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2003年，国资委有的官员宣传一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引起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直到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政领导对此做出了澄清，但类似的论调在一部分人中间仍然很有市场。2004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第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

　　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量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当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运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作为补充。但是，必须明确，它们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且应当在运用这种手段时，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计。但是，当时，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Acton）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第三，政治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杰亮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至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次改革大辩论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改革开放30年来，类似的争论已经有过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行过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进行过一次，2004年－2006年已经是第三次。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杰亮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原来实行的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费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设计也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

　　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这份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1:28 编辑 ]

杰亮

　
　　

新中国60年经济体改大事记

　　1952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干部配备方案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地方计委，全国性计划管理机构初步建立。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由此掀起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1958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集中统一，经济管理大权应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以克服经济困难。

　　1964年9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决定根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改进计划管理体制。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立即停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坚决取缔无证商贩、个体手工业户等。

　　1976年3月3日，财政部决定从1976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

　　1978年11月25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当时的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商定“私下”实行大包干，并当场立下字据，按上手印。这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1:30 编辑 ]

杰亮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改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财政体制、工资制度和劳动体制。

　　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在深圳公开发行股份证，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集资企业。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1月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股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比较规范的股份公司。

　　1986年3月3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正式成立。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宣告破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式宣布破产的第一家国有企业。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规定载入《宪法》。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前要着重落实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制、金融体制、外贸承包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1991年9月23日至27日，中央工作会议强调，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事摆到突出位置。

杰亮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肯定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了农村中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肯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1996年1月12日，中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998年3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三个到位”：一是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定在三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

　　1999年9月19日至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并于当月30日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共450亿美元，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帷幕。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三年，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相继转变为股份制商行。2006年底，上述四家银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支持七方面的政策措施。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006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发布。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12月11日前向外资银行开放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并取消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审慎性限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2007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这一年在79个城市试点，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争取2010年覆盖全国。

出处：《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3:49 编辑 ]

NZWJ

【简 介】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 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 志编委。许纪霖说: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许纪霖访谈

　“要尊重民意的话，首先是尊重知识分子”

　　主 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是腾讯网在建国60年期间隆重推出的一档高档主流专业的历史谈话类节目，该节目将 邀请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嘉宾，就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今天我们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教授给我们谈知 识分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

　　许纪霖：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则。

　　如 果我们要把建国6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说清楚，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重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中，士（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它和农工商是完全不同的阶层；农工商是民，士是精英。士大夫有特权，不仅有经济特权，还有直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特权， 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民意”。

　　晚清发生变革以后，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此时，社会其 他阶级开始（建立）起来，比如商人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晚清到民国初，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传统的士大夫相比，开始发生两个趋势的变化：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位置 在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世俗化，他们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相反，军人、商人地位却在上升。另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上升。特别是在民国期间，知识分子控 制了媒体和大学，通过这两者，他的社会影响力比古代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想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了？因为背后失去了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一页。建立新政权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新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解放军一进城，无论是进北平还是上海，带来的完全是新气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新政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6 08:46 编辑 ]

杰亮

举 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例子。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不问政治，他们的兴趣只在中国建筑，但是一个小事情就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派了两个军官去敲 他们家的门，给他们一张地图，说你们把北平城重要的文物圈出来，我们攻城的时候就尽量避开这些目标。梁思成当时听了很感动。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新 政权的接受有时是看其对文化的态度，如果是懂文化的，就认为他们是文明的。

　　“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主持人：在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梁思成也帮助美军在地图上勾出日本的一些文物，比如说金阁寺，比如说不能轰炸京都。这都显示了对古典文化的一种态度。

　　许 纪霖：解放军走了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拥抱在一起，他们觉得义师来了。虽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是这一件小事让他们觉得至少在政治上是认可共产党的。解 放以后，林徽因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她忽然像换了一个人，在床上指导师生们设计国徽，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徽因是国徽之母。

　　举这个例子是说，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的，他们有过一段“蜜月期”。因为新政权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知识分子曾经渴望的国家独立、统一和清除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比自由更高的目标。

　　主持人：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圈子是右翼知识分子，是英美派的。

　　许纪霖：他们当然是英美派的。新政权一开始是赢得知识分子的民心的。这不是指个别人，是普遍的。就连梁思成、林徽因的好朋友金岳霖（大哲学家）也说过，国家有自由了，自己个人的自由少一点也不算什么。从这句话，能看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

　　但 是“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新政权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纳入到新的体制、新的生活，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但是，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因为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他们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 形态。他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甚至也想能够和新政权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思想改造并不是花了三五年时间缓慢进行的，而是急风暴雨式的，想得通要改造，想 不通也要改造。改造中虽然有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自我检讨，需要他们深挖自己历史、思想当中的资产阶级的“根”。

　　主持人：所以，在国民党争取民主时期，知识分子团体的凝聚力原本是非常强的，通过这种检讨，人心一下子散掉了，变得相互不信任。

杰亮

许纪霖：对。但是，当时共产党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

　　主持人：对，当时还是工薪制度。

　　许 纪霖：解放初，通货膨胀还很厉害。当时知识分子是实物制，他们的工资是发大米或小米，是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所以手中还有些钱。当时共产党干部还是供给 制，什么都是公家给，并没有零花钱。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非常羡慕夏衍（夏衍是知识分子），说，你还有稿费，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你比我有钱。可见，解放初 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

