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第1-第7楼)
(2)华炳啸:自由民主制——走向新宪政与新共和(第8-第28楼)
(3)曹思源: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第29-第38楼)
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
甘阳访谈录
甘阳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就从刚刚结束的第三期“通识教育讲习班”谈起吧。我发现这次选择的阅读篇目中有章太炎的《訄书》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您这些年来和刘小枫老师一起提倡“重新阅读西方”,以及重新理解中西方的经典文本,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这次“通识教育讲习班”选择了一些按照年代可以归为近现代著述的文本,其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呢?
甘阳(以下简称“甘”):其实用意说起来也很简单,我觉得我们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不太重视自己前辈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我们所选择的这些文本都算得上是“经典作品”,但却都没有成为我们基本的阅读材料——并不是说没有人读,而是说没有人觉得这些是应该读和必须读、至少必须了解的作品。
当然,最近一两年各个学科都有意无意地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努力,比如赵辰对于中国建筑史的重新梳理。这种梳理当然有它的困难:一方面我们对前辈抱着非常崇敬的心态,但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必须把反省和重新检讨包括在里面。我觉得赵辰对梁思成的探讨非常典型:一方面他的态度是高度敬重,但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梁思成实际上把西方某一阶段比较主流的学说当成了西方学说根本性的东西,并以此来建构中国建筑史。美术的问题就更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一开始就受康有为和陈独秀很大影响,基本上判定中国传统美术道路的死亡;从而形成一个很荒谬的看法,即认为西方美术是以写实为方向,而中国美术不写实,所以传统中国的美术是走不下去的、是死路一条。就这一方面而言,潘公凯其实也在认真梳理,他对中国美术史的讲解就渗入了许多他对这方面的思考,例如他突出文人画传统。你如果去看中国美术史,很多时候我们谈的都是佛像——比如龙门石窟之类,实际上都是佛教雕塑或石像,这部分占很大比重。但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甚至检讨的地方。潘公凯就觉得,中国文人画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是最具有中国精神、中国独特性的。可能因为我个人交往比较广,我觉得这些学科中所体现出来的上述倾向,同样可以把经典作品带进来。又比如,王铭铭正在非常有意识地梳理中国从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相当漫长的传统。
我们的麻烦在于,每次我们都直接从西学的新潮来处理我们的东西,这样做的后果就导致了我们显得没有传统,没有学统。我们在不断地骛新猎奇的时候,其实是被引得摸不着北。因此,上面我提到的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体现了最近几年比较好的学术积累,而且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著作本身也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典,这些作家的经典地位应该进一步确立——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些著作当作完全正确的,“经典作品”从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即使这些著作是错误的,我们也能够从其错误中学到东西;即使这些作者走了许多弯路,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弯路中得到教训。而且我们要以一种非常敬重甚至敬畏的态度——而又不失批判——去考虑这些著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次想把这些作品放在一组的原因,并且,它们相互之间也有呼应性: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特定危机时刻所做出的对于中华文明的反省。所以,我觉得这些著作需要一代代的学者不断努力进行研究,最好的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灌输一套教条,而是经典著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引起我们不同的思考,并且尽可能比较好地反映出当前的学术进展。之所以请各个领域中比较出色的学者来讲课,正是希望能够显现出这些领域对于经典作品的最新研究和看法,我觉得这应该成为通识教育以后关注的重要问题。当然经典文本不止我们选的这一些,我们只是希望借此能够把学界最新的研究带入到通识教育中来。我觉得最新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进入本科一年级的教育,一开始基础就要高,就要走得远。我们今天许多对教育的理解都是很成问题的,人为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本科三四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很好的研究了,今天我们成为大师的那些人,很多著作都是在本科的时候做出来的,博士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搞出来的东西,并不需要读这么多年的。当然很多体制问题我们不一定能够克服得了,比如博士论文制度,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能越搞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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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3 09:2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