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美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投入另一场伊拉克或阿富汗式的战争 - 用武力强迫政权更替及在战火下开展国家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各类地区不会面对相似的挑战。只要有可能，美国的战略是采用间接方式 - 主要是通过扶植伙伴国家政府及其安全部队的能力 - 来防止发炎的问题恶化为必须通过代价昂贵而争议不断的直接军事干预才能解决的危机。在此等努力中，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与美国本身的能力可能同等重要；扶植他们的能力和美国自己参战相比，虽异议难免，前者的重要性至少与后者相当。

　　最近的局势，真实展现出由于没有充分努力解除叛乱团伙和衰败国家构成的危险而产生的后果。恐怖分子网络可以在衰败国家境内找到庇护所，在社会崩溃的混乱中壮大力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瘫痪而陷入混乱和罪恶滋生的困境。针对美国本土的最可能的灾难性威胁 - 例如某个城市遭受恐怖分子的毒气或炸弹攻击 - 很可能来自衰败的国家，而不是侵略性国家。建立应对这类风险所需的各种能力，绝不可被视为旁生枝节或者临时分流；美国不能因为这些风险不符合美国战争方式的主流思想而弃之不顾。

　　进一步说，即便是最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小型战争”能力。自从 1840 年代司各特将军（Winfield Scott）率军进入墨西哥以来，几乎每一项重大军事部署都导致美军长期驻留以维持当地局势稳定。在任何重大冲突之中或之后，都要求美军出面维护安全、提供救助、展开重建、支撑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

　　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没有做出互相均衡的反应，且此失衡日趋严重。问题不出在意愿上，而出在能力上。从许多方面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仍未摆脱 1990 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那段时期，由于国会和白宫串通一气，导致美国的关键性海外力量机构要么被裁减，要么自行萎缩；国务院冻结外交官招聘，国际开发署人数从越战期间的 15,000 名减少到现在不足 3,000 名。

　　还要提及曾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等人领导过的美国新闻署。它后来被分割成碎片，挤在国务院的一个角落。自  9/11 事件以来，经前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的努力，国务院又重整旗鼓，重新招聘外交官，外交事务开支也自前总统布什主政以来大约翻了一番。

　　即便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得到更多拨款，未来的军事指挥官们也不可推卸维护安全与稳定的责任。为真正取得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胜利 - 即达成政治目标 - 美国需要一支具备两种相配能力的军队，既能踢翻大门，又能随后清理混乱甚至重建房屋。

　　鉴于这些现实需要，军方在近年来已采取一些引人瞩目的措施。特种作战部队经费和人员得到大幅提升；空军已建立新的航空兵咨询计划和培养无人飞行作战员的新专业；海军已成立新的远征作战司令部并重建内河作战部队；新版平叛和陆军作战手册以及新海洋战略均纳入了近年来各军种准则中的经验教训；“训练与装备”计划注重迅速改善伙伴国家的安全能力；目前正在进行的许多新项目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协调整合美国军方和民方机构的努力，并从私营界、包括非政府组织及教育学术界借助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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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威胁面面观

　　尽管美军正在磨练新的及非常规的技能并将这种培养制度化，美国仍然必须面对它国军事力量所构成的安全挑战。去年八月俄罗斯坦克隆隆辗入格鲁吉亚的画面提醒人们：国家行为体及其军队仍不可等闲视之。俄罗斯和中国均已增强国防开支和现代化计划，包括强化防空和战斗机能力，在某些方面正直赶美国。此外，流氓国家、恐怖主义集团以及核生化武器可能构成潜在的毒性组合。北朝鲜已制成若干核弹，伊朗也志在加入核俱乐部。

　　所有这些潜在对手，不论是恐怖分子小组，还是流氓国家，或是崛起的国家，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认识到，以常规军事力量与美国直接对抗是不明智的。但美国不可视其当前优势为理所当然，必须投资发展新项目、新平台和新人员，以确保优势持久。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看问题应一分为二。比如，美国海军自冷战结束后虽有缩减，但其作战舰队在吨位方面仍大于其后十三个国家海军的总和，并且其中十一个是美国的盟友或伙伴。俄罗斯的坦克与大炮也许摧毁了格鲁吉亚的小规模军队，但是，美国在开始为下一场冷战重整军备以前，必须先记住，俄罗斯的行为是受洗除往日耻辱和独霸“周边近邻”的欲望驱使，而非出于意识形态想称霸世界的图谋。本人曾为数位总统编制前苏联军力评估报告，故而敢说，俄罗斯的常规军力与其 1990 年代后期的低谷相比虽有极大改善，仍不能与前苏联相提并论。而且，俄罗斯人口萎缩的趋势也可能阻碍其常规军力的发展。

