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慈善 长效慈善
（转贴）
2008年05月22日
（第一财经日报）
汶川大地震来袭，国人共此国殇。
在已经过去的这10天时间里，不论是奋战在抗灾一线采访的记者，还是在后方辛勤忙碌的编辑部，本报同仁都沉浸在国家巨大的悲痛中，无时无刻不被震撼着、感动着，无时无刻不被触动着、思考着。
多难兴邦。但是磨难不会自动成为我们的财富，还需要深切理性地思考。所以今天，本报几位编委会成员难捺胸中的激情，把他们或理性或感性的思考贡献了出来。愿中华民族的这次集体记忆深刻而丰满，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因而，对于我们的爱心而言，捐献并不是慈善的结束，而只是慈善的开始。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准入、监管、惩罚等制度，使之更加阳光灿烂。
5月15日19时，在一栋垮塌的四层教学楼下，薛枭终于获救。就在人们要将他抬上救护车时，他说：“叔叔，帮我拿瓶可乐，要冰冻的。”这个电视画面令无数人笑中带泪，泪中泣血。
大悲之后有大慈，因为汶川的生命之劫，因为川西北人顽强的求生渴望，因为素不相识的拯救者舍生忘死的救与治，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景，一句句让人落泪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刺痛了我们内心荒凉已久的慈悲心肠。
这一刻，自我自私的小我偃旗息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我苏醒生长，我们遗憾于不能亲历现场拯救生命，人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国人并不富裕，尽管很多人在过去半年的惨淡股市中损失严重，但慈爱的力量仍然如此澎湃——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捐献了149亿元的财物，其中捐款就达129亿元……这是一个亿万涓涓溪流汇成如海大爱的动人时刻。而在2004年之前，中国总共收到的捐款也仅有约50亿元，而其中近80%来自海外。
在一时的情感激动之后，人们会追问，自己的这一份情，这一份爱，可能对灾区上千亿元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如果是一盏及时的雨露，它能灌溉到灾区的禾苗之上吗？如果它是一张课桌，它是否能够坚固耐用呢？如果它是一所学校，万一同样的地震悲剧重演，它能够屹立不倒、护佑这些幸存的孩子悲剧不再吗？
给出肯定的回答吧！这不仅是慈善工作者的义务，更是其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它是对捐赠者之爱的真正负责，也是对被助者之痛的真正抚慰，更是慈善管理者对自身善与良知的誓言。如果这些善款不能物尽其用，不折不扣地支援灾区、扶危济困，反而给人雁过拔毛，给了极少数人以可乘之机，甚至衍生出贪污腐化的罪恶，那么，今天人们的慈爱越热烈，未来对社会的伤害就会越深刻于心。
我们会有足够的信心吗？我们不能把美好愿望仅仅寄托在慈善机构人士的觉悟上。现在，慈善通道仍不足够透明，让我们能够追踪每一笔款物的流向；现在，慈善组织仍然没有独立法人的地位，无法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无法追究其民事诉讼责任；现在，慈善机构必须要有主管单位，这使得其容易受到上级主管者的干预，不排除会出现行政指令挪用款项的现象。
在这一份巨大的爱心善款面前，在这样一个巨大灾害重建中，对善款足额到位，捐赠物全部到位都有着非常高的专业要求。仅是在依然高危的地震带上建设校舍，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敢想象，如果这些用国人善款建起的校舍在未来的地震中坍塌，我们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
然而，现在，内地仅有7家全额免税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多按行业领域划分，慈善事业实际上高度垄断，垄断的惰性不仅增加了慈善成本，更因缺乏竞争动力去吸引具有企业家能力和公益精神的精英，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和细分化仍是奢望——假如现在就有非常专业的专建校舍的慈善公益组织，并有两家以上相互竞争监督，其对校舍长期质量安全负责，我们会放心得多。可现实中，慈善机构往往委托地方政府来建，可地方政府缺乏专业的建设和监督能力，难免增加更多的流程环节，层层缩水现象在所难免，谁又能确保不出现“豆腐渣工程”？
因而，对于我们的爱心而言，捐献并不是慈善的结束，而只是慈善的开始，作为捐赠人，我们有责任，有权利要求慈善机构更加透明化，定期公开所有地震救灾的资金、物资使用情况，定期跟踪报告诸如校舍重建的具体位置、进度、责任人、原材料采购等事宜，我们的大宗捐款应明确具体捐赠项目，并派人具体参与监督执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准入、监管、惩罚等制度，使之更加阳光灿烂，令黑箱操作无处存身，让更多有公益精神的专业精英投身到这个神圣而美丽的事业中来。
汶川大地震是一个危难，更应该成为一个转机。期盼从此我们的校舍成为城市中最坚固的建筑，再不会听到孩子被坍塌校舍压倒的悲鸣，希望从此慈善事业更加公开透明专业，没有可乘之机。
在头顶上的天堂里，已逝者望着我们，看我们如何让他们的遗孤安心学习，看我们如何让他们的老人从容老去。（张庭宾）
商业慈善新路径
年初美国《财富》杂志的一期封面中，全球最大慈善基金“女掌门”梅琳达·盖茨，详细披露了其对财富和慈善的“心路历程”。作为全球富豪、微软控制人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在接受采访时传达出的对“给予艺术”理解，以及不惧危险辛劳跋涉至非洲最偏远地带帮助抗击艾滋病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期封面文章，还选出了美国富人圈中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十多位“慈善家”。仔细阅读其行迹，不难发现有不少因涉足投行或网络等业务，一时大富大贵。急流勇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行善，并且往往以自己或者家人名字设立基金会，甚至还用自己当年商界屡战屡胜的心得，来经营各式各样的慈善活动。
