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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搞活资本主义而忽略民主政治？

文章原标题：全球化下的中国为什么能够不进行民主政治改革而发展资本主义？

作者：J.Z.R

高柏在此文中试图解答的是困扰国际学界多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能在经济上高速增长，迅速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而在政治领域却丝毫未受到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威权统治仍能够牢牢占据统治的中心？这个谜题是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它也激起了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之间关系的各种预测。主流的观点有三种：（1）统治崩溃论；（2）民主变革论；（3）威权统治延续论。这三种预测其实都是基于两种理论视角之上。

　　第一种理论视角强调结构因素（即实现民主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其中又可分有三派。一派强调威权国家得以延续的结构要素（如：国家控制能力的减弱、人民不满的累积、国有企业的低效、国有银行的巨额坏账、加入WTO之后会引起的大规模失业等），该派认为此等要素已今非昔比，故威权统治之崩溃当指日可待。此乃统治崩溃论之依据。另一派强调民主化转型的结构条件（如：人均GDP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兴起，教育的普及等），该派认为此等要素的发展将有利于民主转型。第三派认为中国的威权政体极具韧性。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的社会结构与欧洲本质不同，故而即使有中产阶级兴起，也不会像欧洲那样必然出现民主转型。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未达到转型的条件，传统的宗族势力在地方政治经济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兴企业家阶层只问经济，对政治变革漠不关心。

　　第二种理论视角把政治体制看作政治行动者策略选择和互动的结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party state灵活地做出了各种策略性回应，包括行政改革、对新精英阶层的收买、建立法团主义的新机制，巩固政党建设等等举措。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威权国家论往往把party state看作拒绝变革的一个整体，实际远非如此。在行政改革方面，党政官员选拔体制自90年代早期就进行了改革。高级党政官员的任期不再享受终身制，最高领导层的交替也成功地实现了有利于稳定的制度化安排，在政策制定领域则引进了听证、咨询、协商等多种制度。在对新精英阶层的收买方面，CCP成功地吸收了新兴精英的加盟，把潜在的威胁势力转化成为政党新的资源。这批新精英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加盟为CCP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目标。在法团主义新机制的建立方面，CCP减少了利用强制力与政治宣传对社会的控制，而代之以对组织、机构（如各种商会、工会和专业组织）加以操控。在政党建设方面，CCP也作出了各种努力，如反腐倡廉、重建党的地方机关、加强党外协商与监督，增强党内民主，提高官员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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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哪种理论视角决定了其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用这两种理论预测中国的前景都具有一定的问题。第一种理论视角没有能够把共产党国家面对变迁时采取的各种策略性反应纳入分析之中，而第二种理论视角虽然比第一种更具解释力，但仍然机械地基于威权与民主的二元对立假设之上，没有能够把party state面对变迁时本身发生的多种变化考虑进来，故而也需要修正。

　　有鉴于此，高柏提出了第三种理论视角：全球化下的国家建设理论。该理论模型以CCP面对全球化挑战时作出的反应（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策略）为自变量，以其在国家建设上的各种举措为干预变量（即魔方式的国家性质，所谓魔方式，乃指有六个方面），以其由经济实力的增长所支撑的政体延续为应变量。该理论的基础/假设在于：全球化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的作用，相反，也可能为国家能力的扩张提供机会。全球化一方面减弱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另一方面会导致国家其他方面能力的增长，这是因为（1）国家能力已成为全球竞争下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优势；（2）全球化为个人和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只能由国家才能吸收。该理论认为：party state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作出的回应。这些回应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是对各个时期具体问题的灵活处理。唯一确定的是，party state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决定拒绝民主化，代之以经济增长作为维持统治延续的筹码。为实现此目标，它愿意吸收任何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退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政府积极地增强其国家能力，其国家性质恰似魔方，具有六面特征。所谓六面，乃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捕食型（掠夺型）国家、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法团主义国家。正是这六面的结合缔造了中国这一经济迅猛发展，政治不十分民主的产物。那么究竟谁是魔方的操控者呢？高柏认为非CCP莫属。在这六面中，威权主义是本质，但其他五个方面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它们将决定party state的命运和政治经济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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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国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从极权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国家不再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渗透和干预，而是允许有限度的多元化，允许社会发出象征性的异议声音。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的合法性被重新建立在经济表现之上。中国自改革以来经历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两次民主化的冲击，国家对这两场冲击都使用了拒绝接受的手段，并通过放松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和增强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来平息和转移人民的愤怒。

　　新自由主义国家：自由化、私有化和去国家干预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基石。传统以为，过去三十年中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始于英美。实际上，中国在推动新自由主义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标志性事件，比1979年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1979年沃尔克（Volcker）当选美联储主席，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及他们之后采取的政策改革都要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在CCP“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战略目标下驱动的。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关系颇为微妙。CCP只是把它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从未真正放手，服膺于市场统治。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巩固了国家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公，引发危险的社会冲突。