　　总而言之，《2008 国家防务战略》的结论是，美国在常规战争方面的压倒优势虽然受到挑战，但根据当前趋势，应可持续到中期未来。不错，美国如果必须在另一地打一场突发的重大常规地面战争，将承受重大压力。但是正如我以前提过的问题：我们将在世界何处打此一仗? 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还有充裕的打击力量储存着没有动用，以备威慑或惩罚侵略者之需 - 不论是在朝鲜半岛、波斯湾还是在台湾海峡。所以，尽管当前的战略刻意地假定在这一领域存在某种额外的风险，此风险已经深思熟虑，属可控之列。

　　其他国家或许不肯以战机对战机、舰船对舰船、坦克对坦克的方式挑战美国，但它们正在发展破坏手段，意在挫钝美国的打击力度，制约美国的军事选择，阻挡美军的运动和行动自由。

　　以中国为例。北京在网络战争、反卫星手段、反飞机和反舰武器、潜艇、弹道导弹等领域的投入，可能威胁到美国投射军力及支持太平洋盟国的主要手段：如基地、空中和海上资产、以及支持这些手段的网络。这将迫使美国更加重视超地平线打击能力，部署导弹防卫系统，并要求我们从短程系统转为发展更长程系统，如新一代轰炸机等。

　　并且，虽然千钧一发般的超级大国对峙时代已经结束，只要其他国家拥有炸弹及发射炸弹的手段，美国就必须保持令人信服的战略威慑。为此，国防部和空军已经采取切实措施，恢复核武守护万无一失的责任感。国会则需履行自身职责，批准拨款，以维持可靠弹头更换计划的实施 - 为安宁计、为安全计、为更可靠的威慑力量计。

　　谈到威胁的种类，惯常的做法是将之分为“高端”和“低端”，常规和非常规，一边是正规装甲师，另一边是操 AK-47 步枪的游击队。但在现实世界，恰如政治学家格雷（Colin Gray）所说，战争的分类已经模糊，无法用整洁的盒筐分门别类。毁伤手段和战术层出不穷，从尖端到简易，简繁并举，混杂使用，形成更为复杂的多种战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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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对格鲁吉亚的常规战进犯，相对原始却凶狠有效，且辅之以先进复杂的网络打击，还有协调有方的宣传攻势。美国在攻打伊拉克期间，经历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武器结合，在萨达姆的召集下，一窝蜂的准军事化阿拉伯突击队和用 T-72 坦克武装起来的共和卫队并肩作战。

　　反观游击队、反叛团伙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军事组成，他们正向更先进、更致命、更高级的方向发展，黎巴嫩真主党在 2006 年以宣传攻势重创以色利的成功就是一例。真主党现在重新装备的火箭弹和导弹武库，已使许多国家行为体相形见绌。 并且，中国和俄国通过武器出口，正把先进的进攻和防卫能力交付到更多的国家和集团手中。

　　正如防务专家霍夫曼（Frank Hoffman）指出的那样，这些混杂景象把“国家间冲突的致命性与非常规战争的狂热性及长期发酵性”糅合在一起；亦如另一位防务专家伊万斯（Michael Evans）所言，“在这些战争中，微软电脑与大砍刀并列，隐形武器与自杀炸弹共存。”

　　如你我所见，既然对手的组成和冲突的类型呈现高低混杂的特征，美国也应该寻求更加平衡的能力组合，在部队的部署搭配、武器的购置，训练的提供等方面做好兼顾。

　　就装备采办而言，在过去 50 多年的大部分时期，总体趋势是技术含量加大而数量减少且每种系统能力增强。在最近数年中，这些武器平台越来越豪华，越来越昂贵，建造的时间越来越长，投放战场的数量也越来越少。然而资源总有限度，以牺牲数量来追求性能的动态权衡或许已经到达回报渐始萎缩的临界点。一艘兵舰或者一架飞机，无论能耐多大或装备多强，都只能一次用在一地。

　　与此同时，几十年来风行的观点一直是：凡设计用于所谓高端作战的武器和装备也必可用于低端作战。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不错，例如，原来准备用于摧毁城镇的战略轰炸机如今用来对步兵战士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原来准备用于抵挡苏联从富尔达走廊（Fulda Gap）进攻西欧的 M-1 坦克如今在费卢杰和纳杰夫击溃伊拉克叛乱分子的战斗中派上了用场；十多亿美元打造的军舰现在用于追击海盗和输送人道救援物资；美国陆军正逐步推出“未来作战系统”计划的各种组成部分，使其从画图板走向现实，以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的部队使用。

　　话要说回来，以美国可能面对的诸般形势而言- 譬如，当我们忙碌不迭地把顶置装甲悍马车、抗地雷伏击军车（MRAP）、以及情监侦（ISR）设施部署到伊拉克战场时 -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是否也需要置办这些有特定用途的、科技含量通常相对较低的、然而极适用于维稳和平叛作战的装备；此时此刻，我们要认真想一想，如何把这些装备能力的采办过程制度化并把它们迅速送到前线? 为什么有必要避开正常的行政程序来开发反简易爆炸装置，来建造 MRAP，来迅速扩展美国的 ISR 能力? 说到底，就是为什么有必要绕过现行机构和程式来获得必要的作战能力以保护在持久战争中奋战的美军将士?

