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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的精神面貌却显得比较充实。首先，人民公社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村落的全新制度设计，“它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村落社会自我复制、自我再生、自我循环的封闭运行结构和机制，最终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似乎展示了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使全体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5](P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旧的村落传统和风俗习惯受到了无情批判和改造，革命的精神、理想、崇拜、幻觉、道德、秩序等等被强制输入广大农村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集体统一生产完全取代了农民分散经营的个体劳动，过去长期“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开始走向广阔的田野，男女劳动力实行“同工同酬”；一贯自私的农民被改造成了热爱集体事业的人，自由散漫的农民被改造成了有组织、守纪律的人，政治观念淡漠的农民被改造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甚至连乡村常见的“偷鸡摸狗”现象也很少发生，使整个中华大地似乎变成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其次，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单位，“共产党塑造、支配和领导着公社”[25]（p237），“它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8]（p617），“彻底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土地资源的征用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了，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4]比如，“1957年全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为61.7%，1965年上升到84.7%，1975年进一步达到95%。1962年全国农村高中学生为10.4万人，初中学生为229.7万人，1975年分别增加到627.8万人和2377.3万人。到7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60%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优越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农村‘五保户’、烈军属户和老弱病残者等弱势群体，也逐步建立起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15](P419)第三，人民公社实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基层社会单位，“生产队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单位仍保持着某种格局，使之与传统村落生活的社会形态、地方化的亲族关系网及邻里关系相适应。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二者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并决定着人民公社演化的历史走向。特别是自60年代初期开始，大公社制度向传统村落的倒退为农民提供了一部分自由活动的空间，农民们顺着倒退的惯性积极行动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传统的地盘，恢复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公社留下的空隙中继续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待人处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营造出一种充满传统色彩的社会生活氛围。”[25](P5-13)在这样一种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人也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6](P47)农村是人类最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场所，公社社员在年复一年的集体耕作中顺应农时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把农业生产作为生产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景观产业看待，不仅祈望有丰收的年景以满足着农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把精耕细作视为农民的传统美德以满足着他们的精神需要。凡是在农村出生的孩子，一般从十几岁开始就跟随其父母学做一些零星的农活，很快熟悉了田间劳动的各道工序和操作技能，人民公社把亿万农民塑造成了“通晓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人”。同时，人民公社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村基层管理者，“据推算，全国6.5万多个公社拥有国家干部130～195万人左右，69万多个大队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483～621万人左右，602万多个生产队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010～4214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起来基层干部总人数大约在4500～5000万人左右，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17](P154)，“但这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其行政经费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左右。”[27]此外，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主要实行“按户头扎帐、按人头供给口粮”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家庭的分化，使大多数农民能够长期保持一个“结构完整的家庭”，比如“5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平均规模在3.6～3.7人，60年代中期上升到4.2～4.3人，70年代中期达到4.7～4.8人。”[25](p373)这样，家庭和生产队把农村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长期地“关在一个笼子里”，其结果是“传统村落久受尊崇的陈规，一成不变的社会交往模式，周而复始的生活格局，一代又一代地塑造出一批批同质化的村民。凡是在村落里长大的人都知道村落生活的‘规矩’，即使他后来离开村落数年，一旦重新回到村落中，他会自觉地按村落生活的规矩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按规矩办事是要‘丢面子’的，而‘丢面子’又是不堪忍受的。”[25](p10)总之，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强制性输入和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更多地遵循着传统村落非制度化或反制度的“潜规则”，安然地过着一种自然、自在、恬静、充实的乡土风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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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生平。为此目的，必须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19](p831)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经济；突破了统购统销制度，面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28](p27)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及时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9]（p138），这是多年来积聚的生产力集中释放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局面，但是“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19]（p885）在1978～1988年10年间，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29]（p1904）。同时，国家还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部分农业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增加农村地区信贷等方面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比如，我国农民在1979～1981年3年间，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和减免部分农业税所增加的收入就有520亿元之多[2]（p491），这是建国以后上涨幅度最大、农民受益最多的一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质是把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留在内部转化了，当时的说法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工业，就近城镇化”，于是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生前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30](p376)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平均每年增长11.8%，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508元，平均每年提高9.7%，农民人均储蓄余额由7元增加到138.7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由2.37：1缩小到1.86：1（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由2.9：1缩小到2.3：1（1986年）。尤其是在1978～1988年10年间，中国农村形成了一股翻盖新房的热潮，共建农民住房面积34亿多平方米，这个数字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农村住房建设总量还要多，平均每100农户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29]（p1959）。此外，我国农村饮食结构和服饰花色品种逐渐多样化，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家庭拥有量大大增多，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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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城市改革相对滞后，城乡二元体制尚未解冻，这样就使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早期的繁荣”和“相对封闭的发展”。首先，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恢复，亿万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剩余农产品处置权和农闲时间消遣的自由，一家人朝夕和睦相处，享受着自耕自乐的恬淡生活方式。由于三代直系家庭协同耕作一般比一对夫妇组成的核心家庭显得更加优越，所以在农村5人以上的大家庭居多，他们在农忙之余可以享受着天伦之乐。当时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民间代表作是大别山区一位名叫王驾远的老农书写的一幅中堂：“依山傍水，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谈谈，今也谈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31]其次，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自动解体和“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国家政治权力上移，村民自治的空间逐步扩大，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可以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198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分离的乡村治理体制新模式。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农村建立乡镇91138个，与原来的52781个人民公社相比，增加了38357个，基本恢复到建国初期的乡镇建制规模大小。全国建立村民委员会94万多个，与原来的69个生产大队相比，增加了25多万个，建立村民组588多万个[32]（p366）。这样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种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农村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农民“发家致富”的要求，又满足了农民“安居乐业”的心愿。比如，从1984年到1988年，全国约有500万农村人口是以自理口粮的方式进入县城和中心镇落户居住。从1983年到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300万人[33]（p195）。

