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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思是，这个“商”是中国需要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我记得有朋友提出来一个新概念，说中国需要工商文明，讲的是对的。

我们同时也看到，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有一些很不错的，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或者叫企业家。我记得有一个叫陈光标的，就是相当优秀的企业家，每一次我们的社会出现一些灾难性的大事的时候，都是慷慨解囊。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官商勾结，蒙骗政府，蒙骗老百姓，这样的人也有的。现在是社会分化了，分化得很严重。但首先要遵守法规法纪，提升自己的修养。我觉得还是要像温总理讲的，企业家也应多仰望星空。

主持人：改革开放需要商人，商人也需要改革开放。但在刚改革开放之初，他们没地位。

高华：那么和计划经济建立有绝对关系。到了1956年以后，作为统战对象，政府还是很团结商人，就是原来的资本家等，全国还有工商联。但作为一个活跃的社会的经济成份，1956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了。全面的复苏是三中全会以后。



各个阶层都需要公平正义

主持人：我们前面聊的农民阶级自由流动，对个体命运有重大影响。90年代以后，农民工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高华：新中国建国初的四个革命阶级，具体划分叫“工农兵学商”，最近3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工”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企业转制，传统的那种“工”已经不是了，很多的是现代的“工”。当然工人中间还有相当数量的是农民工，或者说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企业转制，许多工人下岗了。他们的社会保障，这几年政府很强调，早些年前，他们的社会保障还不够。这一批下岗工人可能更多的会感觉到一种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这种感受很深。

农，传统的农民概念也变了。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中国现在大概有1.5亿农民流到城市里面，农民的概念也变化了。这几年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特别是还有新型农村医疗的推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原来覆盖到城市的这一块，现在也要向农村延伸，这个非常重要，关乎到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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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1978年农村同学还是比较多，不讲有一半，起码有30—40%。到了80年代中期，应该还有30%多。可是现在农民的孩子能考上一些名牌大学的越来越少。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值得研究的。

兵，他是相对稳定的那个群体。

学，知识分子分化很大。如从收入这一块来看，也是一向如此，早30年前，有大牌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叫知识分子，农村中的非常辛苦的小学教师也叫知识分子。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中间有很大的差异。那些著名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很尊敬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300元，最有名的是300多元；农村中的小学教师每月二三十块钱，甚至30块钱都不到，20多块钱，也要养家糊口还要去劳动。

后30年，知识分子分化非常大，有的知识分子工作和我们社会经济方面联系比较多，他们现在成为非常富裕的阶层，过去的“脑体倒挂”的现象早已不存在。他们现在可能考虑的是，这次是到欧洲度假还是到日本度假？当然，我讲的不是全部，只是一小部分。那么还有一些是比较清贫的，清贫知识分子。

商人，80年代的个体户真正做大做强的当然可能也有。但是，据社会学家做的报告说不是很多，甚至比较少。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变化非常大。我们现在有一些弱势群体，它相对应的叫“强势群体”。强势群体这个词没有出现在我们社会公众领域，只是出现在社会学家的学术讨论范围内。所谓“强势群体”，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政治精英（搞行政管理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甚至有的社会学家认为，这三个精英形成了一个联盟，就是他们比较多地掌握了社会的资源，包括财富资源。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存在的。

所以，我个人理解，可能真的是面对90年代以后的新的情况，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工农这样的一些变化，以及你刚才提到的商人、知识界的一些变化。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政策：扶贫、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城市里退休工人的社会保障、减免中小学生的学费等等。这些目的都是要使我们的社会和谐。避免因为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某种对立化的情况。我觉得这些政策都很好，需要进一步的贯彻落实。改革的成果，应是由我们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够享受到，而不是前面社会学家提到的那些强势群体他们完全占有。应该是各个阶层都要分享，特别是我们的工人、农民，当然知识界也在里面，也包含着一般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精英化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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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不是剥削者