　　在国防部常规能力现代化计划中，有 99% 的项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在维稳和平叛作战中，有 75% 的项目要求数月时间就落实下来。这里的挑战是，能否让此两种不同的方式共存于美国军方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机构中。

　　国防部必须考虑，在美国掌握全部制空权的形势下，提供低造价、低科技、能大量部署、也能让美国伙伴使用的飞机是否合情合理。部署在伊拉克的特种部队 ODIN 目前已在采用这种做法，他们将先进传感器与螺旋浆飞机搭配，大幅度提高了监视与侦察的覆盖量。于是，思考的焦点转向如何将这类创新思维及灵活性纳入国内的僵硬采办程序之中。其关键在于，要保证由战略和风险评估来驱动装备采办，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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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制度化做法

　　美国武装部队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最优秀的传统，就是擅长打甚至同时打多种战争并适时调整自己。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施托伊本男爵（Baron Friedrich von Steuben）率领大陆军，以经过严格训练的密集队形从北侧接战红制服英军；马里恩（Francis Marion）则带领游击队从南线骚扰打击英军。在 1920-1930 年代，如《小型战争手册》所述，海军陆战队在加勒比海地区开展现在所称的维稳作战，与此同时发展出两栖登陆战技，此战技在随后 10 多年中为解放欧洲和太平洋国家发挥了作用。还有以“黑杰克”威名著称的潘兴将军（John Pershing），在统帅美国赴欧远征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指挥过由印第安土著苏人组成的侦察营，曾和骑野牛的战士一道驰骋于圣胡安岭，曾在菲律宾赢得南部摩洛人的尊崇，也曾挥兵墨西哥追赶墨军首领 潘卓·维拉（Pancho Villa）。

　　派往伊拉克的军队经过数年磨练，从基本上相当于小型版的美国冷战式军队演变成擅长平叛作战的部队，但这种演变是以沉重的人力、财力和政治代价而换得。我军将士在战场上靠无畏精神和谋略发展出的每一项创举，在五角大楼都需要克服某种体制上的缺陷才能得到落实。我们必须变革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下一批校官、尉官和士官不必耗费如此的精神和谋略。

　　军队中一项争持不下且久而未决的问题，是人事与晋升体系，亦即，这个旨在奖赏带兵有方指挥官的体系能否反映出顾问支援、训练和装备外国军队的重要性。此一需要至今未落实为能鼓励最优秀而聪明的军官发展的专业化方向。另一个问题是，按目前组织、训练和装备的、旨在消灭敌人的作战队形和部队编制，能否充分而迅速地适变，形成不战而屈敌或笼络敌心的能力 - 抑或更进一步，能扶植本地化保安部队，由他们承担起不战而屈敌和消灭敌人的任务。

　　作为国防部长，我一直在反复呼吁，希望把平叛作战技能的培养制度化，为军队建设出开展维稳和民政支援作战的能力。我这样做，不是因为看不到美国维持常规战争现存优势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这种常规及战略军力现代化计划已经获得各军种、国会以及国防工业界的强大支持。例如，在 2009 财年基本预算中，有超过 1,800 亿的资金用于采办、研究和开发，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常规系统类。

　　但在过去几十年中，除了特种部队军界和一些持不同观点校官的呼声之外，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其他机构，都没有形成强大扎实的体制来把开展非对称或非常规冲突所需的能力培养制度化，无法快速培养部队满足这些冲突中变化不断的各种需要。

　　不妨想一想，美军在过去四十多年中都去过哪些地方打仗：越南、黎巴嫩、格林纳达、巴拿马、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非洲之角，等等。事实上，在跨越两代人的持续军事交战中，只有第一次海湾战争从头到尾多多少少比较接近常规冲突的样式。但一如时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克鲁拉克上将（Charles Krulak）在十多年前的预言，西方军队现在所面对的，不再是讨喜的“沙漠风暴”之子，而是讨厌的“车臣养子”。

