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锋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2011年01月04日00:06


　　实现学术行政权分离

　　新快报讯 2010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学术委员会可召见问询校长；复旦也将组建本科生院强化学士培养。

　　据《新京报》报道，杨玉良承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就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复旦在通识教育方面也将有大胆试验，将成立本科生院，并把教务处、招生处、学生处等部门以及书院合并进行统一管理，以保证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

　　杨玉良表示，书院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天地。每个书院都会聘请院长，学生规模相当，还要配置住宿、管理和公共活动的设施设备。 （何宁 整理）

无锋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3_9993.html

复旦“立宪”分权是体制内破茧
周明华 　
　
摘 要：
朱清时的独行特立，虽然获得了掌声，然而，手握“招生粮票”的有关部门，至今尚无动容的表情。由于像南方科大与复旦这样的改革先行者，尚为极少数，这让我们隐隐感到，横向的“分权”比纵向“分权”更难。

目前复旦正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校长两周年。杨玉良称：“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大学没有了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了魂的大学就成了野鬼。”谈及治校理念，杨玉良总结了十六字治校方针“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1月2日 《新京报》）

杨校长的这一步棋走得很自信，很坚定，我分明感受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本该富足的那股清新的傲然正气。这种理想与现实充分结合的气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所期待的。复旦“宪章”中最核心的改革便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并设计专门的会议制和“召见-问责”制。校领导若违章染指学术，完全可能有被问责与质询。

复旦改革的这一招出手较重，颇有壮士断腕、自割腿肉的英雄豪气，这的确难能可贵。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行，知识分子总有成为我们社会前进方向的知道分子之时。他们的先知先觉并毅然去先行先试，是在切实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践行与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在这种坚守中，必然会有观念、行为的改变。无疑，改变就是观念突破，改变是对旧有思维的革新，改变是解放一长专制的生产关系，改变是对未来的期盼，改变可以成为一盏前行之灯。

回望中国大学校园，之所以总不出大师，原因固然较多，但根源还是校园的“官衙化”，很多书记校长、处长教授们，把学场弄成官场，权力一手能遮天，这难免让失监的权力迷失方向。我们不妨来听听外国人如何形容我国大学的“官况”的：中国的留学生想钻研学问去英美，要想干上副部级就回中国；而高校内部和民间的说法更“杯具”：副部级校领导一走廊，厅局级一礼堂，处座一澡堂，科长一操场。当下，公众几乎无一不对“取消大学官级”的每一次呼吁拍手称快。

但此类呼声，不仅难以动摇这一学校行政体系，反而还在某些局部得到护强。拿筹办三年仍未获招生“粮票”的南科大来说，校长朱清时有点等不及了，他写下数千字的告家长书，称要发誓让大学去“官味”，要发挥深圳的“敢闯”精神，南科大拟自主招生和自发学位。朱清时的独行特立，虽然获得了掌声，然而，手握“招生粮票”的有关部门，至今尚无动容的表情。由于像南方科大与复旦这样的改革先行者，尚为极少数，这让我们隐隐感到，横向的“分权”比纵向“分权”更难。

所以，虽然杨玉良此举是体制内的破茧，当然颇具震慑力，但若无新的更多的“杨玉良”在体制内跟进，那几年后，完全可能成为他一个人的“经典”。若相关部门不推进，甚至冷处理，那么，复旦的“立宪”分权，最终可能悲剧谢幕。当然，这并不影响杨玉良成为体制内“吃螃蟹者”的身份，他注定被我们社会正面记忆。为使这种记忆充满阳光，需要更多的“复旦”站出来“立宪”分权。最终让教授回归教授，让教育管理者回归服务。这一点，每所大学都能做到，我想，教育主管理者也终将会乐见这股大学新气象。

来源：中国网
　　时间： 2011-01-03

[ 本帖最后由 无锋 于 2011-1-4 11:03 编辑 ]

无锋

2011年01月04日 05:00  第一财经

据媒体报道，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做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

杨校长的这番言论，成为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确定的26所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的改革举动，或意味着我国大学办学将告别长期以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依法治“教”。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为止，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

