二是威权统治集团面临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难题。这些难题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当中央政府放松控制的时候会出现地方政府的妄为，而加强控制又面临用什么指标体系来考核地方政府的难题。

难以在威权体制下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二是最高统治者往往难以兼顾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官僚体系的特殊利益。具体地讲就是难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政府官员不断增多、官员个人不断腐败的趋势。我们最近在推行“大部委制”，但是我个人认为除非政府预算受到民选代表的监管，否则大部委制的效果不会太理想。这种趋势从长远来看是有损于最高统治者利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通过整个官僚体系来贯彻自己的目标和政策，这就需要一系列激励机制，而这种机制在长期当中只能是维护和照顾官员们的个人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想尽办法抑止整个官僚体系的上述趋势，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难以在威权体制下有效解决，中央政府很可能首先推进基层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如中国当前的村民自治，村镇选举。因为中央政府对于农村基层地方政府的种种不轨行为实在是已经没有什么自上而下的有效办法来加以解决了。当然这个动机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第三个前提就是一批主张在经济市场化私有化的基础上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政治领导人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权力。

这三个前提中第一和第二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我国的转型虽未完成但也成效卓著，特别是相比于俄罗斯和东欧这些国家应该是较为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衰退，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这就为共产党继续推行一党执政提供了信心。带领全船度过惊涛骇浪的船长，为何仅仅因为不是旅客选举出来的就要更换。共产党带领改革三十年，虽说并不完美但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故此共产党完全自认为可以继续承担领导责任。

转型过程的主要不良副产品是官员的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在最近十年的扩大，弱势群体出现相对贫困化，个别的绝对贫困化。如果这些不良副产品没有被共产党领导人所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那么公众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引起一党执政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如果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短期中就不会引起一党执政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现在海内外自由派民主人士的困厄与尴尬就在于此。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民主化无法启动，而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民主化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正在被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一点点地加以解决，或者正在准备解决（能否解决则另当别论），如官员的腐败问题，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下岗就业，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会认为没有推行民主化的必要，因为他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因此，在没有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是否会启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看，前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先例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6 01: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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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考虑的是，如果假设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所需要的三个前提条件都具备了，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那么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民主化将分为几个阶段和几条线索。问题的关键是在上述假设成立时考虑未来之路如何走。当然这个假设是否现实存在值得讨论，但如何使其成为现实更加值得研究。

鉴于以上假设，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化可能分为两个比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比较接近极权的威权政体过渡到比较开明、开放的威权政体，即政治自由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开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化，即政治民主化阶段。

第一阶段，将逐渐实现表达自由；在政权的基层（或许包括中层），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形式化选举将发展为具有一定竞争程度的实质性选举；党内民主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党政关系将由以党代政过渡为以党领政。同时仍然保持党禁、党限制度，中上层行政长官仍然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第二阶段，将逐步开放党禁，由非竞争的一党执政过渡为半竞争的一党独大制，再过渡到真正的多党制；党政关系将由以党领政过渡为以党辅政；各级行政长官及民意代表将逐步由下而上实现实质性竞选，最后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竞选；司法独立，逐步实现三权分立；军队将非党化、国家化。

当然这两个阶段当中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可能会有交错，我用以下图形表示这两种可能的路径。其中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可以分期完成，也可以同时进行。

下面的分析将围绕“表达自由”来展开，因为这是实现民主化的很重要的环节。首先我将以前党控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具体制度归纳为以下四条：
1.控制媒体的种类和数量。
2.控制媒体的内容。
3.控制媒体的经费财务。
4.控制媒体的组织人事，尤其是领导人。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对媒体实行严格控制。上述第1，2两条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关键性制度。而第3，4两条，尤其是第4条，是第1，2两条的保障。在上述四条制度控制下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界，如何通过渐进式路径走向自由化呢？

