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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章程》遇冷 被质疑校长游戏

2011-01-06 16:42:57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核心提示：复旦大学近日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意在分解大学校长的权力，引来各方关注。直接受益于这一“宪章”的大学生和一线教师却反映冷淡，甚至觉得与己无关。

本文由网易教育独家整合，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闻回顾： 复旦限制校长权力 拟起草《大学章程》

近日，复旦校长杨玉良在和媒体共聚一堂时表示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把所有重要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会让规章制度不健全，而应该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 全文 】

网易教育讯 作为26所“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 复旦大学 近日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引来各方关注。这成为继南科大招生之后的又一“给力”教育改革事件。记者探访发现，直接受益于这一“宪章”的大学生和一线教师却反映冷淡，甚至觉得与己无关。

对于这一正在酝酿的改革，各方反应不一，可以说又引起了一轮舆论的高潮。网易微博(http://t.163.com)上的网友关注度也是持续飙升。》》进入网易微博讨论

【观点一】冷漠派：不抱太大希望 不方便发表意见

学生：不报太大希望 BBS帖无人关注

对于这部被媒体热炒的章程，复旦校园里的学生反而表现得十分淡然。 1月2日，在复旦BBS上，有人贴出了一条关于《复旦大学章程》的新闻，但截至4日只有两个人跟帖。“这是限制那个啥的……”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复。

4日，在复旦校园，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学生中，大多数表示不清楚此事。“看到新闻了，如果能真正实现，当然是好事。”复旦新闻学院一名大三学生说，“不过我不抱太大希望，只是希望牵扯到学生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有问题希望能找到负责的人。”

一线教师：谨慎对待 不便发表意见

学生表现得淡然，而许多老师则表现得相当谨慎。 该校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对于复旦的改革，目前很多内容还处于设想之中，不便于发表意见。而另一位成员则透露，目前复旦的改革成效难以确定，各种步骤没有完成，校领导不想高调。 改革之难，似乎使不少复旦人欲说还休。方明坦承，“即便起草完毕，还要交由学校教改会进行讨论审定，并且考虑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如何对待原先的规章制度，是否需要新旧制度之间的一个衔接期，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情。”他说，章程的实施时间难以确定，“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希望越快越好。

【观点二】坚挺派：改革得花大力气 "分权"决心不会变

校方：定好愿景和使命，校长换章程不可换

“这几天联系采访的太多了。”1月4日，复旦大学综合楼南楼宣传部新闻中心的电话铃声不断，该校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方明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章程还在起草过程中，可以对外公布的内容不多。 对于复旦校长杨玉良来说，他没有想到自己去年底的一席话竟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其实此前一周多的时间，在与学生代表交流的圆桌会议上，杨玉良就表示了“分权”的决心。“一所学校的各种委员会有没有独立运行的资格？不召开会议，都是假的；召开会议，问题也是轻描淡写。我已经表态，所有的党政领导从学术委员会中退出。”他说。 法治和民主，这是杨玉良认为此次内部治理改革必须遵循的两个重要原则。

必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清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并且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他说，“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把Vission(愿景)和Mission(使命)定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

北京网友一梅：这才是大学精神的回归

在2010年岁末的中国“公共领域”，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无疑成为焦点人物。与其说这是时尚，不如说这是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值得珍惜，值得祝贺。

广州网友叮叮：高校应该如此

关注复旦，还有难产中的南科大，即使不能照亮世界，也在这黑暗中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高校应当如此。 >>说说你的观点

【观点三】质疑派：怎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

时评家熊丙奇：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熊丙奇告诉记者，从目前杨玉良所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 划分和界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章程的关键。“但问题是，谁来界定权力和责任？建立什么机制落实这种界定的权责？谁来监督章程的落实？这些问题在立法时不加考虑，分权还将是口头上的空话。”“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校长是由上级任命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怎么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

无锋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1/07/c_12954777.htm

复旦大学"立宪"治校引热议 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

2011年01月07日 07:49:52 　来源： 光明日报

复旦大学"立宪"限制校长权力 其旨在"分权"

   新年伊始,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关于起草《复旦大学章程》的一席话,成了热议话题。从多家媒体报道来看,杨校长传达的《大学章程》的主旨有二:其一,行政与学术分权,具体表现是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二,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