　　发展型国家：借助于计划经济下的各种能力，中央与地方政府得以用各种手段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如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低价土地批租，建设基础设施，保障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运用税收、货币、贸易、汇率等政策鼓励内资企业出口等等。有的地方甚至帮助地方企业向国际市场推销产品。总之，没有发展型国家的帮助，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中国的发展型国家因其具有新自由主义的一面而不同于日韩这样传统的发展型国家。传统的发展型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注重保护国内市场，鼓励国内企业开发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但中国将其比较优势锁定在廉价劳动力上，情愿屈居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不过，最近几年以来，由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政治压力和劳动力密集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中国的发展型国家已逐渐向日韩模式靠拢，产业政策开始转向对自主创新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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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食型（掠夺型）国家：所谓捕食型国家是指国家抽取了大量本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却提供极少的公共物品。因此，在典型的捕食型国家中，国家提供的服务只是官员与其政治支持者的交换利益。官员可以通过补助、低息贷款、工作机会、合同机会等方式向其支持者输送利益，也可以凭借制定法律法规的形式，通过限制产品、竞争者市场准入的方式来创造寻租机会。因此，公器私用的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和其他方面的国家性质不同，捕食型国家的出现并非是计划中的，而是国家建设的无意结果。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压力之下，对官员的考核、选拔往往与经济绩效挂钩。法团主义的机制又把官员和地方经济精英紧密联系起来。同时，缺乏权力的制衡、缺乏言论自由、以及国家实际上对经济的过多干预，都是出现捕食型国家的必要条件。正是地方政府捕食性的一面激起了集体抗争，因此正是国家性质的这一面才是危胁CCP统治的最大不安因素。

　　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掌控经济命脉，抽取剩余收入。中国作为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不再掌控所有的企业，而是将多数国有中小企业出售，仅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控制。但是，CCP并没有放弃维持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主宰地位的决心，而是对大型国企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提高其竞争力，以牺牲国内市场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帮助大型国企维护垄断或寡头的地位。在冷战结束之后，CCP意识到国家抽取资源的能力对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对国有企业的激进改革，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彻底改造。具体措施就是俗称的“抓大放小”，其双重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出售多数中小企业来甩掉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加强在16个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的地位。此双重举措对CCP政权的巩固意义极其重大，来自大型国企的巨大税收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加强了国家应对各项公共危机与灾难的能力。

    法团主义国家：法团主义国家的理想类型是在每个领域中，由一个组织作为该领域所有个体、企业与组织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些利益代表组织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代表政府实施其政策。法团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政治体制下，无论是专制政体、威权政体还是民主议会制度。可以说，没有法团主义的机制，CCP“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核心是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持威权制度。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0 08: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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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组织结构是高度政治化的，胡耀邦之死和苏东剧变诸多事件使CCP意识到，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领域（即市场）和重新组织的社会秩序（即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存在才能分散社会成员对政治的压力，减少政权的风险。既然不能选择民主，那么法团主义就是上上策了。因为法团主义既能满足（至少是目前）新兴利益集团表达政治利益的需要，又能使CCP可以对这些法团进行操控（如：更换领导人、控制其财政等）。法团主义对party state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多种利益的表达提供了渠道，巩固了CCP在精英中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地方性的捕食型国家，从而引起矛盾冲突，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

　　结论：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高柏认为CCP面对全球化挑战时作出的反应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策略。该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加入全球化根本上不是出于经济发展的目标，而是为了巩固政权。故而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从未完全让位于市场。第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多元政治力量实现了共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看似自相矛盾的提法其实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武器。正是这种多元的政治力量使CCP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第三，CCP唯一的、坚定的决定是集一切力量避免民主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计划和目标。故而，危机越大，其适应手段越是多样。

　　因此，中国民主化的前景目前看来不是很明朗。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的两大条件（平等和资本流动）都不存在。中国城乡基尼系数差距世界最高，而资本流动仍然处于严格控制之下。没有这两个条件，中国的精英不可能选择民主化的道路。当然，民主化也存在另一条道路，就是维护稳定的成本和风险过大时，威权政府的精英会选择妥协。但是，虽然中国的经济面临着高失业率和经济收缩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抗议行为也增大了维稳的成本，但中国的party state和其他国家相比，其压力仍要小得多。当然，一旦长期经济危机果真出现，那么现有的政治结构是否能适应新的挑战就难说了。

读书笔记：Bai Gao, 2009, “The Rubik's Cube State: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Vol.19, 409-38.

笔记人：J.Z.R(2009/10/15)

说明：此文为读书笔记，并非书评，书中所有观点、内容、以及许多语句均直接摘录、翻译自原文，且笔记人由于英语能力所限，可能存在误读、误摘之处。请读者阅读时自行斟酌。 --高柏，《魔方式的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之读书笔记，相关链接：高柏谈新制度主义与社会建设的比较优势；需要英文原文的读者，请给chinaelections@gmail.com发信索取。

本文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