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经济成分大幅减少，公有经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显然，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相去甚远。尽管 如此，中国公有经济的成分仍然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除此之外，中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属于国家 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这使得中国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加“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总有一批人 或明火执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摇晃“反垄断”旗帜，必欲将剩余的公有经济成分完全消灭而后快，从而在中国砍掉社会主义这面大旗。[92]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 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定让他们相当失望。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国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以前被人赞誉有加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些小经济体，其中最大的韩国也不过四千 来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只有一亿上下，与中国最大的省差不多。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30年高速增 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更加平稳。这从图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经济波动明显不像前30年那么频繁，波幅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更趋平滑，标志着中国政府 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有进步。

　　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国政府已将贫困标准从100元提高到1196元。 即便如此，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 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 年到2004 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 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 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93]

    当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过弯路。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 “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 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94]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 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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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到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工农大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却越来越少。大 规模下岗失业、上学贵、就医贵让千千万万人痛感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 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中央决策者也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早已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5]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 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 调节是远远不够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 2004年9月召 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 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 加注重公平”。[100]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 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 我们看到社会政策已经广泛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没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型”是难 以想象的；这种“大转型”本身也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101]

　　结语

　　到2009年，人民共和国渡过了它的第一个甲子。勿庸讳言，60年过后，对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依然没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2]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 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饶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

　　过去60年，中国一直在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曾走过弯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点 弯路都不走呢？关键在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从不接受“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谬论，从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相反，他们更侧重于 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可则因，否则革”，不断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103] 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 过去60年，中国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杰亮

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书写了一篇比韩愈精彩千万倍的《送穷文》。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 平看，在195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极低”之列，还不到前苏联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国的指数已跨入“上中”的行列，离当年的“老大哥”不过一步之遥。在60 年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快速攀升了0.6，远高于其它国家，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选择（图3）。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严重的问题，面临着多重严峻的挑战，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注释：

　　卡尔·波兰尼 （冯钢、刘阳译），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林行止，“企业多显人性 共造和谐社会”， 《信报》，2007年10月16日。

　　林行止，“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信报》，2008年4月28日。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1979年，在与外宾谈话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 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页。

　　同上。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张建勤，《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页。

　　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 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页。

　　王凤林，“我国社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农村观察》，1983年第4期。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页。

　　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年6月30日。

　　柳随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73页。

杰亮

同上，第71页。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页。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页。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7月29日。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第225-232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12-515页；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第60-62页。

　　胡乔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页。

　　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40-41页。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6年3月3日。该文件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 阅批准。

　　对共和国前30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对长时段世界经济增长颇有研究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与邓小平的看法一致：尽管中国在1952-1978年间遭到西方国家的阻隔，还与美、苏对峙，与韩国、印度发生了战争，与过去100年相比，新中国经济仍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麦迪森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估计远低于官方数据，但即使按他的数据，在此期间，中国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经济结构也实现了历史性 的转型：1952年，GDP中的工业比重是农业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业比重已超过农业比重。见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

杰亮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24-530页。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Cukierman, Z. Hercowitz and L .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pp. 600-621; Roberto Pertotti , “Growth ,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June 1996） , pp. 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  41, No. 2 （March/ April 1998）， pp. 61-80.

　　曼库尔。奥尔森（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9年。

　　曼库尔。奥尔森（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页。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2003）， pp. 135-162. 苏珊 ?萝丝-艾克曼不知道的是，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张宇燕曾与奥尔森有几次对话。奥尔森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掺沙子、挖墙角”、“从大乱达到 大治”等论断表现出极大兴趣。当他听说，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时，更是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 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页。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 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82-284页。

　　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 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111. 也见Kenneth W. 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ntyies: Altemative Approach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and W.F. Wertheim, Prodction, Equa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London: 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 BMJ, October 7, 1995, （2009年4月19日访问）；  Therese Hesketh and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2009年4月19日访问）；

　　赖立、张竺鹏、谢国东，《我国成人文盲十年减少近1亿 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1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81-82页。

　　参见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同上，第80页。

杰亮

同上，第70页。

　　《苏辙集》，栾城集卷十九，新论中。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页）。

　　《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25 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128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5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140页。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1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1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8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3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7页。

　　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53页。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7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6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第110-11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同上。

　　李荣融，《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 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2005年7月12日。

　　张卓元，《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2008年02月03日。

　　赵悦，《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CCTV中国财经报导，2007年04月23日。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200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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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三：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中实现了重大调整》，2008年10月29日。