相较之下，此次汶川大地震激发出来的大大小小中国富人的捐赠热情，其喷涌而出的守望相助底蕴，也格外值得关注和思考。
灾难发生后，在有中国特色财富积累模式背景下，不少平时甚为低调的民企富豪，面临国家危难和民众苦痛，不假思索就捐出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类似行为不能不让普通民众由衷感叹：原来财富对他们而言，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不少年轻人也仿佛第一次明白，原来那些动辄在网络上被痛批而致形象大损的富人们，根本上也不失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善良本色。
然而在惊叹中国富人们短短一周就能捐出数十亿元善款的同时，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出：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商界和政府，能否借这个团结奋进的氛围，切实推进一种更为市场化、更持久的慈善机制建设呢？
这样的思考，有其迫切理由。西方主流商界如今正大力实践“新慈善主义”，这是一种基于企业家战略思考和亲身实践基础上的慈善模式，辅之以企业家精神来管理和经营。故其能释放的能量，会成倍放大。人们已经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起的慈善计划，以及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共同打造的最大慈善基金的具体行动上，看到了以企业家精神来经营慈善的巨大想象空间。
这样的模式，是持久聚焦，而不是随意、临时性的。它告别了浅层次的关怀，从而有可能在突出的社会细分问题领域，展开十年如一日的跟踪和救援。
同时，它也在不断要求企业家个人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这样的情怀，并不神秘：当更多中国人因金融投资或者高科技创富，短期内积累起数辈人都不敢想象的财富，他们在深夜仰望星空时，其内心怎会没有一丝敬畏和向善的情愫？
只是，当中国企业家群体真正面临一波波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时，其表现往往富有争议。究其原因，最紧要的当然是仅有向善之心远未足够，仅有临时性的捐赠，也远未足够。粗略分析本报最近整理的此次地震中部分企业家的慈善表现，不难发现，有不少仍是惯性思维：他们或一掷万金给了平素就有紧密联络的各地半官方慈善基金会，或混淆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行为，或只知道需要捐更多的钱财物资，但全然不想追踪这些善款能否及时准确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手上。
更为要紧的是，一旦随着灾情暂时缓解，许多企业家往往没有去思考和理解：其实赈灾重头工作，才刚刚开始。
相比一些半官方慈善组织，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个人志愿者和各种有名无名的志愿者组织，其表现相当引人注目。比如这次救灾过程中被广泛报道的李连杰和壹基金的出色表现，除了李连杰本人的坚韧、热情推动外，其背后还站着成千上百个大小不一的自发慈善组织。它们一道形成的合力，使得救灾行动不仅迅捷准确，还富有耐心。举个小例子，壹基金和上海均瑶吉祥航空合力开辟从上海到四川的救灾物资空中通道，除了壹基金自身筹措物资外，往往还有大量从上海各写字楼、各厂房，甚至就是各个家庭汇聚来的各种灾区急需物资。这种通过网络、短信等灵活手段汇聚成的庞大救援“长尾聚合”，其能量相当惊人。
非政府组织令人耳目一新的效率和组织体系，给了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全新的体验：原来一种借助市场化机制的救援，真能给一向政府主导的赈灾救灾，带来切实有效的补充。而随着灾情变化和救灾重心的转移，此次大地震带来的对企业慈善的影响，势必进一步深入。政府理应顺应情势，更多鼓励和放开一些管理能力突出、实力雄厚的企业或企业家，以个人名义持续经营慈善。与此同时，企业家们也理应顺从瞬间深入人心的社会责任大潮，抛弃功利、短视的作秀，真正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长期战略，并尽可能组建专业精干团队，来提升企业价值，造福社会社区。
果能如此，则本文标题的那个问号，当很快可变成告慰死难者的事实。（王长春）
慷慨是一种社会资本
汶川大地震，机构、企业、个人都在捐赠，总数已经达到空前的160亿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造就了无数的成功企业和亿万步入小康的家庭，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突然出手上亿元，到沿海地区打工的青年捧出数千元的整月工资，他们的慷慨已经汇入举国抗震的大潮中。
我们也看到从中国的地产商人到美国的投资银行，一度捐了钱还挨骂。许多刚捐过的公司或者明星，不得不又追加，以跟得上“行情”。企业突然对该捐多少钱、或者怎么个捐法，拿不准主意了。捐多少才算慷慨？
企业和个人面对灾难不由自主的捐助行为，从感情上，源于人类同情心的本性；从理智上，源自一个朴素的道理，我们都生活在社会里，社会越是发达，越是现代化，我们的分工体系越细，每一个人依赖他人生活的程度也越深。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让每一个人体面地活着，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体面地活着的前提。