主持人：最近几年有一个新名词叫新社会阶层，请高老师分析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高华：新社会阶层这个词，因为我不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也是从报纸上电视上才知道这个词的。背景是最近30年的我们社会的变化，我理解，它实际是指最近十多年产生的一些新职业，新的一些阶层。我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大概是包含了六类：外资单位的工作人员，私营业主，中介组织的成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这种职业状态和我们过去习惯的那种在单位制下的工农兵学商是不一样的。所以给他们一个新概念叫“新社会阶层”。我看了一个2002年的材料，说是在新社会阶层中间，包括私营业主中间，有32.2%的人是党员。对于这些人怎么看？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过去一些传统看法，他们是不是剥削阶级？当然，今天应该是这样认识，就是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因为他们纳税，承担很多义务。不应该再从过去的那个比较偏狭的阶级论出发的立场来看待这些新出现的这些职业，这些阶层。

主持人：执政党或者说国家把他们纳入到了主流当中，也是经过了一番争论的。包括要不要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承认，刚开始不是一下子承认的。

高华：这是当然。改革的这30年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伴随着一些思想争论，这可以理解。就是过去传统的概念影响非常深，甚至有一些意识形态瓶颈压力。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要解放思想，不能固守过去的一些传统概念，因为生活变化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不要叫穷人区，请叫向阳一村

主持人：最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穷人区富人区的争论，我们想请高老师分析一下。

高华：我不是非常了解社会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我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通常讲的富人、穷人，好象现在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很长时间中这些概念是和建国前的那些社会生活状况相联系的。当然，建国以后我们也用过这个概念，我们讲的穷人和富人都是指的1949年前的那种社会状态。这些词，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无所谓了。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们看到穷人富人这两个词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刺眼。心里很难受。因为这和我们长期宣传的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更不要说还有一个穷人区和富人区的问题。一想到这个词就想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马上就想到，我小学时读过的《三条石》，这是天津一个街道的故事。还有《旧上海的故事》。

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平静地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它并不是最近若干年冒出来的现象，我们过去不用这个词，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富裕阶层住在什么地方，贫困阶层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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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可能老一代的人——青年一代他们不知道这个词了——有一个概念，叫“上只角”，“下只角”。什么叫“上只角”？徐汇区，过去的法租界，衡山路、高安路等，那里有一栋一栋的小楼房。这些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呢？1949年以前是一些富裕的商人，买办，通常讲是有钱人住的。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大陆，去了香港、台湾和海外，他们把房子贱卖了。建国以后，是谁来住这些地方呢？今天上海的衡山路、高安路这些地方，主要是一些干部阶层，或者说比较高的干部，以及一些民族工商业者，上海的一些资本家，高级职员，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住的地方。这叫“上只角”。

所谓“下只角”在什么地方呢？杨树浦、闸北这些地方。过去是什么人住？都是上海最穷困的工人住的，有些是码头工人。他们住的条件怎么样？有的是“滚地笼”，有的是简单的棚子。建国以后，这些滚地笼慢慢就没有了，棚子也做了一些初步改造。国家因为财力困难，虽然建国以后上海也建了一些工人新村，但是我们讲的底层普罗居住的条件、环境，总是比较差的。

所以，就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有“上只角”的文化，也有“下只角”的文化。比如说下只角的一些人喜欢听淮剧。“上只角”的不一样，上只角的喜欢听西洋音乐，有的喜欢听越剧，这是历史上客观形成的。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过去有钱人住的是一些很漂亮的四合院，穷人住的是很破败的大杂院，也有一些滚地笼这样的一些破旧棚子。老舍那个著名话剧《龙须沟》写的不就是这个情况吗？建国以后北京在郊外，西郊，开始建立一些大院，各种各样的大院，有部属单位的，有军队系统的，有文教单位的。事实上也还是有一个具体条件比较好的和居住比较差的分野。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因为多少年来不突出这个主题，我们一提到富人和穷人一般指的是旧社会。

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地知道，当然像我还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如果住在小城镇，在乡村的话，情况更艰苦。在60、70年代，城市里，如果做饭烧水，用蜂窝煤。所以，城市里有叫“老虎灶”，就是打开水的地方。最近南京最后一家老虎灶结束使命，那是什么人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好地区的煤卫设备好，煤就是煤气，随时一打开就有煤气了。