正如杨校长所言，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大学章程》十分重要的内容。可问题随之而来，谁来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界定？谁来监督落实《大学章程》？如果这些问题不厘清、解决，“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之类的表态，就很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

从复旦校长所讲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笔者以为情形并不乐观。比如，“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改革措施，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近年来已经这么做过。这些大学都称，这是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然而，那是似是而非的。

不妨来看看何为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

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的传统之一是教授治校，经耶鲁董事会的认可，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长、教授会和永久性工作人员委员会或其他治理机构。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构成了文理科教授会，并由文理科教授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后者由校长、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组成。

很显然，在学校的学术治理框架中，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行政人员是在教授会里，且是“执委”。而校长在学校里能做什么呢？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简单而言，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不在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做职业化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种情况下，校长也就不能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这其实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规则，所谓利益回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参与学术机构是作为行政负责人，为学术决策、为教授服务。不约束校长的这一权力，只是从形式上退出，我们已知的结果是，那只是学术委员会从过去的摆设，到进一步成为摆设而已，因为大家都知道，权力还是在大学行政领导那里。大学领导们可以用行政权博得国家教学名师、首席科学家、院士头衔等教育荣誉和学术荣誉。

复旦还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这看上去也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的权力，把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可是，大学校长会在乎学术委员会的问责吗？学术委员会又敢对校长进行问责吗？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而非公开选拔产生的，这造成大学办学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我国大学内部的院长、系主任，也多是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任命的，而非教授们选举产生的，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为“当然成员”——即因为担任学院院长，就列为委员，而非选举成为委员。依照这种任命关系，院长们、教授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对上级问责？而大学校长也是上级部门的下级，又如何独立自主？

笔者以为，要制订管用的大学章程，首先，必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包括调整拨款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问题不解决，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大学校长究竟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就难以明晰。在大学内部建立分权治理模式，基本上就是幻想。

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包括实行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得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治空间，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教授学术自由；建立学术共同体，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评价、申诉等事宜，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机构。如是，才能把政府的财权、人事权转到大学，也才能把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转到教授手中。从而真正做到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明晰。

要制订这样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对此，南方科大的做法值得26所试点改革的大学借鉴，这就是应将通过学校讨论、审议的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南科大对应的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通过、颁发的章程，使之成为法律。其决定的政府拨款方式、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大学校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是必须依法执行的法律文本，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更替而变，社会司法机构、所有政府部门都得执行。

我们当然期待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能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大学章程的制订，必须强调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不能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实质是行政权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设计大学内部的分权模式，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决策程序，把本该立法的章程草率地变为大学内部规章。（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无锋

2011-1-4 21:53:55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  作者：肖时平

关键词：三字经 行政化教育体制 弟子规

核心提示：实现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自主，无疑成了根治中国教育体制顽疾的唯一通道。更为关键的是，教育体制去除行政化的改革，理应是自上而下，即教育部要先自行“肢解”，让权力的触角不再延伸及学术和教育教学。

　　虎年岁末，兔年伊始，教育界开始盛行“肢解”经典。先是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后是湖北省部分学校专门对《三字经》等经典文本进行了删节，然后重新编排后再发给学生学习。
　　“英明神武”的教育部门和“绝对权威”的专家名师们再次向中小学生们展示了什么是权威，他们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据称，因为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教育部门、部分学校和名师们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推出了删节版的《三字经》等经典文本。尽管有些越殂代疱，但其“良苦用心”可嘉。
　　对于教育部门的“好意”，我们自然要敬谢不敏。只是，基于对教育界“肢解”这一虎虎生威的新招的了解，我们不免多了一点幻想：“肢解”新招倘能用在教育体制改革上，所有痼疾将迎刃而解。只是，谁会来肢解行政化的教育体制？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沉疴难愈，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体制行政化。在当下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一个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一校之长停下手里的工作作陪；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的老教授发号施令；大家都围着行政化教育拨款转、围着官员任命转、围着由此而衍生的各项考核转。更为可怕的是，学术权与行政权也往往纠缠不清，造成学术官僚数量庞大、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管理和组织学术事务、行政官员垄断资源分配和学术评价、妨碍学术自主等等怪相。
　　实现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自主，无疑成了根治中国教育体制顽疾的唯一通道。据《东方早报》12月31日报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校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复旦宪章”给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吹来了一缕新风。但是，仅靠校长自觉制定出来的“宪章”终究缺少生命力，要想去除行政化，还需要启动立法程序，让这项改革真正经得起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和现实的考验。更为关键的是，教育体制去除行政化的改革，理应是自上而下，即教育部要先自行“肢解”，让权力的触角不再延伸及学术和教育教学。
　　（肖时平）