    在这样的主旨中,我们看到复旦大学的用心之处在于“权力”与“分配”两个范畴。这个“用心”,并非复旦的苦心孤诣,而是体现了当今中国大学上下关注的焦点所在。“权力”决定运行,“分配”决定利益,大学改革关注这两个面向,是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警惕的是,这两个范畴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矛盾体——既是大学改革的内容所在,又是推动大学改革的利器。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大学的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大学自主办校的“改革求新”,一方面是大学上下争权力、求利益的“日常生活”。

    杨玉良校长把学校领导退出大学学术管理作为《大学章程》的创举亮点,认为这是救当下学术之风下滑的妙方。然而,我们回首看看上世纪前半叶的北大和清华,前者以校长治校,后者以教授主导,在草创的数十年间,两校大师辈出、双峰并峙。那么,在后来人看来,两校经验之中,究竟是校长当权好？还是校长无权好?放眼世界一流大学,也非“一刀切”。如果让校长院长们都退出学术,恐怕有些西方顶级大学也要关门了。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大学,校长与教授、领导与学术就那么对立呢?这真是“权力”和“分配”惹的祸?

    为什么在今天,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不仅没有为中国催生学术大师,反而滋养了追名逐利之心和学术不端行为?针对学术不端的恶性发展趋势,教育部乃至国家领导人三令五申要“零宽容”,但不少学校对本校教授(尤其是“名牌教授”)“零处理”,甚至庇护有加。出现这些“大学乱象”,是大学上下对“权力”关注不够,还是过分专注于“分配”了?

    反思当今中国大学的严重问题,不是关注权力不够,而是太专注于权力;不是分配不公,而是太以分配为核心。我认为这两大问题的病根所在是大学精神的式微,甚至丧失。大学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之心。30多年来的大学改革之路,正是偏失于“权力”与“分配”纠结,从而漠视、甚至背离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学人之根、学术之本,不提根本精神,大学何以立,学人何以求,学术何以兴?没有大学精神,《大学章程》只能是花样文章,无立足处,无结果时。

无锋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1/1413794.html

熊丙奇：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可惜吗？
                        2011-01-10 15:55 南方网熊丙奇
                       
　　熊丙奇教育学者

　　针对一些大学提出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改革，我曾撰文指出，真正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应是校长职业化，学者担任校长职务之后，从利益回避原则出发，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校长应全心投入校长岗位，而考评校长业绩的，只是其从事管理工作的表现，不再看其学术成果。

　　这种观点得到不少支持，但也有人表示不解。觉得这样一来，是不是不再有优秀的人才去从事大学行政工作，而且，对于一些有很高学术造诣的学者来说，担任校长职务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是不是太可惜，他们完全可以一边当校长，一边为学术作出贡献。

　　在我接触的不少大学行政干部中，其实都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事实上，这是我国大学行政人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教学活动的重要观念支撑，成为推进校长职业化，建立利益回避机制的重要障碍。对于这种想法，有进一步理清的必要。

　　大学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就不再能吸引优秀人才？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此说尚可成立。那时，我国人才十分匮乏，因此，很多大学提倡“双肩挑”，鼓励学者一边进行学术研究、教学，一边担任行政工作。但是，现在的情形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只要把大学校长、副校长，各行政岗位，拿出来公开招募，就可检验，是否会有优秀人才来应聘。

　　这种观念本身，就暗含一个判断，即大学行政岗位本身是不吸引人的，吸引人的是行政岗位可以带来的各种好处：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这不正是现在所推进的教育去行政化和学术去行政化改革所必须治理的问题吗？可以说，只有剥离行政岗位的教育福利和学术福利，才能凸显这一岗位本身的价值，同时，也让教育和学术回归本位。

　　至于这一岗位在失去学术价值和教育价值之后，那些优秀的学者是否还愿意担任校长、副校长岗位，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首先，作为优秀学者，他如果有学术理想，就潜心做学术事务，何苦要去应聘耗费很多时间的行政工作，我们不一直反对“学而优则仕”，一些学者刚好有一点成果，就被选拔到行政岗位吗？其次，如果优秀学者，抱有管理一所大学，成为教育家的理想，那么应聘行政岗位之后，就应该有所取舍，不能既想着做学者的好处，又想着做行政工作的实惠，这不也是我们一直反对的行政通吃吗？

