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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在1979年9月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同一研究所的副所长蒋一苇针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本位论”和行政性分权的“地方本位论”，提出了“企业本位论”。他认为，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等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利，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他主张：“企业应当是企业全体职工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利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里”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辅则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归结为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实行全面的独立的严格的经济核算”；“各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有权在维护和增进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结合本单位和自身的利益的考虑直接参加经营。”

　　另一种意见的思考范围更加宽广，认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例如，中国经济学界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他在1980年初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就这个《意见》作说明时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起草的《意见》，得到了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最终形成政府的决定。

     另一位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是杜润生，他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1952年到1962年“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杜润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重新发挥他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8: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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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种思想中，第一种思想更加受到实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持。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了六家国有工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了明显成绩。随后，四川省的试验扩大到100家国有企业。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选择一些企业按照这些规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工业企业达到4200个。到1980年，又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领导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大体类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资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和1965年苏联的“柯西金改革”相类似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新体制下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受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增加投资的压力很大，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陷于混乱。

　　“体制外先行”战略

　　旱路不通走水路。当体制内改革的尝试遭遇瓶颈时，决定整个改革方向的中央领导表现出足够的包容度和灵活性。以微观主体的自发探索为第一推动力，中央政府从默许到制度化承认，逐步在公有制之外推行市场化取向的变革。以家庭承包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率先推动了产权制度层面的变革，并迅速在国有部门之外形成燎原之势。此后，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齐头并进，私有产权和计划之外的价格体系得到事实上的认可，并不断发展壮大。非公部门和市场价格对公有部门和命令价格体系形成有力的冲击，成为公有制改革的强大外在压力，但前两者与后两者长时间仍然并行运行，分别形成经济体制与价格体系的“双轨”。

　　当国有企业的扩大自主权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经掌握领导权力的邓小平改变了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家庭农场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种有别于苏东国家以改革现有国有企业为主的新战略，这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去，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并依托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战略被称为“增量改革”战略或“体制外先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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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量改革战略在农业领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党政领导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加上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的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出一定的空间，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得以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

　　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允许非国有企业成长。

　　是否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在1976年以后几年的“拨乱反正”时期，“愈大愈公愈好”“割资本主义尾巴”“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等毛泽东时代的教条仍然统治着人们的观念。因此，在改革开始时期，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产到户”取得成功以后，这种思想禁锢才被进一步突破。1983年在事实上取消了对私人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也就是说，私有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那以后，私有部门得到了愈来愈快的发展。

　　第二，营造“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现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对接。

　　在各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史中，国内市场的发展往往是旷日持久的，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形成。本来旧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就十分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历了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市场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国内市场的形成就更加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1979年，中国政府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便发挥它们毗邻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又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以来，逐渐在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形成了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经济改革。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中国的经营管理人员对国际市场有了更好的了解，同时也使他们对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产生了紧迫感。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和改进经营管理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参与进出口贸易竞争，也促使中国国内价格结构向国际市场看齐，加快了国内价格改革的进程。

　　第三，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

　　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能在全国同时铺开，改革又需要有系统性的条件下，选择沿海某些市场一向比较发达、又具有较好的对外开放条件的地区建立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和开放这两个方面结合运用前面讲到的两种做法，使市场经济体系能够多少完整地建立起来，然后通过它们的示范和辐射，带动内地的改革和开放。自从1985年广东省的广州、佛山、江门、湛江等四个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城市”，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从辽东半岛到广西沿海一线涌现了已经初步形成成片市场、经济具有很强活力的地区。在内地，也出现了某些初步“搞活”的地区。市场力量的作用，正在从这些地区向四面八方辐射，它们已经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强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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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增量改革战略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营经济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营工业的增长率约为国有工业的2倍。到80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成分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工业中，其产出份额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业中，非国有成分的份额增长得更快。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

　　“双轨制”的形成

　　非公经济与市场价格的持续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公有经济和命令价格产生直接的冲突。“双轨”不可持久。一者因为公有经济部门长期处于命令价格的保护之内，既缺乏自我改革的动力，又使非公经济部门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者因为两套价格长期并行，以命令价格取得资源者可以利用价差牟取暴利，致使寻租、腐败盛行，极大地扰乱经济秩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双轨制”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妨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国家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统一调拨，价格只是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消费品由国营商业系统统一经营，各级物价管理部门统一定价。

　　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获得了销售产品的自主权。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自销超计划产品，在计划轨之外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市场轨。

　　与此同时，没有物资调拨指标的非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提出了从市场获得原料等物资的必要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通过市场流转的生产资料份额也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下发《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

　　在实行增量改革战略情况下，由于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双轨并存，除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形成的“双轨制”外，还在其他领域形成了多种“双轨制”，例如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双轨制”、外汇牌价和调剂市场价格的汇率“双轨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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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轨制”的利弊得失，经济学家的看法也非常不同。

　　刘遵义、钱颖一、G.罗兰（GérardRoland）和张军对价格“双轨制”在稳定国有经济生产和实现帕累托改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作出了肯定评价。他们根据一般均衡分析，论证了双轨价格自由化的帕累托改进的特性。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积极作用。报告认为，从经济上看，在“双轨制”条件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产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从政治上看，“在双轨经济中有一种能够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机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凭证的货币化会向权力的货币化转化，即分配凭证的权力，实际上是分配货币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本身能够用货币度量了。它完全可以把权力变成一种货币。这种腐化行为在经济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凭证货币化的机制发挥作用，在计划所派生的行政权力又有所保留时，把对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力当做一种资本来运用，就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况。”