无锋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1/01/04/010868610.shtml

　　复旦大学校长日前透露，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据悉，复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隔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东方早报》12月31日）

　　一个家庭尚且难免会有家长里短，一所大学当然不可能一点琐碎杂务都没有，既然如此，大学要想井然有序，必要的行政与事务管理，其实不可或缺。不过，假如因为机构与事务管理而让大学彻底沦为一处“权力场”，显然是在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现行的大学校长制看似符合基本组织原则，但是，当权力日渐集中，大学的校长不仅有了“一把手”的称谓，更有了“一把手”的风范。除了大学里的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校长一人说了算，既然校长也是各类学术委员会中当仁不让的人选，校长的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涉足学术，当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不自觉甚至下意识的屈从于校长的权力时，被权力控制与裹挟的学术必然因违背自身规律而畸态发展。

　　事实上，只有当权力被关在了“笼子”里，学术才有望不受干扰，并真正获得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限制校长权力的“复旦宪章”，有了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的细则规定，权力与学术之间有了防火墙和隔离带，对于学术生态的恢复来说，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利好，不必屈从于权力的学术也才有了按照自身规律科学发展的可能。

　　不过，假如认为“复旦宪章”开了权力与学术分离的先河，甚至认为有了“复旦宪章”，大学就能从“权力场”向“学术场”回归，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真实的情形是，即便是“复旦宪章”的推行，其实依然是被权力推动着，假如复旦校长杨玉良院士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权力迷恋者，“复旦宪章”恐怕断然没有通过的可能，而指望所有的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权力自觉，都对自己的权力“引刀自宫”，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基于上述视点，“复旦宪章”是否真的能隔离权力与学术，其实仍需拭目以待，即便最终真的如愿以偿，在大学权力生态不变的大背景下，以权力来限制权力的“复旦宪章”恐怕依然只能是个难以复制的孤本。　武洁

无锋

2011-01-05 07:18:00　来源: 齐鲁晚报(济南)

记者 郭静

　　编者按

　　作为26所“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大学近日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引来各方关注。在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本报记者走进复旦大学，探访章程起草始末。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称，该校正起草《复旦大学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即将走上“立宪”分权的依法治校之路。在岁末年初，这成为继南科大招生之后的又一“给力”教育改革事件。复旦起草章程的想法始于何时？在复旦的学生和老师眼中，章程有什么用？制定章程的关键又在哪里？“立宪”治大学，路有多远？

　　定好愿景和使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

　　“这几天联系采访的太多了。”1月4日，复旦大学综合楼南楼宣传部新闻中心的电话铃声不断，该校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方明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章程还在起草过程中，可以对外公布的内容不多。 对于复旦校长杨玉良来说，他没有想到自己去年底的一席话竟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在2010年底的媒体联谊会上，杨玉良称正起草章程，并表示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形成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 其实此前一周多的时间，在与学生代表交流的圆桌会议上，杨玉良就表示了“分权”的决心。“一所学校的各种委员会有没有独立运行的资格？不召开会议，都是假的；召开会议，问题也是轻描淡写。我已经表态，所有的党政领导从学术委员会中退出。”他说。 法治和民主，这是杨玉良认为此次内部治理改革必须遵循的两个重要原则。

　　必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清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并且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他说，“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把Vission(愿景)和Mission(使命)定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

　　校领导只是召集人，无投票权

　　对于这部被媒体热炒的章程，复旦校园里的学生反而表现得十分淡然。 1月2日，在复旦BBS上，有人贴出了一条关于《复旦大学章程》的新闻，但截至4日只有两个人跟帖。“这是限制那个啥的……”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复。