路径的第一阶段是由严密控制到开明专制。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演化，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政府财政难以完全满足所有媒体对于各项经费的需求。二是经济市场化商品化造成的广告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媒体经费注入的又一条重要渠道。三是改变上述第三个控制手段并不直接妨碍上述第1，2条制度，所以主管部门对此监管就不会特别严厉。

但是第三条制度的松动化会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正面后果是媒体的亲民化，即媒体发布的内容更倾向于考虑普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宣传部最关注的问题。越是依赖于非政府经费的媒体，亲民倾向越明显越强烈，所以小报的阅读范围要广于党报。这种亲民化的倾向造成一种舆论压力和民心向背往往迫使党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一点一滴地放宽许可的标准，而媒体在其间则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媒体的生存离不开非政府的经费，离不开市场化的社会，它们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永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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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后果是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这种媚俗化虚假化的倾向造就了一个从私利出发反对加强意识形态管制的媒体从业者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很可能从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角度削弱了意识形态管理人员的管理意志。毕竟对于大多数的管理者而言，数钞票显然比背教条更具吸引力。败德的媒体从业者与同样败德的媒体管理者，就可能这样狼狈为奸地摧毁了正统意识形态的防护堤坝。历史上的好事情并不都是好心人办出来的。

媚俗化虚假化带来的消极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这种媚俗化虚假化的倾向往往形成公众的改制成本，使相当一些人感到自己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受到了亵渎，感到不能适应；担心自己的孩子由于媒体的教唆而学坏，要采取措施防止孩子接触媒体的不良内容。这就成为他们要求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加强媒体管制的充分理由。

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是希望取消思想专制，能够围绕严肃的问题自由地发表各种意见。想不到媒体一旦得到自由，更热衷的却是媚俗和色情，严肃的话题反而无人问津。种豆得瓜，无比尴尬。这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获得表达自由后的苦恼。

在这一阶段，媒体的自由化进程处在一种十字路口，很可能发生反复，回到严密受控的状态中去。决定下一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因素：一是公众及倾向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如何看待这种媚俗化虚假化倾向；二是准备通过什么方式来抑止媒体的这种媚俗化虚假化倾向。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因为市场机制给人们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抑止奸商的最好办法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而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加上公正的司法。为了抑止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倾向，倾向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将非常可能模仿市场，引进竞争，加强法治。公众也可能更倾向于诉诸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遏制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倾向。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旦放松管制，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而后就会有人以此为由要求退回原状。

如果用正常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推行自由化，那么媒体自由化的进程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已有的媒体在利益的诱惑下通过与管理部门的博弈而争取到逐渐放松管制的结果，使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制度得以松动，使其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处于形同虚设的状态；但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制度仍然存在，行业进入的原有限制确确实实在继续发挥作用，没有任何松动。第二阶段的特征则是倾向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领导人逐步放松到最后取消准入限制，实现媒体行业的自由进出入，通过民间资本的进入和大部分原有媒体的民营化，最终使前面第一、二、四种制度都趋于消失，形成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政府媒体与民间媒体多重竞争的局面。

但是第二阶段的媒体自由化进程将面临以下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媒体自由化以后可能出现的负面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自由化后可能出现以下情况：第一，.一些媒体可能宣扬各种极端的政治和宗教观点, 而这种现象在第一阶段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在第二阶段却完全可能出现。第二，一些媒体的媚俗化虚假化倾向，这一点相对来说危害程度较低。第三，一些媒体可能专门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这种现象在第一阶段可能是比较隐蔽的，但是在第二阶段却完全可能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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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种负面现象中，各种极端观点应该受到有效遏制，因为表达自由决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表达反对表达自由的观点，言论自由决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宣扬反对言论自由的见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底线，那么如何来控制这个底线？我认为有必要制定新闻出版法，其宗旨是保障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其内容主要应当是为表达自由划定一个宽松然而明确的底线。所谓宽松是指它只提出有限数量的禁令，明确指出什么东西是不能谈的，比如种族主义等，凡是未被禁止的一概可以表达；所谓明确是指它的禁令没有含糊之处，不能随意解释和改动。对于违反新闻出版法的媒体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媚俗化虚假化倾向的解决主要依靠竞争，而且是长期的竞争，同时辅之以一定的法律手段。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长期当中，正面的东西和媚俗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动态的平衡，而不可能出现一面倒的现象。