　　美国保守组织“传统基金会”一位亚洲经济研究员最近撰文批评，“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掌权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已经渐趋淡化。并且，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逐 渐销声匿迹时，国家干预开始卷土重来：控制价格，逆转私有化”。见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nd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又见“So much for capitalism: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goes into reverse,” The  Economist, March 5, 2009。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2009 年3 月，第iii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 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 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 《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04年9月19日。

　　新华网2005年10月18日。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29-1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1卷，第294页。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1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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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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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作者：张新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史究竟是一部“温暖的记忆”，抑或是一部“苦涩的记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话题，政府、学界、民间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识。我国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数”和“绝对值”的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比如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长了100多倍，农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67.7%下降到现在的43.7%，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设定的：即旧中国农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国农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越做越大，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精神面貌自然会好起来，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机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推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决不是单向的，统摄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制约、影响、决定生活方式选择和流变的是一定的价值观和决定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当下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特性；其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它既是一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史，但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史，是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历史。然而，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新型农民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主要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

　　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从此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在建国后的头3年，我国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势力，实现了国家财政、金融、物价政策的统一。在国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娼肃毒等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整个来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p18)这是我国亿万农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乐业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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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3](p29)，“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2](p214-215)据统计，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总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禽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与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几十斤[3](p107)。这样，“我国首先从改革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国家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行政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4]，“使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以往把持着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落到了在乡村社会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p86)在整个土改运动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普遍发动群众”和“整顿基层组织”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环节来抓，“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以加强广大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亲和力”[6](p364)，借以完成了“政权下乡”和“基层重组”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垫、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公益性土地及其他财产，割断了农村单个家庭与族群活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转变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2](p19)，“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共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7]

　　土改运动结束后，全国平均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只有3亩多，特别是南方地区人均拥有耕地在1亩左右或几分，“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农民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8](p39)比如，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总人口也增加2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2.3分耕地。建国初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耕作方式原始落后，再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遭遇旱涝、冰雹、虫害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全国仍有1亿多农村人口缺少口粮，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食300多亿斤”[9](p39)，“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仍然不富裕，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10](p179)。因此，从1953年开始，我国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初级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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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到来的。”[10](p185)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只用短短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用10至20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任务”。比如，“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1955年10月上升到32.5%，1956年3月上升到80.3%，1956年4月上升到90.3%，1956年12月上升到96.2%。全国除西藏和几个牧区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9](p62) 特别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把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捆绑在一起进行：“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两翼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并以此来彻底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这实质上是既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又剥夺了农民自主劳动、自主分配、自主消费的权利，以至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出售大批牲畜、杀猪、宰羊、砍树等‘生产力暴动’（毛泽东语）的群众性恐慌。在19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自留口粮严重不足，结果造成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头，猪、羊减少1/3至1/2，农民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累有发生。”[9](p49)虽然我国“对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2](p18)，但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党内的决策制度、议事制度存在着不够民主的缺陷，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这又为下一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革’的误区提供了思想条件。”[9](p66-74)当然，“就整体而言，中国6亿农民进入合作社，不像前苏联那样犹如一场国内战争，出现农民暴动，也没有出现紧随其后的农业大减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p66)我国在“一五”时期农业产值达到6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平均每年增长4.7%，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和畜禽肉蛋产量也都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从1952年到1957年，我国农业税征收比率一直保持不变，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2.4%，而同期的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了1.6%，农村家庭收入总计增加了11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7.9%，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2.9%[3](p153-191)。这样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到1957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国农民大体上有20～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10～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70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300元左右。”[10]

　　建国初期农民生活方式变化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底，我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围，而且把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生活空间也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畴之内。”[5](p248)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的紧张与对立，因为“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过去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对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11](p453)然而，“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所以在当时，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都带有某种任意性：就是按农村社会主义最终格局是全面集体化，用集体农庄模式覆盖一切来考虑问题，并将它强加于全国，这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犯错误的。更何况引入阶级斗争，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干部的不同反映，都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予以批判，不给别人留下选择和发挥创造的余地。”[9](p35-65)比如在1955年7月和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出了“国家可不可以少购几十亿斤粮食换来一个合作社”[9](p42)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即将到来”[9](p53)的最高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统一规定模式来完成任务”[12](p236)，“要求中央和省委责成地委、县委大力去搞，一定要搞。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11](p123)这样势必导致地方各级政府搞“政治浮夸风”和“行政命令”，以至在广大农民群众和乡村基层干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二是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此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逐年扩大。这样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13]譬如说，“在粮食问题上，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有过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从全国看，1953年首次统购，共征购粮食785亿斤，比上年增加30%。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又多购了10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1955年春天许多地方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不仅农民有意见，而且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当时，浙江、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广西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闹粮荒死人了，甚至还发生了群众性的暴乱事件。”[9](p41)但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农民的改造，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