　　4日，在复旦校园，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学生中，大多数表示不清楚此事。“看到新闻了，如果能真正实现，当然是好事。”复旦新闻学院一名大三学生说，“不过我不抱太大希望，只是希望牵扯到学生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有问题希望能找到负责的人。” 这名学生的想法其实也列入了杨玉良提到的改革之中，“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具体工作，由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另外，对于资源分配和项目的决策，校领导担任召集人，但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进入委员会的专家。 “这种资源的分配方式跟西方有些大学的资源分配理事会结构相似。”一位复旦讲师告诉记者。

　　章程实施时间尚难确定

　　学生表现得淡然，而许多老师则表现得相当谨慎。 该校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对于复旦的改革，目前很多内容还处于设想之中，不便于发表意见。而另一位成员则透露，目前复旦的改革成效难以确定，各种步骤没有完成，校领导不想高调。 改革之难，似乎使不少复旦人欲说还休。方明坦承，“即便起草完毕，还要交由学校教改会进行讨论审定，并且考虑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如何对待原先的规章制度，是否需要新旧制度之间的一个衔接期，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情。” 他说，章程的实施时间难以确定，“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希望越快越好。”至于起草章程的组成人员结构如何，方明表示不便于透露。 “自主权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校内人士称。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日益强化。 杨玉良说，为了推进改革，复旦也在争取向教育部申请一些权力，例如自主招生、自主与海外合作办学、自主进行学位管理和专业审批等，“一切改革都有其价值，但关键是怎么改、怎么改好。”

　　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复旦的改革，引起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从目前杨玉良所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 划分和界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章程的关键。“但问题是，谁来界定权力和责任？建立什么机制落实这种界定的权责？谁来监督章程的落实？这些问题在立法时不加考虑，分权还将是口头上的空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校长是由上级任命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怎么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熊丙奇说，首先要调整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其中包括调整拨款制度、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建立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理清了，才能保证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办学自主性和资源配置合理性。” 其次，还要实施教授治校、校长职业化的措施，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能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学术自由。 另外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等事宜，学校行政只负责执行决策。 “这个过程单纯依靠大学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熊丙奇建议，复旦等26所高校可以借鉴南方科大的做法，“将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的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颁发后的章程才具备法律效力。而章程所制订的各种制度，就成为有法可依的法律文本，不会因为学校领导换届而变化。” (本文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

无锋

2011-01-05 10:00   来源：东方网           作者：方圆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日前在谈到大学“校长权力”时，他以耶鲁大学为例，在做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都不是赶时髦，人们可以说他们进步不快，但“其进步总是有选择和基本正确的”。
　　“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这是事实。倘若把这个命题反过来“证”，是不是可以说，赶时髦也就成不了世界名校？
　　何谓“时髦”？“合潮流，入时”之解。如果再在这两个字前加了一个“赶”，显然具有主动性、积极性了。虽然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并不一概反对“赶时髦”，但一方面，“时髦”这个东西具有“突显”“短暂”的特点，另一方面，也难以论定其发展的“方向性”“可行性”，如果大学也“赶时髦”，就不行了――因为大学说到底，是一个学术阵地，需要具备扎实稳步之精神。
　　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有这么多校长要“赶时髦”？我认为，根子还是在“大学的考核体制”上。“赶时髦”是给人家看的，给谁看，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给上级看的。为什么样要给上级看，因为上级看了会高兴，会满意，上级对校长如此“感觉”了，这个校长就“行”了。这以后的“好处”，大家也就不言自明了。说到底，大学校长的一些上级也喜欢“赶时髦”。
　　现在有一种“时髦”说法，就是中国大学的出路首先在于“去行政化”。我历来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是不可能的，即使有的“去”，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是我们的国情所致。我们中国的大多数姓“国”。“国办大学”，国家当然要管住，国家也有权力管。这个“管”就是“行政”――大学校长你自己“弄”出来，行吗？既然是“上级批准”，就得“下级服从上级”。是不是？“行政化”去得掉吗？“行政化”去不掉，关键是如何“考核大学校长”，我说“考核”，其实就是如何“任命”或者“批准”大学校长的问题。江泽民的名言“用人是导向”确实千真万确。你用什么标准选什么校长，校长就会干什么。你不用“赶时髦”的人当校长，那么校长不就不“赶时髦”了吗？校长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天经地意。他怎么保？不就完全根据你“考核”标准来转的吗？
　　作为专家学者的杨玉良院士说“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并没能涉及到“去行政化”这个敏感话题，我觉得正是体现了他也不“赶时髦”的严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名校，理应多一些像杨玉良这样的校长。然而，要真正做到不“赶时髦”，确实是很难的。除了我上面所说的“考核体制”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之外，我们大学校长自己是不是也要反思呢？身为一校之长，一座大学交给了你，你究竟靠什么来“治理”？有没有真本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赶时髦”，又能怎样呢？