如何防止媒体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喉舌，这个问题将主要依靠媒体的多元化来解决。媒体多元化使得某些媒体不能单为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讲话，因为存在着广告因素，制约着媒体过于袒护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是财务上的制约。如果一个媒体过于偏袒某个利益集团，那么就会损失一部分读者，影响广告收益。这个因素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各个媒体都承受硬预算约束，即便是政府控制的媒体也不能例外。媒体的自由化是保障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表达自由的必要条件，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也要社会承受一定的成本和代价。

在媒体自由化进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如何安置原有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各级宣传部、广电厅、出版署、等等）及其工作人员密切相关。因为这些部门和人员很可能成为媒体自由化改革的受害者，部门撤消合并，人员转行下岗，原有观念废弃，这些都可能导致他们在物质、金钱、权力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如果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员所可能受到的损害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将成为媒体自由化改革的激烈反对者，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我的基本观点还是要首先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要缩小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的权力，让它们名正言顺只负责管理共产党的宣传事务，不再统揽全部媒体的管理事务。取消这些部门的措施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就是坚决的权力削减和温和的人员安排。很多书报出版的检查权力都应该坚决地削减，但是人员的安排要温和，尽量避免下岗。

媒体的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维度，其基本特征都是由试点到全局。第一个维度是从个别地方首先开始放松和最终取消媒体内容的审查制度和媒体行业的准入限制，然后推广到全国。比如从香港首先扩展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扩展到全国。第二个维度是按照从受众较少的媒体到受众较多的媒体这样一个顺序来放松和最终取消媒体内容的审查制度和媒体行业的准入限制。比如可以从学术性刊物首先放开，然后到杂志，再到报纸，最后到广播电视。这个想法是受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启示而产生的。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报纸是严格控制的，但杂志是放开的，因为杂志受众面小而报纸的受众面大。第三个维度是先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以建立新的媒体，再进行原有大部分国有媒体的民营化改造。当然民营化制度改造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最终实现的媒体行业的目标模式可以用二十四个字来概括：表达自由，媒体竞争，业者自律，行政淡出，公众监督，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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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就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不受强制地与其他人一起建立或参加其宗旨自由确定、且进出自由的组织团体，而不用担心为此遭受政府的惩罚。同时每个人也要为这种自由承担责任，这种自由应当以不给别人带来负外部性（尤其是不会使别人丧失结社自由）为前提。

在一党执政时期，党控制社团组织的具体制度主要有以下四条：
1.党禁制度，即严历禁止新的政党组织的出现。
2.党限制度，即严格控制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包括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职业团体，也包括学术性团体和宗教组织）的成立。
3.党控制度，对于由于历史原因而一直存在的民主党派和所有民间团体，实行渗透，控制和限制。即党员渗入民主党派，共产党掌控民主党派的活动资金。民主党派发展其成员是有严格的范围限制的，如九三学社成员只能是知识分子。
4.禁止除共产党以外的几乎所有其它社团与国际上的相应团体进行接触。

从这种严厉限制结社自由的制度如何通过渐进式路径演化为结社自由的制度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可能是保持党禁、党限制度，但是松动党控制度，即首先让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到57年反右以前的状态，摆脱对于共产党的依附地位；同时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取消共产党对于各个民间团体的控制；具体措施可能有：
1.逐步停止排遣共产党员加入民主党派和各个民间团体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做法，尊重民主党派和各个民间团体确定纲领和章程、选择领导人的自主权。
2.逐步放宽它们发展党员和成员的范围，并且最终取消范围上的限制，允许它们自行确定发展党员和成员的范围。
3.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媒体，宣传自己的政纲，同时也建立自己独立的财源。例如把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党派。
由以上三条会衍生出制定政党法、社团法的需要。
4.在保留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进行议政的原有权力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参政的权力，作为
一种临时性过渡措施。逐步恢复到57年以前的任职情况，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有一定实权。