　　另外，对于大学校长岗位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在我国，似乎大学校长，最好是院士，再不济，也应该是一个知名学者。但从现代大学管理看，一名优秀的大学校长，并不要求其是优秀的学者，他更应该具备的条件是：懂教育，懂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我国以学术能力为标准，来选拔大学校长，既误会了校长岗位，又误会了学术。造成行政和学术一锅粥，让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校长的学术背景、能力，而不是他的教育从业背景、具体管理能力。就是在校长岗位上，大家也关注他是不是继续作出一流的学术，而不是管好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0年来，我国大学的行政岗位的职权一直在膨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行政人员在各种场合，提到做行政人员“吃亏”，于是，“为吸引优秀人才”，重点大学的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的权力增加，同时，为“补偿”他们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做出的“牺牲”，也创造条件让他们从事学术研究。这就有了现在80%以上的增选院士，都有各种行政头衔，六成以上的首席科学家，也都带“长”。

　　校长职业化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校长的岗位，全部职责要求就是行政管理，因此，按照这一职业要求选择人才、考核人才、评价人才，是大学在选拔任命校长时所必须注意的；而那些校长岗位的候选者，也应该在应聘之前，考虑这一岗位的权责界限，不要抱有通过行政权获取学术权和教育权的幻想。这就理清了行政和教育、学术的关系，而不再不明不白。

　　当然，做到这一点，必须改革现行的由上级政府管理部门任命校长的机制，而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这样，在公开遴选中，就可充分考察候选者是否符合校长岗位要求，是否有成为教育家的理想，而且，这样的公开选拔，是你情我愿的双向选择，没有所谓的强求，也没有“牺牲”，只是正常的职业选择，这不像原来的任命制，有很强组织安排的意味，也就有为被安排者考虑未来发展的顾虑。

　　所以，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全新的校长遴选机制，当这一机制形成，目前的各种观点，也就自然得以理清，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也不会像现在这般纠结。

无锋

【科学时报】复旦“立宪”能否给力高教改革

发布: 2011-1-11 09:20 |  作者: 陆琦 孙琛辉 |  来源: 科学时报

★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无章可循，反映了我国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

★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学章程更管用。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学术自由实质是思想自由，没有触及思想解禁的“破茧”，其实只破了一半，此问题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动。

★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

“有关复旦‘立宪’的事，我是从媒体的报道得知的，学校内部还没有动员过。”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在电话里说。

葛剑雄所说的“复旦‘立宪’”，即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去年年底向媒体宣布将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这则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引来各方关注，与此同时，改革也正在复旦大学悄然进行着。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已经都发给了现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要求在1月15日之前反馈意见。至于学校章程的日程表还不清楚。”葛剑雄刚从外地出差回上海，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发到他手里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修订好章程后，学术委员会就要换届了，校长希望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从而给学术委员会在学术问题上更多的发言权。”

复旦BBS上也转载了复旦“立宪”的新闻，不过截至发稿时只有唯一一个直接评论该事件的跟帖：“校长能自我限制权力，心胸要赞的，如果真能做到依法治校、民主治校，必将名垂校史。”

的确，复旦大学在校长带领下，行政层对自己动刀子，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此举能否实现既定目标，我们静观后效。

没有章程的大学缺乏自主性

1999年1月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也就是说，我国高校在成立之初，就应该都有章程。复旦大学将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何以成为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给出了答案：“十几年前教育部曾邀请我参加研究、制定大学章程的工作，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实际上，我国的大学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章程。”

在《高等教育法》实施12年之后的今天，明确有《大学章程》的不过几家——2005年12月，吉林大学通过《吉林大学章程》，学校发布消息时称“率先”在国内高校中推出大学章程；200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并实施《上海交通大学章程》；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章程》初稿形成，学校称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力争2008年内颁布实施，但后来没有下文……

“这说明，我国大学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惯性依然很大。”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认为，一所大学有大学章程，未必就能说其有自主性，但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大学章程，肯定可以说其没有或很少有自主性；而没有自主性的大学，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依法治校的。

陈武元告诉记者，在国外很难看到没有大学章程的著名大学，尤其是欧美大学；在日本，尤其是7所旧帝国大学等国立大学在2004年实行独立行政法人之前，都先后制定了大学宪章，对大学的学术（教育与研究）、组织、管理运行等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这是基于对大学法人内涵的深刻理解，也是捍卫大学法人的独立性所必需的。

“大学的章程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宪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法，那么这个国家的运行肯定会出问题，大学也是如此。”陈武元说。