我记得60年代一些大城市才开始有煤气罐。而煤气罐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都是一些干部，或者是统战对象才能有。我的意思是差别非常、非常大。80年代以后，人民生活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上海的情况，北京情况也差不多，全国情况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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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收入高的人群是一个居住区，收入低的人群是一个居住区。曾经还形成过一种比较剧烈的对抗性的关系。比如说在上海，在文革中这些居住条件好的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的家庭，有的被扫地出门，其他的从“下只角”来的工人就住到这里面去，造成了非常剧烈的矛盾。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现象。

今天随着我们社会的流动加速，大批的农民工到城市来。他们由于经济收入不够，当然没有办法在城市买房子。城市的很多人也买不起房子，甚至也租不起房子，所以需要政府。政府是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的计划制订者，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监督者和实施者，所以权力很大，责任也应该很大。那么多造一些房子吧。特别是对于这些大量的流动到城市边缘的农民工，青年学生，寻求职业的，“北漂”等等，盖一些简易的房子，廉租房。不要叫做穷人区这个词。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什么向阳一村，向阳二村，表示一个历史延续性。向阳一村、向阳二村都是前30年的词，我们的心里感觉会好一些，要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心里感受。

前面讲的那三个精英群体。行政管理者是所谓政治精英；私营业主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是经济精英；还有一些和前两个精英集团联系比较多的，关系紧密的知识精英。这些精英不要赢者通吃

主持人：现在出现一个名词叫中产阶级，他可能比穷人要好，但是又没有富人地位那么高。

高华：中产阶级，我觉得是一个中性的词了，是一个客观描述性的词。当然中产阶级不只是指经济收入达到多少钱，就叫中产阶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开长途贩运大卡车的司机，城市的车司机，可能工资收入不低于一个中学教师。经济收入多少不完全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衡量指标。我想，他是和一定的文化背景，思想、文化欣赏、审美趣味、对社会的关怀角度相联系的。而这一切又是和一个更广义的，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长相联系的。

中国的公民社会最近30年在开始慢慢的成长。这个中产阶级是和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一起成长。

主持人：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强的？

高华：对。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去年汶川大地震中间，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你刚才讲的中产阶级，表现出对我们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都是非常正面的。应该讲是我们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

主持人：我们非常感谢高老师！请广大网友继续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

工作人员名单
出品：李玉霄
监制：赵国臣
制片：郭法德
顾问：杨奎松、丁东、高华、朱学勤

统筹：vingie
主持人：杨海鹏、丁冬、vingie
编导：丁森兴、金波、张丽萍、郑晓艳、魏青科、张晓虹、vingie
后期：吴林涛
摄像：魏笑一、张贺庆、汪悍贤、杨金涛、陈培、李珉、朱国强、申园园、彭傲、魏晨靓、vingie

后期工作室：集奕

感谢以下学者的帮助：沈志华先生、朱学勤先生、王海光先生、冯筱才先生、杨奎松先生、杨东平先生、何方先生、陶文钊先生、许纪霖先生、高华先生、葛剑雄先生、雷颐先生、高王凌先生、林蕴晖先生、丁东先生、杨海鹏先生

出处:「腾讯网」(200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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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作者：张新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史究竟是一部“温暖的记忆”，抑或是一部“苦涩的记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话题，政府、学界、民间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识。我国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数”和“绝对值”的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比如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长了100多倍，农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67.7%下降到现在的43.7%，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设定的：即旧中国农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国农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越做越大，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精神面貌自然会好起来，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机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推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决不是单向的，统摄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制约、影响、决定生活方式选择和流变的是一定的价值观和决定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当下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特性；其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它既是一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史，但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史，是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历史。然而，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新型农民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主要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

　　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从此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在建国后的头3年，我国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势力，实现了国家财政、金融、物价政策的统一。在国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娼肃毒等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整个来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p18)这是我国亿万农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乐业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连载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8 10:27 编辑 ]

杰亮

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3](p29)，“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2](p214-215)据统计，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总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禽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与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几十斤[3](p107)。这样，“我国首先从改革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国家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行政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4]，“使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以往把持着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落到了在乡村社会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p86)在整个土改运动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普遍发动群众”和“整顿基层组织”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环节来抓，“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以加强广大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亲和力”[6](p364)，借以完成了“政权下乡”和“基层重组”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垫、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公益性土地及其他财产，割断了农村单个家庭与族群活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转变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2](p19)，“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共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7]