这一阶段的第1，2项制度演化一般宜在媒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展开，第3项制度演化在时序上应当与媒体自由化的第二阶段大致同时开始，第4项制度演化可以开始于前三项制度已经演化之后，但是要与竞选制度的发展完善进程相协调。这是一个理想的过程。

其实结社自由化改革的第一阶段，是非常难以启动的一个阶段。因为不像媒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由于经济利益的推动，媒体会主动努力，争取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放宽审查标准。而在结社自由化改革的这一阶段，虽然受益者将是各民主党派和各个民间团体，但是由它们主动提出启动这一阶段是风险极大的。如果共产党没有打算启动这一阶段，那么首先提出启动的个人或者团体就可能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集团，其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终结，个人或者团体的领导人甚至可能遭受牢狱杀头之祸。所以由民主党派来启动这一阶段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这个政治风险之外，还有经济风险，就是一旦拥有自主权之后，活动经费如何筹措。目前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都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财政解决，按照人均计算比共产党好像还要宽裕，那么其要求自主的动力就会削弱。况且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不止一个，首先提出的团体一旦失败，风险独吞；一旦成功，收益与其它团体分享，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此搭便车心态在所难免。由以上分析可知，能够主动启动结社自由化第一阶段的只有共产党。然而共产党将是结社自由化的直接受损者，起码在短期当中，故共产党轻易是不会启动这个程序的。当然我的分析不包括地下的团体。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6 01: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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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实际上由两类人组成：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前者往往怀抱一种救世的理想，认为拯救人类苦难非其莫属，掌控整个社会是天赐职责，如何能够与人分享；只有在自己尚未掌权之时，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可以同意联合执政；一旦大权在握，自然就当仁不让。理想主义者的个人操守往往是比较高尚的。

实用主义者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私利，并无什么崇高的理想，救世的愿望。在本质上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权力是实现崇高理想的手段；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权力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但是两者在渴望权力、垄断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所以这两部分人一旦组合成党，就形成权力黑洞。所以从1949年以来，共产党就不断地集权。改革开放近30年，共产党内部两类人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想主义者日减，实用主义者日增。

但从另一方面说，实用者对民主化改革也有一定帮助。理想主义者一定会反对民主化，但是当有些实用主义者认识到民主化改革是不可逆的过程，他们就可能比理想主义者更迅速地转变立场，改变态度，顺应潮流，从民主化的进程中寻找谋取私利的更好机会。20多年的经济改革，有一大批最初反对改革开放的官员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迅速找到新形势下获利的机会。

同样道理，智商一般高过平均水平的大多数官员，也是能够在政治民主化改革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机会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能够成功的一半希望，就在这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实用主义的官员来讲，使他们能够同意开始结社自由化改革的惟一方法就是考虑给他们将要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因为在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中，受影响大的主要是那些在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任专职的党员干部。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补偿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否则他们必会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阻力。

由以上分析可知，共产党主动启动结社自由化第一阶段的必要条件有两条：一是党的核心领导有了统一的意志和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二是对于利益将要受损的党员干部有了比较周全的补偿措施。没有第一条，一切免谈，民主化将遵循另外的路径。我现在只能是假设第一条已经存在，但事实上我对这种存在没有信心。

我现在正在寻找有关当年蒋经国如何考虑开放党禁的心理过程。蒋经国本人是一个权力意识很强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走这一步路。而事实上也正是他的这一步使得台湾的结社自由进程顺利许多。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思考中国大陆如何才能出现像蒋经国这样的领导人，并且这个领导人还要走到一把手的位置。