陈武元甚至认为，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无章可循，反映了我国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雪莲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章程，也不在于章程是否虚设，问题在于大学校长、学院院长想不想作为。

“当前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力边界，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的作为空间很大很大，就看你想不想干。就一己私利而言，干，意味着自我设限自冒风险；而维持原状，则可能八面风光左右逢源。”何雪莲说，“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要维持原状不可避免楚歌四起，时代将拖着不愿走的人走，复旦大学头脑清醒，选择了顺应大势。”

权力失衡阻碍大学发展

从杨玉良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将成为复旦“立宪”的重要内容。

“复旦大学起草大学章程，是‘985工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的重要步骤，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在陈武元看来，只要制定并落实好大学章程，就有可能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问题。

朱永新认为，大学有三个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市场权力。

“三者应该在高等教育内部得到有序的平衡。每个权力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高等教育才能和谐地发展。”朱永新说，“目前来说，行政权力太大，大到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难以为继的地步，所以迫切需要调整三个权力的结构——相对削弱行政权力、壮大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

“复旦大学让更多的教授进入学术委员会、让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员退出学术委员会，可以说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的行动之一。”在朱永新看来，大学“去行政化”还需要许多其他行动。比如，大学校领导和院系领导在担任领导人期间，不要评职称、不要拿科研项目、不要拿各种奖励，就是通常所说的“官不和民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不参加学术委员会还要重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学校内部的事务，而利用学校内部资源去学校外部争取个人利益更可怕”。

朱永新指出，复旦大学的改革会面临一些“习惯性”障碍。“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要交出权力，另一部分人会获得权力，失去权力的肯定会不适应、不乐意”。不过朱永新认为这些问题通过制度建设自然可以解决。

陈武元则认为，大学在进行内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资源如何科学、合理配置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根据责权对应的原则进行处理”。

陈武元提到权力与利益紧密相关，而利益冲突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利益冲突越大。因此，“大学内部的‘横向分权’比大学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纵向分权’更难”。

“纵向分权更多是卸责。”何雪莲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鼓励高校创收，鼓励经费来源多样化，实行高校属地化，实行学费并轨，不再对学生统包统分，通过把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政府下放的多是责任和危机，而保留的则是控制权。

“横向分权更多是自裁，是实打实地丧失领地，行政资本和学术资本不再互搭梯子，学校官员不再通赢通吃，对学校官员来说，分权等于是自宫，难以下手。”何雪莲表示，“问题在于，即使行政领导层主动自宫，长期形成的官本位文化，还要等上很久很久才会在心理层面消失，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要花上很久的时间才能从官僚体制的洞穴中爬回到正常的轨迹。这是最大障碍。”

让理想照进现实

在对外宣布复旦“立宪”时，杨玉良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大学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

朱永新表示赞同，他说：“仅仅当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校长应该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朱永新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要“上天”，即意味着怀抱梦想、追求卓越永不放弃的冲动；另一方面要“入地”，懂得尊重中国的现实和学校的现实，不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根据校情、国情来考虑问题。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朱永新说。

那么，如何才能让理想照进现实？

“复旦大学当前改革约束的是行政权力，突出的是学术权力，背后秉持的是学术自由的理念。”何雪莲建议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方面再突出两个理念。

一是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何雪莲指出，对学术权力的强调无意之中遮蔽了另一个主体——学生的权利。国内高校在对外宣称时，无非是宣传业绩（有多少博士点、重点学科、国家实验室、精品课、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和奖励），而国外高校宣传的，却是如何对学生用心（教学和课程资源的丰富，学校网络和交通的便利，校园生活的多彩以及师生关系的融洽）。

“一所有作为的大学非常清楚，学生与教师同为大学荣耀之源，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用心善待学生。”何雪莲说。

二是经营大学的理念。

在何雪莲看来，大学在当代，不仅仅是“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是“知识的经营体”。大学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大学校长要有经营意识。“在美国，校长这个职位本身是个筹钱的活”。

“经营大学在当代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光靠政府的投入已经‘喂’不饱大学，另一方面，政府‘包养’得越少，大学自主的空间就越大。”何雪莲说，“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注意以卓越的品质和声誉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获取较高的科研经费、社会捐资及其他服务收入，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活力和水准。目前国内正在探索的董事会或者理事会制度，正是体现了经营大学的理念。”

