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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移到计划体制上。50年代后期他还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后来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8]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39] 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 ，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 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 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40]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 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41]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 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他理 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8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 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42] 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 后还要革命。[43]

　　简而言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没有偏重纯而又纯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是造就了上百万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在计划问题上， 中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财政收支权、计划权、物资管理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而是 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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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探索的成就

　　与苏式体制相比，中国成百万中小企业的存在、各地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分权的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除此之外，尽管历经波折，毛泽 东时代不仅取得的不俗的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见图2），[44] 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 网络，为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 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45]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

　　直到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 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47] 因此，平等的社会 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

　　“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大的“分利 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48] 奥尔森的潜台词是，隔一段时间来场“运动”是件好事，可以打烂 “分利集团”，有利于其后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前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 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4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萝丝-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 提出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尔森是不是个毛主义者”？[50]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51] 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 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 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52] 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53]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 年的22.8%。[54] 表2显示，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生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 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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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56] 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 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 ，“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57] 但到改前，“印 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58] 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 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59]刚刚去世 的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60]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图3所示，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0.16，与印 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0.53，远远超过印度的0.42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北宋的苏辙在《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61] 共和国的前30年 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 起的宏伟楼群。

　　后30年的探索

　　尽管共和国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62] 到第二个3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年，全国7.9亿农村居民中有2.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100 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343.4元。[63] 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邓小平的话 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4]

　　邓小平的探索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

　　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扫除思想障碍，在1978-1980年间，邓小平首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5] 强调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66] 这与当 年毛泽东倡导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67]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把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作一个开放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8] “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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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70]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71]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72]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从1980年起就开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73] 同样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开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基 础上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74]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计划经 济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性。1992 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概念。[75] 此后，市场逐步取代计划，成为中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机制。

　　对社会主义而言，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发展生产力毕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市场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那么除了实行市场经济、发展 生产力外，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他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动摇 的，否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76] 从1980年起，他不再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77]目的是为了给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1985年 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78] 的确，那时公有制仍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79] 哪怕是七年后他南巡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80] 即使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四分之三的 天地（表1）。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81] 他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 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82] 他解释道，“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 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他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 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3]

　　类似的话，他反复说了多次，为的是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但在整个八十年代，他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如何进行市场改革，如何加快对外开放，如何推动非公有 经济发展，如何激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上。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南巡以后，邓小平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更关注公有制为主体。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开始重提“两个飞跃”的设想，即农村在实行一段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应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用他的话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84] 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共同富裕问 题。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他感慨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 还困难……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 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85] 这两方面的变化表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以前他一度以为，只要把“饼”做大，就可 以最终让十二亿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时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 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86] 不过，说这些话时，邓小平已经不管日常工作。他的这些观点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在世时，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还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不过，那时非公有制经济仅仅被看作公有制 的“必要补充”，现存公有制企业也没有改变性质。这一点在图4中看得很清楚：虽然公有制单位雇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99.8%降到1996年的71.6%，但公有制单位雇 员的绝对数却在同一时期内从9500万增加到了14260万。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0 2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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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以来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变革出现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没有哪次比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改革着墨更多。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和“公有 制占主体”都提出了新的解释。“公有制”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包括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 的集体经济。而“公有制占主体”被解释成“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反过来说，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公有资产 不一定非占优势不可；对不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说来，只要坚持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减少一些 ，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表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提法

　　文件：1981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文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法：

    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

    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 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文件：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 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 有制企业。

    在不同的经济领域， 不同的地区， 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有所不同。

　　文件：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法：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 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 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文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法：

    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 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

    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应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有的地方， 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文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 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 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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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 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文件：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法：

　　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文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提法：

　　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

　　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文件：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十五大后，对现存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流行的口号。到2005年，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到85%以上 ，集体企业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业破产消亡了，更多的变成了私营企业；[87] 在净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也有1331家改制为 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88] 与此同时，原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纷纷易帜，到2006年，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 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89] 经过几年的改制，2004年末，国家和集体投入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降为56%；[90]  2005年，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降为39%（表1）；2007年，国有、国有控股以及集体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32%；同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 镇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为24.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23 编辑 ]

杰亮

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经济成分大幅减少，公有经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显然，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相去甚远。尽管 如此，中国公有经济的成分仍然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除此之外，中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属于国家 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这使得中国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加“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总有一批人 或明火执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摇晃“反垄断”旗帜，必欲将剩余的公有经济成分完全消灭而后快，从而在中国砍掉社会主义这面大旗。[92]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 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定让他们相当失望。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国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以前被人赞誉有加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些小经济体，其中最大的韩国也不过四千 来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只有一亿上下，与中国最大的省差不多。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30年高速增 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更加平稳。这从图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经济波动明显不像前30年那么频繁，波幅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更趋平滑，标志着中国政府 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有进步。

　　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国政府已将贫困标准从100元提高到1196元。 即便如此，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 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 年到2004 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 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 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93]

    当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过弯路。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 “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 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94]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 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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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工农大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却越来越少。大 规模下岗失业、上学贵、就医贵让千千万万人痛感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 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中央决策者也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早已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5]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 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 调节是远远不够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 2004年9月召 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 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 加注重公平”。[100]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 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 我们看到社会政策已经广泛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没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型”是难 以想象的；这种“大转型”本身也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101]

　　结语

　　到2009年，人民共和国渡过了它的第一个甲子。勿庸讳言，60年过后，对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依然没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2]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 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饶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

　　过去60年，中国一直在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曾走过弯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点 弯路都不走呢？关键在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从不接受“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谬论，从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相反，他们更侧重于 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可则因，否则革”，不断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103] 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 过去60年，中国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杰亮

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书写了一篇比韩愈精彩千万倍的《送穷文》。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 平看，在195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极低”之列，还不到前苏联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国的指数已跨入“上中”的行列，离当年的“老大哥”不过一步之遥。在60 年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快速攀升了0.6，远高于其它国家，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选择（图3）。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严重的问题，面临着多重严峻的挑战，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注释：

　　卡尔·波兰尼 （冯钢、刘阳译），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林行止，“企业多显人性 共造和谐社会”， 《信报》，2007年10月16日。

　　林行止，“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信报》，2008年4月28日。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1979年，在与外宾谈话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 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页。

　　同上。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张建勤，《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页。

　　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 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页。

　　王凤林，“我国社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农村观察》，1983年第4期。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页。

　　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年6月30日。

　　柳随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73页。

杰亮

同上，第71页。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页。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页。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7月29日。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第225-232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12-515页；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第60-62页。

　　胡乔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页。

　　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40-41页。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6年3月3日。该文件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 阅批准。

　　对共和国前30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对长时段世界经济增长颇有研究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与邓小平的看法一致：尽管中国在1952-1978年间遭到西方国家的阻隔，还与美、苏对峙，与韩国、印度发生了战争，与过去100年相比，新中国经济仍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麦迪森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估计远低于官方数据，但即使按他的数据，在此期间，中国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经济结构也实现了历史性 的转型：1952年，GDP中的工业比重是农业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业比重已超过农业比重。见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