无锋

2011年01月06日 01:47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 题：大学教改“去行政化”发出突破信号

记者 符永康

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近日宣布，该校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将规定校长及行政负责人退出学术和教务委员会，以此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观察家认为，此举可以视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先声，大学教改正酝酿实质性突破。

稍早前，迟迟未获教育部授权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启动自主招生，自称“背水一战”的校长朱清时表示，将自主授予学生大学文凭。此举打破了大学文凭统一由教育部授发的常规，而教育部方面则并未公开予以否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他还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等改革重点。

官方高调宣示改革与复旦大学、南方科大等高校的大胆尝试给人诸多期待。种种消息显示，中国大学改革已走过举棋不定的徘徊期，“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官方、业内人士及民众的普遍认可。

复旦大学关于行政限权的改革看似突如其来，实际上有章可循。2010年敲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不久前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则就各项改革进行全国布局，复旦大学所在的上海市、南方科大所在的广东省均属于“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试点地区。

在中央政府的统筹指导之下，此番改革减少了有可能在争议中不了了之的风险，更有利于破除来自行政系统与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

而以往不成熟的改革尝试也为此次阶段性变革打下了基础。早在2010年夏天，对大学“去行政化”尚存疑问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就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该校成立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则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多年来，由于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而少有进展，不少业内人士对目前改革试点持谨慎乃至保守预期。而新一轮改革带给人们新的期待。人们希望业界更加积极地研判改革趋势，破除成见，紧抓机遇，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创造更为公平和自由的现实环境。(完)

无锋

http://www.rednet.cn  2011/1/6 0:05:51  红网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东方早报》2010年12月31日）
　　
　　根据杨校长的说法，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中，将划分和限定包括校长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学校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从而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有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说明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并不是空架子。这个章程被称为“大学宪章”。事实上，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就已经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而近日杨校长表示学校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大学章程。对于此举，有人认为复旦的改革，将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将告别长期以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迎来依法治教、教授治校的时代。
　　
　　不可否认，复旦的改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次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不可知。但根据杨校长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大学章程所面临的困境却是明显的。
　　
　　首先，限权是否有合理性？
　　
　　众所周知，我国的大学校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其权力也是由上级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赋予的。校长的权力不管是否过大，至少有其法律上的合理性。而在大学章程中将校长的权力进行限制则缺乏法律的依据，甚至是和现有的规章制度相冲突。没有制度保障的行为，不管其效果有多好，只能停留在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层面上，依靠的是校长们的自觉。而且这种章程很容易随着领导的换届而被废除或悬置。要真正实现杨玉良校长感慨的“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只能是通过立法对校长的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依靠一部没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要从法律上对校长的权力进行限制，就不是一所学校所能做到的了，必须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
　　
　　其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隔离是否可能？
　　
　　大学的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是否就意味着行政领导不再也不能干预学术研究，从而实现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多年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中国的大学领导大都是学术专家，有着自己的学术活动，同时活动在行政领域和学术领域。只有当校长和职能部门的领导退出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学术权与行政权的真正分离。然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学院的院长大都由一些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的专家担任，甚至不少大学的校长都是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他们依靠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自然地成为学术权威。如果将学术权威从学术权力中排除，让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不再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退出学术研究，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一会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第二，大学校长能自愿放弃自己的学术活动吗？
　　
　　最后，大学领导是否就不能做学术？
　　
　　要改变杨校长感慨的校长的权力太大，不一定就只能将大学的校长和其它的行政领导们从学术圈排除出去，只做行政，回避学术活动。大学和企业不同，在企业里，行政权力由资方赋予，资方对企业具有所有权，因而代表其进行管理的行政领导就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在大学里，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种权力。虽然现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分，行政权威同时也是学术权威会导致腐败，影响教学和学术研究。但如果一个行政领导本身没有学术威望或者退出了学术研究，那么他就很难得到认可，不能服众，其行政决策的执行必然受到抵制。至于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对校长进行“召见—问责”，乃至“独立决议”则有可能造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对立。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国大学的校长和院长都是由学术专家担任，因为只有在学术领域有威望的人，才能在大学里被真正认可。
　　
　　所以，此次复旦的行动，从其出发点来说是好的，想摆脱大学里行政权学术权结合所导致的腐败和学术不公现象，使学校行政部门成为一个为学生、老师服务的机构。可是在缺乏法理支持的前提下，一批脱离学术的行政人员能否管理好一所大学，是值得怀疑的。