　　1952年、1956年搞过两次教授定级、艺术家定级，一级国家演员、一级教授等的分级制度。一级教授待遇是非常高的，有（每月）400多人民币。

　　主持人：基本上赶上毛泽东了。

　　许纪霖：非常高，而且级差拉得很开。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许 纪霖：四十年代以后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知识分子一沦为赤贫，就开始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堂堂大教授闻一多，在三十年代有三四百大洋的工资，《骆驼祥子》 里写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每个月七个大洋就可以养虎妞，生活达温饱。这笔钱足够养一家十几口人，甚至还可以养几个保姆，已经是贵族式的生活了。到了四十年 代，这几个大洋不值钱了。大教授闻一多不仅要到中学兼课，还要自己刻图章来赚一点零花钱。

　　主持人：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恶化。

　　许纪霖：不仅没有改善，到了后来还要靠美国面粉来救济。像朱自清这些有民族骨气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很不满，就不去领美国救济粮。打内战打到这种程度，最后只能靠人家的洋面粉，这是国耻。后来这么多知识分子倒向新政权，和国民党“烂掉”也有关系。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有“蜜月期”。1957年 “反右”运动，却伤害了55万知识分子。 “文革”就更厉害了，不要说知识分子，连干部都无一漏网。

　　邓 小平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和毛泽东是不同的。邓小平出过洋，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见识过现代化的大世面。他知道欧洲富强的原因是依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 识分子是宝贝。“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在江西时，他看到民间疾苦，所以，七十年代末，“四人帮”一被打倒，重新要搞现代化，他就意识到，首先要靠的应该 是知识分子。

　　主持人：所以他提出“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

　　许纪霖：对，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1975年搞整顿时，邓小平树的第一个标本是陈景润。陈景润是个书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家。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迟来的春天》，写的是陈景润。陈景润现在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迂人，那时却成为全民的楷模。现在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个人的命运，那时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知识来报效祖国。

　　八十年代是很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我1977年末进大学，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那时候的大学氛围不是考各种证书，而是一腔热情，报效祖国。因为祖国突然有希 望了，个人的希望就和祖国的希望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候的人们从不担心个人前途怎样。祖国好了，个人就好了；大河满了，小河就满了。当时每个人都这样想。从 来不去考虑四年毕业后做什么，谁讲这个就很庸俗。大家关心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

　　整个氛围一直到1984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北大、清华的学生慢慢走过天安门金水桥，小平同志站在上面。学生们突然拉出一个横 幅——“小平，你好”，小平看了非常开心。1978年到1984年期间，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党的第二度“蜜月”。因为那时，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重新搞 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有政治的现代化，就是朝民主化的方向努力。

　　六十年间有过这么两段“蜜月”，期间还走过一段弯路。后面发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曲折了。在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目标还是要搞现代化，但是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内部已经发生了分歧。

　　市场经济来了后，就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变化。1992年前后，中国突然开始全面加速经济发展，突然实现了现代化的部分目标，出现了一个市场社会。“知识分子永 远是自己的掘墓人”，知识分子所呼唤的目标在市场社会中实现后，却发现自己不是（直接）得益人，相反是一个自我掘墓人，真正在市场经济核心的不是知识分 子，最早是卖茶叶蛋的个体户。

杰亮

“建国60年来，知识分子的二度被边缘化”

　　主持人：当年的口号是“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许纪霖：对，是这批人，而不是知识分子。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也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有一个第二度的“边缘化”。

　　第 一度“边缘化”，是在前30年的历史政治运动中被政治边缘化。到了1978年以后改变了，知识分子重新成为重心，但没有想到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第二度被 “边缘化”，你的收入被边缘化了（中国社会还是蛮势利的，从古到今都是看有没有钱）。1992年以后，知识分子也是一度被边缘化的，就是你说的“造原子弹 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994年上海的一群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起了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也是发起者之一。

　　主持人：还有王晓明教授。

　　许 纪霖：主要是王晓明教授。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人文精神”？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突然“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为目标”。知识分子没有金钱和权力，但掌握了人 文知识，，社会的价值在知识分子手里。于是，重提人文精神。我当时提了一个看法——“第三种尊严”，后来还以这个作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册子 《第三种尊严》。金钱是需要的，权力也是必要的，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围绕着金钱和权力来转的话，这个社会是畸形的，是不正常的。同时，这个社会还需要第三 种尊严——知识和人文，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

　　90年代前期和中期，知识分 子突然一下子沦为了平民，是他们最痛苦的时期。当时最惨的是中国社科院，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段子嘲笑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社 科院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所以，知识分子一大批下海，没有下海的就炒股票，整个大学变成“商海”。但这个情况在90年代末很快就改变了。

　　“90年代末的学术大跃进仅仅是‘计划学术’而已”

　　许 纪霖：国家财政能力加强后，就开始大规模往教育、科技投资。体制里的收入也增加了。知识分子哪边有钱就往哪边走， 90年代末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回归。9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学、离开科研下海；9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到21世纪，大批人重新到体制寻租，回归“吃 皇粮”。大批人回来了，甚至连作家也纷纷往大学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归。

　　这个回归从好的方面来说，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体制的保障，不必再为稻粱谋，再到市场经济里去打拼。这是好的一面，他重新获得了部分的体面。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开始依附于体制，而这个体制现在是有一些畸形的发展，我把它称之为“计划学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走市场化道路中，经济、社会不断地开放。但是，90年代末的这次学术大跃进、教育大跃进却是相反的，它采取的是强有力的一套国家规划 的学术发展路子，比如说国家课题、规划。今天在大学科研体制里，整个学术的评价标准是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主导标准的，以国家为主导性的课题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