　　我毫不怀疑，常规能力现代化计划必将继续获得并值得强大的体制和国会支持，我只是想确认，美国为打赢当前及可见未来最可能面对的复杂冲突所必须的能力，同样能长期获得强大及持续的制度化支持；我并希望看到国防系统内建立起体制，以能快速制订并实施那些支持战场将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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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所需的军事能力不可能独立于美国机构的文化特征和激励机制：哪些计划获得资金，哪些人获得提拔，哪些内容进入高等学府和指参学院教程，人员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等等，其所传递的信息都与之相关。

　　在 36 年前，曾在越南主导推行过安抚政策、也是我在中央情报局老同事的库默（Robert Komer），发表了他对组织行为的著名研究成果《官僚作为》（Bureaucracy Does Its Thing）一书。在此专著中，他通过审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军事和民事部门在越南战争的表现，归纳出一系列趋势，指出这些趋势在问题早已发生且解决方案早已提出之后如何阻碍着各种机构相应适变，体现为一种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惰性，一种靠和平时期管理结构来运作战争的企图，一种以为眼下诸般问题仅属枝节或者行将结束的愿望，一种把那些不适合部门既定结构和喜好的问题索性一推了之的倾向。

　　我提及这项研究成果，非为重起对那场战争的辩论或者贬低制度化的军队在最近数年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我只是想再提醒一次：这些倾向始终存在于任何大型的、等级分明的组织机构中，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懈努力克而服之。

　　在奉职于国家安全领域的过去 42 年中，我领受过许多教训，其中两点尤其重要，一是承认限制，二是谦虚谨慎。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也最伟大的国家，但依然受到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的军队拥有全球到达的实力，是世界和平不可缺少的维护力量，并将继续担此重任。然而，并非每一次暴力行动、每一项侵略行为、或者每一场危机，都能够或者应该引发美国的军事响应。

　　我们应该对军队能做成什么及技术能实现什么保持谦虚的态度。精确打击、传感器、信息技术、卫星通信等等，极大提高了美军的能力和收益。塔利班集团不到三个月就被驱散；萨达姆政权不到三周就被推翻；从美国内华达州揿个按钮，几秒钟后就能把伊拉克摩苏尔的客货两用车摧毁；从天空丢颗炸弹，就能把目标建筑物炸碎而紧邻房屋毫发无损。

　　但是我们决不可忽视战争在心理、文化、政治和人类层次上的影响。战争终究是悲剧的、低效的、无定数的。故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系统分析、电脑模型、战争推演、或者其它理论的诸种结论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我们应警觉地看待理想主义者、必胜主义者、种族优越主义者对未来冲突的见解，这些人总想着超越战争的永恒原则和凶险现实，以为通过威吓、震撼和胁迫就可逼敌就范，殊不知清剿敌人需要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一座房子接一座房子、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作战。诚如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军的谢尔曼将军（William Tecumseh Sherman）所言：“想轻易而安全打赢战争的每一个企图，都将以羞辱和灾难告终。”

　　在上一个世纪中，美国一再对世局变化视而不见，认为发生在世界遥远角落的事件无须把美国牵扯进去。无论是一个奥地利大公在闻所未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遭刺杀，或是一块巴掌大的名为苏台德的土地被吞并，或者法国人在一个叫做奠边府的地方被打败，或者一个沉寂多年的教士返回德黑兰，或者一名沙特建筑巨商的儿子投身激进事业，这一切与美国人有何干系？

　　历史学家卡根（Donald Kagan）在其著作《战争起源与和平维护》中这样说：在世界事务处理方面，“成效最彰者在于那些希望维护强权之和平的国家保持自律，并愿承担实现此目标所必要之负担与责任。”

　　我相信，美国的国家防务战略提供了一种平衡的兼顾方策，既能履行这些责任，也能维护美国未来的自由、繁荣和安全。

　　平衡的战略：为新时期五角大楼重新编程
　　A Balanced Strategy: Reprogramming the Pentagon For a New Age*


作者：罗伯特·盖茨，美国国防部长（U.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M. Gates）
来源：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2009年夏季刊

（译注：原文最初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2009 年 1-2 月刊中，继而于 4 月 29 日登入美国国防部网站。）

本文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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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内容】 2009年10月,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发表了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乔治·索罗斯号称“金融天才”，从1969年建立"量子基金"至今，他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以平均每年35%的综合成长率令华尔街同行望尘莫及。他好像具有一种超能的力量左右着世界金融市场。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某种商品或货币的交易行情突变，市场的价格随着他的言论上升或下跌。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世界的未来要看美中领导人怎么做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and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19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19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现在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2 09:35 编辑 ]

杰亮

■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联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么大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

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的、“永远有效”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Harry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有两个等级层次(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systemof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over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2 09: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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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

■全球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这个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又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

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杰亮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将输得最多,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中国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可能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可能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19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地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对西方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者知道,如果要避免社会动乱,就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

但在一定范围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

杰亮

■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RioTinto)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peerreviewprocess)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