期待政府的行动

说起复旦大学的此次改革，让葛剑雄感到欣慰的是“校长抓住了问题的重点，意义积极”，但他也提出，要让章程真正成为学校的“宪法”，有些重要问题不明确，很难推进。比如，由谁授权，是学校的教师学生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责任由谁来界定？哪些由学校来自治、哪些由主管部门来领导？校长如何产生？校长跟大学章程和学校的权力又是什么关系？章程最后由谁来批准，教代会或职代会还是教育部或者国务院？

“这些问题光靠校长和学校师生，恐怕很难解决。国家一定要明确授权，明确如何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好的章程，章程才可能具有合法性，以后才有可能操作。”葛剑雄说。

陈武元也表示，目前，复旦大学等26所学校正在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这是朝真正实现依法治校方向努力的有益尝试。“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看，大学能否真正实现依法治校，既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更取决于政府的行动”。

“大学内部的权责结构直接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联，有些事情大学可以自行做主，但大部分事情还需要上级部门的层层把关。”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包万平举了个例子：比如大学校长人选的确定，本来是大学本身的内部问题，但现在需要上级部门任命，而且还要给该校长确定相应的行政级别。

因此包万平认为，大学里面的一个问题可以与大学之外的若干个政府部门有关，他们是融为一体、纵横交叉的，涉及到的内容也是极其复杂的。“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

在包万平看来，大学内部结构改革有两个问题是绕不开、跑不掉的，一个是大学学术、行政与党委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大学与上级政府部门的分权问题，哪些是大学的事，哪些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事情，必须说清楚、弄明白，做到分工精确、界限清晰，否则将会是一笔糊涂账。
对此，朱永新表示期待《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性地从法律上来解决、界定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朱永新说，“从大学的内部结构治理来说，大学章程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复旦大学制定《复旦大学章程》应该说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让学术委员会回归学术外，接下来还应该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切割、争取获得更多自主权，这就进一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难度也会更大。”

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

复旦大学这次体制内“破茧”，在何雪莲看来有两层含义：含义之一是突围，含义之二是“万里长征刚起步，接下来任重而道远”。

何雪莲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学，学术自由虎虎有生气，我们曾经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今天举国上下热议大学受到过度行政干预和权力控制，“破茧”呼之欲出，而这“破茧”不过是某种历史补课。

“学术自由的课补得很艰难，却又很不彻底。”何雪莲感慨，行政权力可以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但是悬在每位学人头上的利剑，即政治正确，却依然还在。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学术自由，实质是思想自由，杨玉良没有触及思想解禁问题，所谓的“破茧”，只破了一半。当然，此问题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动。

陈武元表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大学章程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把大学章程作为摆设，而是应当严格按照大学章程的规定，科学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并切实贯彻实施。

“在我国大学，校内管理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政出多门，管理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不少，这使得制度执行的效果不佳。”因此，陈武元建议，应以制定大学章程为契机，全面梳理现有的校内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使之与大学章程的规定相吻合。

而在何雪莲眼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看似是制度问题，实质是理念问题。“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学章程更管用”。

“当前我们最缺的不是制度或章程，而是大学理念，是如何认识大学。比如大学当下盛行的职称分级和绩效考核，就是一场教师学者不得不参与的得分游戏：上一节课值多少分、争取到一个课题值多少分、获得一个省部级奖值多少分、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值多少分。在这种强制性的得分游戏中，教师学者类似于挣工分的劳力，并因此被分出三六九等。这是对大学以致整个国家的深刻嘲讽。”何雪莲强调，此现象不变，即使“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大学人依然没有尊严。

复旦大学校歌中有两句歌词令人印象深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正是最重要的现代大学精神的体现。我们为复旦大学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加油叫好，更希望复旦大学能够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科学时报》 (2011-01-11 B1 大学周刊)

无锋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1/11/content_19193541.htm

复旦大学的“宪章”会不会只是在做表面文章？

2011-01-11 15:20   南都周刊  

作者：熊丙奇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等。

公众期待的大学宪章，如果只是做表面文章，将大学宪章变为校内规章、行政规章，这将是教育改革的悲剧，只会加速大学公信力的丧失。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在当晚与媒体的聚会上，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就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而是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

复旦大学校长提到的大学章程，让不少人觉得很新鲜。而这种“新鲜”，恰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校内治理的尴尬。早于1999年1月1日施行的我国《高等教育法》，就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但遗憾的是，在《高等教育法》施行的10年间，制定大学章程的高校寥寥。包括北京、清华，都没有大学章程，办学无章可循。