　　美国经济学家K.墨菲（KevinMorphy）、A.施莱弗（AndreiShleifer）和R.维什尼（RobertVishny）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所有的价格不是一齐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它会在能够获得变相补贴的国有企业与只能以市场价格获得原料、设备和贷款的民营企业之间造成不平等的经营条件，因此愈到后来就愈益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进一步壮大的因素。

　　另外一些中国学者例如本文作者对“双轨制”持续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给予高度关注。

　　他们认为，“双轨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学者所说，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甚至得到加强，就会造成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而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铲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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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整体推进”全面改革

（1994年至今）

　　“双轨”的存在，意味着国民经济中仍然存在着大量低效的公有经济成分以及非市场化价格体系。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痼疾未除，与新生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尖锐。中国经济的改革战略从“增量改革”向“全面改革”进行转变，遂成这个时期的必由之路。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以及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作出关键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的改革未能适时推进，导致进一步的改革更为艰难。

　　在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如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国进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时有发生。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而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还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抓住时机，在占用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经常受到威胁。正如青木昌彦（MasahikoAoki）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因此，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分步进行，否则，就会存在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所以，“双轨制”拖得愈久，其消极后果也体现得愈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加剧，由局部市场化转向全面改革的呼声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变得愈来愈强烈。1986年，在改革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开始转向进行全面改革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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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全面改革

　　这是中国改革以来又一个全新的阶段，改革开始从非公部门推向公有部门，从农村推向城市，从价格体制推向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的配套改革，从经济改革推向政治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些改革措施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突发性事件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出现重大反复，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就，这也使得后来的改革难度进一步加大。

　　邓小平是“增量改革”的倡导者，但他并不满足于改革前期在非国有部门取得的成就。当非国有经济已经能够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点的时候，他提出了转移改革战略重点、把改革推向国有部门的要求。他在1984年6月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业”。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实施这一战略转变。

　　为了落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提出的通过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方面互相联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中国政府从1986年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986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他宣布1986年国务院的工作方针是：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改善宏观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条件下改善供应，同时做好准备，使改革能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接着，赵紫阳就改革形势和“七五”（1986年－1990年）前期改革的要求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这些讲话中指出，这种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长。因此1987年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在市场体系和实现间接调控这两个问题上步子迈大一点，为企业能够真正自负盈亏，并在大体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创造外部条件。“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

　　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拟定了“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价格改革，准备采取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在1967年－1968年改革的做法，用“先调后放”的办法实施价格市场化：先根据计算全面调整价格，然后用一到两年时间将价格全面放开，实现并轨。在财税体制方面的主要举措，则是将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Revenue-SharingSystem），改革为“分税制”（Tax-SharingSystem）以及引进增值税（VAT）等，上述配套改革方案在1986年8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定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关于改革方案的汇报时，对这个配套改革方案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要求照此执行。

(连载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8: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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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 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 志编委。许纪霖说: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许纪霖访谈

　“要尊重民意的话，首先是尊重知识分子”

　　主 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是腾讯网在建国60年期间隆重推出的一档高档主流专业的历史谈话类节目，该节目将 邀请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嘉宾，就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今天我们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教授给我们谈知 识分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

　　许纪霖：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则。

　　如 果我们要把建国6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说清楚，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重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中，士（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它和农工商是完全不同的阶层；农工商是民，士是精英。士大夫有特权，不仅有经济特权，还有直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特权， 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民意”。

　　晚清发生变革以后，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此时，社会其 他阶级开始（建立）起来，比如商人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晚清到民国初，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传统的士大夫相比，开始发生两个趋势的变化：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位置 在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世俗化，他们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相反，军人、商人地位却在上升。另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上升。特别是在民国期间，知识分子控 制了媒体和大学，通过这两者，他的社会影响力比古代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想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了？因为背后失去了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一页。建立新政权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新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解放军一进城，无论是进北平还是上海，带来的完全是新气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新政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6 08: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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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会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

　　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成立于1947年5月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首府由原驻地乌兰浩特移至张家口，后迁至归绥（今呼和浩特）。

　　12月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

　　12月16日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维辛斯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2月23日—31日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和步骤，确定了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1950年

　　1月6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在京的外国兵营地产，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1月和4月，北京市军管会收回、征用美国、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兵营地产；6月和9月，天津、上海市军管会先后收回、征用法国的兵营地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的驻军权被彻底取消。

　　2月24日 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3月3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4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

　　5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同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等地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展开最后的围歼。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几个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

　　6月6日—9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侵略行径进行严厉谴责和抗议。

　　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施行。

　　6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包括新老解放区在内）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7月28日 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表示拥护《共同纲领》，割断教会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发起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1月，中国天主教人士也发表宣言，开展“三自”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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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19日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

　　9月22日 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月20日—29日 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9月25日—10月2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至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10月基本结束。

　　10月1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7月20日，治理淮河一期工程完工。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1月24日 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举行开学典礼。

　　12月19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严厉取缔“一贯道”及所有会道门，由此带动全国展开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

　　1951年

　　2月23日 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自本年3月1日起施行。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

　　9月20日—3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中共中央于1953年2月15日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10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第二、三、四卷分别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

　　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于1952年10月结束。

　　12月2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一次委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

　　6月中旬—9月下旬 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6月20日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分洪区蓄水量达60亿立方米。

　　6月20日—2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为该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