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他讲的一些事也不是假的，他也亲自看到。前几年说农民负担太大，所以政府又改变农业税。现在又有若干个政策，都是想把农村安抚好。所以从根本性来说，包产到户是第一步。但是包产到户不是最后的一步，我们期望还有进一步的改革，真正的改革。

主持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高王凌：中国的这个事最后还要自上而下。这种东西是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当然底下从来都会有动作，这种动作是什么，我们一时也很难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中国处理的就是大国的问题，大国的问题和小国的问题绝对不一样。最近还有人争论什么“比较优势原理”，那在大国其实是行不通的，不是那么回事。

另一个，它总要给社会一定的空间，不能什么都政府管。有人以为中国是政府管不了了，才让民间。所以先秦的时候要搞分封，搞封建，那都是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误解。它是主动的，它要把那些东西主动让出去，让社会去承担。

因为我是研究政府关系问题的，我个人认为，改革就是重新确定政府地位、政府角色、政府作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头30年，政府管得太多。后来政府就放，放的这个过程里自然就会有超过和不及之处。比如说有的东西不该放，医疗、教育不该那样放，现在你看又开始往回走，

现在的历史过程没有结束，还是在确定定位。从大的角度说，也不是一个农村的问题。

主持人：政府在农业、农村方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高王凌：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适当的放手。中间组织应该加强，要靠互助合作。而且政府如果做了的话，不能再当工厂主、农场主，政府就是当政府。政府不要越权，决策让生产方面的，让底下的人，当事人自个儿去做，他是一个老板还是一块地的主人，让他去做，不要代替他。

要知道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成功，就是农民在底下“拱”，一步一步的，最终获得上层一定支持的结果。不是谁拍脑门的决定，也没有预定的方案的。

出处:「腾讯网」腾讯新闻“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专题之八(2009年9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8 12: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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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编者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新华社合作，编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大事记》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它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着重反映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报从今天开始，分两次刊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以飨读者。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此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至30日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当选为委员。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1949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1951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10月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10月13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1953年8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0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告成立。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

　　10月25日 海关总署宣告成立。中国海关从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成立，郭沫若任院长。

　　11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

　　11月21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此后，全国各地也相继采取行动封闭妓院。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9 08: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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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1957年以前，中国曾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完全是误解。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清醒，“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 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15] 苏联对资本家采取了剥夺政策，甚至试图在肉体上消灭资本家； 中国则通过赎买的方式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公有资本，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苏联采取命令主义和专横的方式进行农业集体化，并对富农采取以暴力手段彻 底剥夺和消灭的政策；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则不带有苏联那样的强制性，过程也没有苏联那么混乱。结果当然也不一样，“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 增产的”。[16]

　　虽然毛泽东希望有朝一日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别强调，在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苏联宣 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17] 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次年，国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业成分的99.97%；国营农业在农业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 重也高达79.2%。此后，在苏联，这种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国家的状况，不仅没有削弱，反被不断强化。[18] 而中国则不同，1956年以后，虽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才刚刚过半（表1）。同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 国有企业占77.16% , 集体企业占22.14%。但从 工业企业数目上看，国有企业只有83,700个，而集体企业多达264,700个。[19]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大跃进”和文革后期大力扶植一种新型企业，即农村“社队企业”（1984年 后改称“乡镇企业”）。 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社会总产值491亿元，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4.10%，并安置农村劳动力2,827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2%。[20] 企业数目如此之多，使得严格的中央计划难以实现，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竞争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计划方面的探索

　　如果说1956年以前有“照抄”苏联的地方，那主要是指在制定五年计划方面。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承认：“对于 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21] 由于解放初新中国领导人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 ，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苏联学习。中国从1951年初就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前后共编制了5 次。期间，毛泽东还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 的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长达一个多月时间，李富春则率代表团在苏联逗留达10个月之久。[22]

　　虽然“一五”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但它却不是一个苏式计划。主持制定该计划的陈云便坦承：“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即不是指令性计划】，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 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23] 另外，这个1953年开始的计划，直到1955年7月才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同年11月9日和12月19日，国务院才先后发 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门执行它。而到1956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24] 可见这个计划并不像苏式计划那么死板。

　　基于他有关矛盾普遍性的哲学观和对“一五”的观察，毛泽东并不相信严格的苏式计划。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对第26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批评最多。他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25] 因此，“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26] 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两条腿走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现几个同 时并举（包括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同时并举，中央与地方同时并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二五”（1958-1962）开始执行不久 就被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打乱。其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使得经济建设不能按原来的部署继续进行，只得于1961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 方针”。这次调整一直持续到1965年，致使“三五”延迟到1966年才开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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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五”（1966-1970）开始之际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在翻天覆地的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计划工作都难以进行。1967年虽然订出了年度计划，但无法传达到基层；1968年干 脆就没有计划；而1969年，除原油产量外，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计划指标。[28]

　　“四五”计划（1971-1975）指标直到1971年4月才下达。而到1973年中，毛泽东认为，计划工作仍没有走上正轨，有必要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 [29]

　　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计划体制远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不居。不过，变动不居的代价是经济增长呈现剧烈的波动性（见图2）