慷慨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政府对于纳税的个人和盈利机构的捐助，应该给予税收优惠，因为这些捐助已经成为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替代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如果非政府部门对捐助资金的管理是透明和有效率的，私人和公司的捐赠越是慷慨，就越能分担政府救灾的任务。
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是，捐助者出钱，购买的是内心“温暖的光辉”（warm glow），对于富人来说，慈善是在社会上地位的一种最基本的象征。那么，捐助者捐的究竟是谁的钱，这是判断慷慨的基本前提。汶川大地震，小学生也捐钱，但那些省出自己的零花钱捐的，和向父母要钱捐的，意义显然不一样。
公司捐出一笔钱，我们首先要对其慷慨投以赞许，然后，要仔细衡量其慷慨的程度。那些依靠政策性垄断获得较高利润、而对社会福利贡献不多的行业和公司，如烟草公司，可能要比其他行业捐助更多，才能称得上慷慨。
当一家企业说它捐了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为他们喝彩，但我们还应该看得更深：这些钱究竟是企业的钱、企业拥有者的钱、还是员工的钱？家族制企业的捐助，实际上是企业老板的个人捐助；股权高度分散而且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上市公司，其捐赠现金的数额受到股东和董事会的约束。在公司、管理层、员工与股东之间利益分配合理的公司，其捐助往往形成合力，即个人捐助加上公司的配捐，对于公司和公众，这是一种最佳的模式。
有时候，慈善需要在时尚和高尚之间选择。负债的个人、亏损的企业、接受转移支付的贫困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否应该跟着捐助？这里面有一个底线：不能因为其捐赠行为，而导致其后从社会吸纳和消耗更多的资源。如果上述捐助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净福利，那这样的捐赠应该得到谨慎的鼓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捐赠者应该考虑现金以外的方式。
所以，金钱的数额并不是衡量慷慨的唯一尺度。有些情况下，服务和专业技能，是公司或者个人更重要的捐赠。在大地震过后，如果有一位木匠，千里迢迢赶到映秀，为居民用当地的材料和传统的工艺，盖一幢安全的木结构房屋，他捐赠的时间和技能，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并不逊色于出手金钱。
而且那些只在意被媒体曝光的瞬间、然后就不再过问钱的去处和花法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有待开化。（周健工）
抗震救灾，不只在汶川
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那天，我正在纽约——随北大国际MBA的60多位同学在美国上课。一早起来，在赶往IBM公司的大巴上，有消息灵通的同学报告说，夜里国内四川发生了地震。
说实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汶川”这个地方；也并没有特别以为然，因为地震确实是个“经常性的自然灾害”。但第二天，便开始感到情况有些严重了。每天早晨送到公寓门外的《纽约时报》上，从5月13日开始，头版显著位置便连续刊出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电视里CNN有关中国地震的报道密度，仅次于正紧锣密鼓拉票竞选的希拉里和奥巴马。于是，第二天的大巴上，同学们便开始在一个本子上登记捐款了。几次社会性活动，也是以“为中国四川地震遇难者默哀”开始。18日晚上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见中央电视台正播出《爱的奉献》……
三天来，举国哀悼。那15位写下遗书从5000米高空跳下的伞兵，那位失去多位亲人仍奋战在救灾前线的女警，那位用自己的身躯救护了四名学生的老师，那位靠喝尿和吃纸维持住宝贵生命的汉子，当然还有我们的温总理和胡主席，一切的一切，让国人痛，并感动着。到灾区去刨出一个人，成为无数中国人最大的心愿。
但，能够亲自到灾区去的，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抗震救灾，不仅仅是掀砖搬瓦，不仅仅是救死扶伤。抗震救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每个人都有施展的空间，都能够有所作为，只要你有这种意识和愿望。
比如，认真学一点防震救灾的知识，尽管我们希望永远也派不上用场；
比如，如果不是需要现金去捐款的话，手里的股票就别在这几天抛出；
比如，甭管公事还是私事，能在今天做完的事情，就别再拖到明天去做；
比如，将可有可无的应酬推掉几个，回家和父母老婆孩子多吃几顿晚饭；
比如，如果碰到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向你问路，请你多给他们一点点耐心；
比如，开车被人顶了或是顶了别人，不严重的话就别站在马路上掰扯了；
比如，从明天起，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有事没事给几个你熟悉的人打个电话，或者发条短信；
比如，如果你心里正跟单位某个领导或者同事较着劲，如果不是原则问题，从现在起就冰释了吧；
特别是，如果你手里还打着施工队的白条，请你尽快给他们兑现了吧，尽管这样做得不到像给灾区捐款那样的荣耀；
其实，哪怕你现在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心里，为那行之不远的4万多个亡灵，默默地祈祷吧……
抗震救灾，是一场关于生命和躯体的抗争，也应成为中华民族一次心灵的救赎。（陈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