　　四、改革开放中后期（1989年至2001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

　　从1989年到2001年，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停滞阶段”，最终导致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我国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回忆：“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在1987年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三项指标进行：（一）确立农户自主权；（二）发育市场体系；（三）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指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9](p145) 198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国民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当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酝酿出台价格改革政策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和“银行挤兑风潮”，中共中央作出了“从1989年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集中开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致使城市改革的步伐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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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曾一度出现了“农村改革十年回头看”和“农村集体经济归大堆”的反常现象，导致农村改革暂时停顿下来。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搞活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改革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譬如，“在1993年、1994年粮食市场推行了新的开放措施，但到1997年、1998年又退回到统购（近似于专卖）的老路上来”[9](p152)，而以政府管制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实际上到了1999年已经难以为继，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长达7年之久，以至把粮食这一事关中国13多亿人口生存的战略物资变成了“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中央财政却为此支付了高达3000亿元的改革成本[34]。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承担2%，省级财政承担11%，县级财政承担9%，乡镇一级财政竟然承担了78%，造成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同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85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累计共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1704亿元，占同期的基建投资总额2%，这显然与中国13亿人口中就有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是极为不相符合的。因此在1997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滞后效应”逐渐地凸显出来，1997年至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连续4年下滑的趋势，分别增长4.6%、4.3%、3.8%、2.1%，其增量还不及城镇居民收人的1/5，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人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人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人低增长期，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34]。总之，“在整个90年代，农业生产三要素已不是留在农村内部使用了——城市扩张，大规模占用农村土地，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企业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农村劳动力，9亿农民几乎什么社保都没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竞相抽走农村大量的资金。这样，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农民有志气、有天大本事也没用。这是中国90年代与80年代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原因。”[35](p26)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型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198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中国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新模式。当时由于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大约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36](p13-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形成了尖锐矛盾，一些城市政府开始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致使许多农民工出现了短期的回流。然而，此时的中国农村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手向农民要钱、要粮，强加在土地和人头上的赋税远远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1999年可统计的农民负担总额是1250亿元。”[34]此外，还有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隐性负担，以至造成了农民“种地赔钱、耕地撂荒”的现象。自1997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左右 [29](p2102)，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往城市拥挤。截止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6亿人，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估计农村流动人口长年保持在2亿人以上。”[36](p14)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由此改变了农村长期封闭、单调、呆板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文化影响和塑造的农民工开始引领9亿农民向着开放、丰富、多元、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冻，致使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身份转换”不同步，致使他们很难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文明生活，结果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离城、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也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以至出现了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沙漠化”的现象。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课题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有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接近2000万名留守老人[37]。这支被人们戏称为“386061部队”的留守大军，劳动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缺乏安全感，养老无保障，妇女情感孤独，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缺乏亲情照料。村庄里的青壮劳动力长年流落在外地，留下的一片片住房淹没在荒草里，空空荡荡，锈迹斑斑，日晒雨淋，形同废墟，不少村庄一到夜晚就是漆黑一片，只听狗叫，不见人影，即使是封年过节也人气不旺，显得非常冷清。凋敝的村庄使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亲戚之间的交往互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湮灭，反过来又打碎了农民工回家创业的雄心壮志，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荡秋千”，变成了一支“候鸟型”的劳务大军。一言以蔽之，市场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正在丧失生活的真正意义，大批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他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幼童、妇女无可奈何地生活着。资本逻辑无情地把中国9亿农民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传统乡村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也发生了扭曲和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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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大以来（2002年至今）：建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特别是从2004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发出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增长幅度超过300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还多出324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超过660斤，比历史最高年份2007年也高出了30斤。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761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834元增加到3661元，农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有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总的来看，最近七八年来是党和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农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群众高兴”。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城市畸形繁荣，农村日渐衰落”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二者收入差距之比是3.33：1，这是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相差第一次突破10000元以上。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是到了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开始缩小的拐点。”[38]问题的症结在于，“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的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居民占有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43%，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只有10.4%，相当二三产业的1/6，也就是说6个农民创造的财富仅仅相当二三产业1人创造的财富。”[39] 因此，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预测，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平均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化率必须保证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80%左右的水平[40]。另据陈锡文预计，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49亿人，乡村人口保持在6.5亿人左右[38]。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总共有5亿多农民人口（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农民工2.62亿人），将以平均每年2500万人的规模高速转向城镇。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绝无仅有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世纪性难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群体，如何实现“农民身份转换”和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因为，中国9亿多农民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自我调适”的过程。事实上，农民“市民化”包含了转变农村人口自身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趋向城市文明的全部过程，单靠改变农民的身份和更换居住地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英国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曾经对爱尔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特征作过精辟描述：“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但是，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因此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而要当个工厂工人，爱尔兰人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41]。否则，爱尔兰人就不能“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42]。这说明，即使像英国这样一个以“强制性非农化模式”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爱尔兰人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也不是同步演进的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43](p356) 总之，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根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情趣等存在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每个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发展、演变也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可见，统摄社会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决定因素除了物质生产方式外，还包括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文化精神、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快速转型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未来的“城乡融合”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通过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44]，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现代农村社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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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华农历网」(2009年10月1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9 08:39 编辑 ]

NZWJ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作者:茅于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几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端倪。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打击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4 11:43 编辑 ]

NZWJ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没想到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4 11:51 编辑 ]

NZWJ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但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种方针政策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十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NZWJ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