　　中国计划体制与苏联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权的程度。毛泽东从来不喜欢苏式中央计划体制，这主要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厌恶官僚体制。早在1953年，他就反对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 因为这意味着“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30] 到1956年谈《论十大关系》时，他反复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 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1] 1958年2月，他又提出在中国搞“虚君共和”的设想。[32] 此后，只要一有 机会，他就会极力推行权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33] 由于“大跃进”受挫，1961年后，在刘少奇、陈云主持下，中 国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好转，他决心再一次打碎苏式的中央计划体 制。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权力都要还给地方。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 。[34] 不过，几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延迟了他的分权计划。 七十年代初，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 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35]

　　虽然，其后周恩来、邓小平加强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分权化的国家，与苏式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迥然不同。[36] 这种不同的一个 重要表现是国家集中统一分配的物资远比苏联少得多。苏联把物资分为三种，即分配权限属于国家计委的“基金化产品”，分配权限属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计划产品”，以及分配 权限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非集中计划产品”。基金化产品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而“非集中计划产品”的份额很小。中国也把物资分为三类，即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 “统配物资”，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资”，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类物资”。如图1所示，到文革后期，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加在一起只有217种。此外，几次分权让地方政 府尝到了甜头，它们对完成国家调拨指标的态度也未必总是唯唯诺诺；更有甚者拒绝按国家调拨价将本地物资卖给外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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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移到计划体制上。50年代后期他还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后来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8]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39] 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 ，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 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 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40]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 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41]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 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他理 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8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 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42] 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 后还要革命。[43]

　　简而言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没有偏重纯而又纯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是造就了上百万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在计划问题上， 中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财政收支权、计划权、物资管理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而是 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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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探索的成就

　　与苏式体制相比，中国成百万中小企业的存在、各地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分权的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除此之外，尽管历经波折，毛泽 东时代不仅取得的不俗的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见图2），[44] 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 网络，为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 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45]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

　　直到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 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47] 因此，平等的社会 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

　　“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大的“分利 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48] 奥尔森的潜台词是，隔一段时间来场“运动”是件好事，可以打烂 “分利集团”，有利于其后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前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 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4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萝丝-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 提出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尔森是不是个毛主义者”？[50]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51] 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 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 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52] 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53]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 年的22.8%。[54] 表2显示，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生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 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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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56] 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 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 ，“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57] 但到改前，“印 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58] 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 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59]刚刚去世 的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60]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图3所示，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0.16，与印 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0.53，远远超过印度的0.42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北宋的苏辙在《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61] 共和国的前30年 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 起的宏伟楼群。

　　后30年的探索

　　尽管共和国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62] 到第二个3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年，全国7.9亿农村居民中有2.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100 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343.4元。[63] 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邓小平的话 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4]

　　邓小平的探索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

　　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扫除思想障碍，在1978-1980年间，邓小平首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5] 强调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66] 这与当 年毛泽东倡导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67]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把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作一个开放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8] “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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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70]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71]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72]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从1980年起就开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73] 同样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开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基 础上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74]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计划经 济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性。1992 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概念。[75] 此后，市场逐步取代计划，成为中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机制。

　　对社会主义而言，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发展生产力毕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市场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那么除了实行市场经济、发展 生产力外，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他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动摇 的，否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76] 从1980年起，他不再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77]目的是为了给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1985年 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78] 的确，那时公有制仍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79] 哪怕是七年后他南巡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80] 即使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四分之三的 天地（表1）。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81] 他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 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82] 他解释道，“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 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他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 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3]

　　类似的话，他反复说了多次，为的是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但在整个八十年代，他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如何进行市场改革，如何加快对外开放，如何推动非公有 经济发展，如何激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上。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南巡以后，邓小平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更关注公有制为主体。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开始重提“两个飞跃”的设想，即农村在实行一段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应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用他的话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84] 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共同富裕问 题。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他感慨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 还困难……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 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85] 这两方面的变化表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以前他一度以为，只要把“饼”做大，就可 以最终让十二亿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时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 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86] 不过，说这些话时，邓小平已经不管日常工作。他的这些观点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在世时，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还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不过，那时非公有制经济仅仅被看作公有制 的“必要补充”，现存公有制企业也没有改变性质。这一点在图4中看得很清楚：虽然公有制单位雇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99.8%降到1996年的71.6%，但公有制单位雇 员的绝对数却在同一时期内从9500万增加到了142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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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十五大以来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变革出现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没有哪次比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改革着墨更多。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和“公有 制占主体”都提出了新的解释。“公有制”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包括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 的集体经济。而“公有制占主体”被解释成“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反过来说，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公有资产 不一定非占优势不可；对不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说来，只要坚持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减少一些 ，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表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提法

　　文件：1981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文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法：

    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

    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 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文件：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 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 有制企业。

    在不同的经济领域， 不同的地区， 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有所不同。

　　文件：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法：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 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 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文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法：

    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 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

    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应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有的地方， 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文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 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 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杰亮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 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文件：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法：

　　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文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提法：

　　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

　　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文件：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十五大后，对现存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流行的口号。到2005年，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到85%以上 ，集体企业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业破产消亡了，更多的变成了私营企业；[87] 在净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也有1331家改制为 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88] 与此同时，原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纷纷易帜，到2006年，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 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89] 经过几年的改制，2004年末，国家和集体投入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降为56%；[90]  2005年，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降为39%（表1）；2007年，国有、国有控股以及集体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32%；同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 镇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为24.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