如果第一阶段比较顺利地渡过，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将是制定政党法和社团法。前者涉及政治团体，后者涉及非政治团体。政党法和社团法的根本宗旨将应当是具体保障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

它们可能要规定：1.关于一切政党和民间团体的内部组织结构的禁令性规则，以保障其内部的个人自由，尤其是进出自由，以及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防止建立封建性质的等级组织，防止黑社会组织合法化，以及合法组织黑社会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组织多带有等级色彩，下级的自由是很有限的。2.一切政党和民间团体的经费来源和开支方向的禁令性规则，防止出现黑金政治、奸商洗钱；同时做到不同政党待遇平等。3.一切政党和民间团体相互交往中，尤其是与国外政党团体交往中的禁令性规则，以防止民主政治竞选活动中的舞弊现象和国外政治势力对于国内政治的操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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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性规则的功能主要是禁止一些结社自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那些一般被公认为是有害于国家利益，有害于个人自由的团体行为。这里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严格的定义，一定要仔细甄别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和政党利益这三者。我们对于这一阶段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必须有所警惕，通过一些配套性的制度加以遏制和消解。否则结社自由就会给公众造成不良印象，形成反对结社自由的情绪，就像文革后期普通民众对于派性的反感，这种情绪将不利于结社自由状态的巩固。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下，结社自由化的这一阶段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出现一大批内部缺乏民主、压抑个人自由的等级制团体，即如何防止公民结社的黑社会化；二是如何防止多党制蜕化成宗派制。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历史上只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等级制组织，从整个国家的政体到各种民间团体到家庭，概莫能外。这就使得中国一旦落实结社自由以后，可能一下子冒出一大批内部缺乏民主、压抑个人自由的等级制团体。

公民在这种团体当中难以受到民主生活的熏陶，难以培养民主决策的习惯。整个社会就可能出现山头林立、宗派横行、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局面，多党制变成宗派制。一旦社会出现这种情况，民主政体的效能将大大降低，普通老百姓将怀念专制政体，怀念一党专制政体下面的秩序和稳定。民主和秩序有时是难以兼顾的，民主一旦出现紊乱，民主政体甚至可能倒退到专制政体。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

社团组织的黑社会化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政党法和社团法的制定和完善，以解决团体的内部结构问题。这里我主要强调共产党内部组织结构的民主化。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往往被非常狭隘地理解为同一个支部的党员互相开展批评，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与它所产生的年代有关，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所建立的那一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适合当时的革命党、秘密组织的地位，但是现在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了。

因此，伴随着结社自由的逐步实现，共产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将势在必行。台湾的国民党就为我们如何实现这一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如果推行了结社自由以后，党内民主的发展却被滞后，不适应民主化的发展，则会导致失败。民进党培养了一大批可以上街拉选票的政治家，而国民党却培养了一批善于服从上级的人，所以国民党在民主政体中会连吃败仗，在连输两届后，直到今年才重新掌权。

所以从台湾的民主化改革来看，国民党失去统治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党内的民主化改革跟不上整个社会的民主化改革，并导致了党内分裂，政权丧失。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党内民主，尤其是党内各级领导人的自由选举，应当先于整个社会的各级领导人的自由选举。只有共产党先培养出一批善于开展选战的政治家，才能在民主化改革后继续保持掌权地位。

另外，宗派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多党民主制度下的一大难题。初步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社会公民在利益和愿望上的多元化、交错——重叠化。多元化就是他们需求不同的特惠型公共物品；交错——重叠化就是每个群体需要的特惠型公共物品集往往与其它群体并不完全一致，但又与其它群体有交集，即出现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所说的“相互交叉的派别”。如下图所示：三个圆圈分别代表三个主体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集合，比如ABC就是三个都需要的东西，AB就是AB要而C不要的。这样就容易防止宗派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