　　土改运动结束后，全国平均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只有3亩多，特别是南方地区人均拥有耕地在1亩左右或几分，“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农民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8](p39)比如，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总人口也增加2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2.3分耕地。建国初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耕作方式原始落后，再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遭遇旱涝、冰雹、虫害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全国仍有1亿多农村人口缺少口粮，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食300多亿斤”[9](p39)，“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仍然不富裕，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10](p179)。因此，从1953年开始，我国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初级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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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到来的。”[10](p185)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只用短短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用10至20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任务”。比如，“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1955年10月上升到32.5%，1956年3月上升到80.3%，1956年4月上升到90.3%，1956年12月上升到96.2%。全国除西藏和几个牧区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9](p62) 特别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把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捆绑在一起进行：“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两翼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并以此来彻底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这实质上是既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又剥夺了农民自主劳动、自主分配、自主消费的权利，以至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出售大批牲畜、杀猪、宰羊、砍树等‘生产力暴动’（毛泽东语）的群众性恐慌。在19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自留口粮严重不足，结果造成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头，猪、羊减少1/3至1/2，农民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累有发生。”[9](p49)虽然我国“对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2](p18)，但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党内的决策制度、议事制度存在着不够民主的缺陷，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这又为下一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革’的误区提供了思想条件。”[9](p66-74)当然，“就整体而言，中国6亿农民进入合作社，不像前苏联那样犹如一场国内战争，出现农民暴动，也没有出现紧随其后的农业大减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p66)我国在“一五”时期农业产值达到6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平均每年增长4.7%，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和畜禽肉蛋产量也都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从1952年到1957年，我国农业税征收比率一直保持不变，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2.4%，而同期的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了1.6%，农村家庭收入总计增加了11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7.9%，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2.9%[3](p153-191)。这样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到1957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国农民大体上有20～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10～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70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300元左右。”[10]

　　建国初期农民生活方式变化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底，我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围，而且把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生活空间也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畴之内。”[5](p248)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的紧张与对立，因为“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过去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对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11](p453)然而，“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所以在当时，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都带有某种任意性：就是按农村社会主义最终格局是全面集体化，用集体农庄模式覆盖一切来考虑问题，并将它强加于全国，这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犯错误的。更何况引入阶级斗争，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干部的不同反映，都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予以批判，不给别人留下选择和发挥创造的余地。”[9](p35-65)比如在1955年7月和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出了“国家可不可以少购几十亿斤粮食换来一个合作社”[9](p42)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即将到来”[9](p53)的最高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统一规定模式来完成任务”[12](p236)，“要求中央和省委责成地委、县委大力去搞，一定要搞。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11](p123)这样势必导致地方各级政府搞“政治浮夸风”和“行政命令”，以至在广大农民群众和乡村基层干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二是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此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逐年扩大。这样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13]譬如说，“在粮食问题上，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有过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从全国看，1953年首次统购，共征购粮食785亿斤，比上年增加30%。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又多购了10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1955年春天许多地方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不仅农民有意见，而且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当时，浙江、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广西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闹粮荒死人了，甚至还发生了群众性的暴乱事件。”[9](p41)但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农民的改造，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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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9](p40)同时，他针对党外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共产党进城后丢了农民”的尖锐批评，极力反驳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1](p105-106)总之，“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11](p243)，“从政治上看是中央行政关系在乡村社会渗透、扎根和深化的过程”[12](p253)，“是将全国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过程”[11](p172)。可见，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质是把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成城市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借用毛泽东同志一句十分形象的话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这样，“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地方政府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也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了七十九万个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编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里。从此，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等都无一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变成了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地方政府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中国的农民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13]