2010年7月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明确提出，“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此后，在2010年12月公布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和单位中，北京大学等26所大学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单位。这意味着，在《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11年之后，这一法规中有关大学章程的条款终于启动落实。

但大学能否制定出真正管用的章程，依旧是未知数。根据大学章程的内容，必须包含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而这不是大学能够说了算的。以经费来源来说，在发达国家，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和监督执行，而我国大学的经费，则是要向政府部门讨要的，因而有“跑部钱进”之说。由于学校没有财政独立性，所以，办学自主权也就无从谈起。

再以举办者和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来说，我国大学的校长，是由政府部门选拔任命的有副部级或正厅级级别的官员，这也就决定了大学校长首先是官员，而非教育家，大学是政府的一级机构，而非独立的教学单位，由于学校领导对上负责，所以才有学校的数量考核指标盛行，也才有学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成为摆设—校长不是公开遴选，怎可能要求其对师生负责？并在乎教授们的“问责”呢？

所以，要大学章程管用，首先应该在章程中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思路，确立大学拨款机制、大学校长公开选拔机制。从这一内容看，大学自身显然不可自说自话，对于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来说，这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才能实现对政府部门的分权，也才能成为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遵照执行的大学法律文本。

同样，在大学校内，对大学行政领导、机构的分权，也不是由校长能决定的。我国教育改革的一大困境是，行政部门和领导主导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要求行政部门、领导放权，于是，近年来所见的教育改革，无一不是在教育改革的旗号下，换汤不换药，每次改革的结果是行政部门的权力和权威进一步增加。复旦大学校长提出校长要分权，那么，这能像国外大学的校长职业化制度一样，要求校长只有行政权，而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吗？这是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也是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可从复旦的改革设想看，校长职业化的命题根本没有涉及，所谓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只是校长们退出目前只是摆设的学术委员会。

因此，检验大学章程是否管用，两大基本的程序，特别关键，其一，在校内制定章程时，有否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参与讨论与决策。如果没有，这表明章程仅是行政规章。这样的章程想保障教授和学生的权益，基本上不可能。或有人提出，现在学校里没有这些机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设立这样的独立运行机构。其二，学校内部广泛讨论、通过的章程，有否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作为法案进行颁布。如果没有，这表明章程仅是校内规章，而不是大学宪章，并没有多大法律效力，而会随政府换届而调整，随学校领导变更而面目全非。

如果在教育改革的语境下，公众期待的大学宪章，却依旧不能清晰界定政府与学校的权利、义务，不能明确学校的经费来源，不能确定校长遴选机制以及校长职业化，不能赋予教授委员会学术自治、学生委员会学生自治的权利，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将大学宪章变为校内规章、行政规章，这将是教育改革的悲剧，只会加速大学公信力的丧失。

无锋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1/12/8843185.html

2011-01-12 13:39   来源：东方网           作者：郭文斌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日前透露，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无边”，大学校长自然也不例外，但现实中，校长的确是表现出“权力无边”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旦大学用“复旦宪章”来限制校长权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杨玉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制定《复旦大学章程》，这种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确是基于自我的权力觉醒，然而对一般的校长而言，总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断没有要紧缩自己权力的愿望。这种靠校长个人的道德觉醒来推行某种制度，在现实中是很难的，既然现在校长可以给自己套上限权的制度，那下一个校长难道就不能消除这个限权的制度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过度行政化的今天，行政化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障碍物，这很需要复旦这样的“理想化”尝试，对此，我们要给予掌声和期望的热情，但愿他们走得更远，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新民网编辑：）

无锋

http://edu.163.com/11/0119/16/6QPAEPR400294IIT.html

2011-01-19 16:25:49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网易教育讯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在经过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复旦大学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这相当于复旦的"宪章"，不容草率。”参与复旦“十二五”规划起草的一位文科青年教授近日对本报表示，订立大学章程已明确写入复旦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应该不会匆忙出台。

据悉，包括复旦在内的26所高校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

复旦先行

制定大学章程 探索依法治校

2010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告诉东方网记者，他在29日最后一次参加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复旦大学所有的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为此，学校重新界定了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职权，并将在近期出台《大学章程》，实现依法治校，依学术规律和教育规律来管理学术和教育。