无锋

http://news.bangkaow.com/news/20110106/102213.html

复旦大学起草立宪 理想主义如何照进现实

http://news.bangkaow.com  2011-01-06 08:41  来源：帮考网  

【帮考网 记者杨凤艺】杨玉良，复旦大学现任校长，自称为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近日，这个“理想主义者”企图将他的理想照进现实，提出在复旦“立宪”，让大学校园有法可偱，有章可导。而“立宪”的最终目的是分割这个“一家之长”的权力，让复旦的任何决策不再是一人说了算。

复旦章程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某媒体见面会上称，复旦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根据章程，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将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将得到隔离。

行政与学术分离实质是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自由与学术至上。

众所皆知，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少不了行政的干预，大学校园也如此，行政管理是一个学校治安良好的保障。但是，长久以往，整个社会包括校园，已形成了行政至上的局面。行政高高在上的位置，不断地引出一系列行政腐败事件，而更可怕的是行政干预学术，造成学术不公以及学术的畸形发展。

如今中国大学校园已形成不正常状态，不管在哪一个学校，校长往往是“一把手”，一切事务由校长说了算。作为校长，管理能力与决策能力毋庸置疑，但同时，他们不可能是万能，不可能了解学校的所有学科。往往有这种情况出现：某教授表示自己的专业需要建设资金，校长对该专业不熟悉，感情用事，笔一挥，500万去了；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专业，却得不到支援。行政固然重要，但是，校园作为知识的传播场所，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为魂”，学术应与行政平起平坐，不受行政的管束。去行政化，是学术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学术平等以及发展重点专业的必经之路。

以南科大为例，其踌躇满志要以最快的速度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但是，按照行政法规，南科大办成研究性院校至少要等上二十年。现实中，南科大筹办有半年之久，却一直等不到教育部的招生资格批文。这个“新生儿”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与教学环境，如果走行政的道路，那么建一流院校的梦想只能破灭。最终，南科大选择了去行政化的道路，事实证明，南科大虽然没有行政的认可，但是它学术至上的发展道路已经被学生、家长所接受。

去行政化，并非就没有了行政的管理，复旦大学去行政，实质是行政分权，即赋予教授学术权力，一切关于学术的问题均由学术委员会开会决定，校领导将无权干预。而学术委员会关于学校管理的漏洞，随时可以召见校长问责。

大学校园，不再是“一家之言”，校长说的话只能算是建议，不再作为最终决策，这样的改革将有助于学术的良好发展。但是，任何决策都需要开会讨论决定，是否会降低办学效率呢？教学不是赶时髦，决策的效率并不会带领学术的发展。哈佛大学称得上世界一流学府，而它在做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先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再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从效率的角度看，哈佛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复旦大学摒弃“一家之言”，虽然办学速度会减缓，但是其进步将会是有选择性和基本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