　　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我国农村地区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全国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是三千万人，11月是六七千万人，12月是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14](p681)，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8月中下旬，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以后，仅花了短短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建立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15](p51)。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参加小土炉炼钢的人数从1958年8月的几百万人增加到9月的五千万人，10月底达到六千万人，11月达到九千万人，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抽调到钢铁生产第一线，留下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者，致使这年秋季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最保守估计全国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15](p93-94)。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暴风骤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亿农民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由于过分强烈的“外部冲击”和一时泛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结果使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环境下的农民无所适从。紧接着，新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1959年至1961年全国死亡人口为3615万人”[16](p337)，但据一些学者推测“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15](p194)。我国在和平建设年代一下子死亡了这么多人，这是当代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单纯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比如，“1958年至1960年我国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本已很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值增长了2.3倍，而农业产值却下降了22.8%。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8365万人减少到14620万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减少了13%，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4年的水平（3390亿斤），但国家征购粮食数量却逐年加码（1958年为1095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7.3%；1959年为1348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6%；1960年为1024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5.7%），致使农村居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为2940亿斤，1959年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农民人均消费粮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降到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264斤，消费指数下降了22.8%，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十分严重的生存危机。”[15](p188-194)因此，从1961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1965年全国农村人均用粮、消费的蔬菜、食用糖及货币收入都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我国农业生产逐步走出1959～1961年的低谷，开始走上了恢复性发展的轨道，凋敝的农村重新有了生气。”[15](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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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明确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其规模“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并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变”。“据1962年10月的统计，全国农村人民公社71551个，生产大队713385个，生产队5468244个，平均每个公社下辖生产大队9.6个，每个大队下辖生产队7.6个，每个生产队拥有农户23.6个。至此，我国农村经济活动虽然还在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下进行，但它的实质内容已基本上退缩到了原来初级社的水平。”[15](p256)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制度确定下来以后，期间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对于我国长期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和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从196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集体土地归公社所有的比例由0.27%下降到0.12%，归生产大队所有的比例由4.1%提高到9.7%，归生产队所有的比例由97.8%下降到96.1%，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结构始终保持稳定。”[17](p134)这样，“从1958年到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由40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增长了75%，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56%。农机总动力增加了135.9倍，机耕面积增加了12.3倍，灌溉面积增加了0.62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282.5倍。”[15](p418)总之，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了隧道，修筑了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8](p616)，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但在这一时期，我国不论是人均农产品产量和粮食占有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比如，“1976年，全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在1000千克左右，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

直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全年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还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19](p823-832)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典型调查数据推算，“在1954～1978年间，我国农村人均日摄取热量由1985千卡上升到2215千卡，脂肪由26.3克上升到31克，蛋白质由51克上升到57.6克，但与人体营养素的需要量相比分别低了7%、52%和23%。”[20](P169)当时全国8亿农民人口中就有2.5亿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直接导致这种结果的两大主因：一是，“从1952年至1990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总计达到11594.14亿元，这其中有75.1%来自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有13.2%来自于农业税，有11.7%来自于银行储蓄净流出。农业剩余所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平均为48.58%，在70年代平均为31.67%，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21]比如，“1990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农业产值只增长了将近3倍，而工业总产值则增长了65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2]二是，我国在大量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隐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是通过不断强化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十分有限的耕地上搞“以粮为纲”，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报酬收益递减。比如，“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农业人口净增加了2.6亿人（尚不包括精简下放国营企业职工1744万人和城市下乡知识青年2000万人左右），而全国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净减少了17661万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59亩下降到1.55亩。这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期，全国不少地方的生产队内部普遍存在着‘劳动窝工’、‘集体偷懒’和‘搭便车’等消极怠工现象，公社社员按人头和按劳力从集体分得口粮和现金之比为3：1，农户之间的家庭收入已经出现了‘拉平效应’，社员日均劳动工分值下降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23]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农业总产量提高了约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这是以劳动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换取的，结果是每个工分值的停滞不前、甚或是递减。大集体时代的农业只不过促进了与过去同样的内卷型的过密化，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24](P3)比如，“从1957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率年均递增0.3%，低于印度的0.7%，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6%的水平。”[15](P420)因此，我国粮食生产始终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主要农产品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农民生活水平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农闲喝稀的，农忙吃干的，盼到过年锅里才见点肉腥”，成为当时不少农村地区物质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