据杨玉良介绍，从那时开始，复旦大学所有的党政干部都不再是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今后学术委员会可以完全依照学术规律来管理学术，而教学指导委员会则可以完全按照教育规律来管理学校的教学。按照学校新制订的规定，学术委员会今后可以就学术问题单独召集会议，独立作出有关决议。并且委员会形成的决议可以成为学校决策的依据。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决议与学校的决策相悖，校长不能否决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只能建议学术委员会重新进行讨论。此外，不论是学术委员会还是教学指导委员会，都可以随时就某些与学校发展相关的问题，质询校长或者副校长。

业内反响

大学教改“去行政化”发出突破信号

针对复旦大学校长宣布该校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将规定校长及行政负责人退出学术和教务委员会，以此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一事，观察家认为，此举可以视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先声，大学教改正酝酿实质性突破。

在因“行政化”日深而多被诟病的教育界，复旦的改革令人期待。

遭遇困难

行政人员对前途存在忧虑

据透露，拟议中的改革让一直在行政系统任职，没有从事过教学或科研工作的人员，担心改革会影响到自己的职权。也让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颇为担忧。作为教育直属高校，复旦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些行政部门都有相应的级别。此次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前途暗淡”。

官本位的传统没有改变

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

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则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学阀”，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

行政权与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只是表面分离，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也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他介绍，国外的普遍做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没有学术权，只有行政权，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

熊丙奇认为，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

去行政化的必要性

杨玉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才有发展

杨玉良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

朱清时：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就是砸烂铁饭碗

现在，教育部授学位就像一个铁饭碗一样，你只要考进大学就保证有文凭，你的前途就能保证了，于是各个学校都拼命去公关，争取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自己的水平，本末倒置了！要让中国的大学恢复活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破铁饭碗，你的学位能不能得到社会认可，不是靠政府盖章保证，社会认可的学校就只有靠提高教育水平。我们这一步，就是打碎铁饭碗。

徐立之：大学校长有必要去行政化

以前在公务员架构里，香港的大学校长薪酬与相应的公务员等级挂钩，现在脱钩了。老师的薪酬跟公务员无关了。校长是不是需要一个行政上的等级或是公务员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

在西方，政教是分家的，学校的校长，就算本来是个政治人物，一到学校，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分开。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学校最重要的是学术的自由。老师要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们只是受同行的评审，任何学术都是被自己的同行评判。

改革时机

去行政化已有基础

稍早前，迟迟未获教育部授权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启动自主招生，自称“背水一战”的校长朱清时表示，将自主授予学生大学文凭。此举打破了大学文凭统一由教育部授发的常规，而教育部方面则并未公开予以否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他还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等改革重点。

官方高调宣示改革与复旦大学、南方科大等高校的大胆尝试给人诸多期待。种种消息显示，中国大学改革已走过举棋不定的徘徊期，“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官方、业内人士及民众的普遍认可。

早在2010年夏天，对大学“去行政化”尚存疑问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就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该校成立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则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多年来，由于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而少有进展，不少业内人士对目前改革试点持谨慎乃至保守预期。而新一轮改革带给人们新的期待。人们希望业界更加积极地研判改革趋势，破除成见，紧抓机遇，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创造更为公平和自由的现实环境。

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26所，像上海交通大学早在2005年就制订了章程。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复旦改革的遇冷好像给区行政化泼了冷水，区行政化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成效？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

相关链接

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措施

南科大没有行政级别，也没有处长这样的岗位，各人按岗位拿薪酬。

记者：“南科大怎样去除行政级别的？”

朱清时：“首先，内部来说就是把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降到最低，我们不设院、系。每所学校的院、系都是按照100年前学科发展来设立的。最近50年，自然学科的发展都是按照学科交叉发展的，按照100年前老的分配方法，就从资金上、文化上、人迹干系上阻碍交叉学科的发展。”

记者：“咱们怎么做的？”

朱清时：“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全部上一样的基础课，学校建几十个研究所或者是实验室，研究所实验室都代表着多个专业方向。这样的优点，是没有行政权力干预，困难的是这样的事儿还没有做过。”

记者：“去行政化除了不设院系之外，还有什么措施？”

朱清时：“我们不设行政级别，也没有处长这样的岗位，各人按岗位拿薪酬，然后岗位一变，他又按照新岗位来拿薪酬。这是一开始就明确的，当时考试时让行政人员答题，其中就有如何去行政化，意在打碎铁饭碗。”（摘自山东商报）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