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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60)

――公共性和差异性。 “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以换取由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汪晖:《文化与公共性》)自由主义者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自由主义者的后半句话是:以换取由一种先验的理想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也就是说,争论双方都主张多元化,反对单一化。但新左派反对的是资本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正是这种单一化;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政治权力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危险还是这种单一化。

――对社会现代性的认识。自由主义者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发达国家那种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契约整合才是现代化。当然,他们也承认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有多样性的现代化社会模式。新左派认为,既然现代化有多种模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

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上述的两种文明的第一条线强调个人自由,第二条线强调社会公正。其实,二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二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二者兼得。

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以强权为手段来建立纯之又纯的理想国,开始会吸引一些天真的青年,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理想国必定倒塌在血腥的废墟之中。完全放任个人利益冲动,让市场机制信马由缰,这样的理想国只能是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公正社会。只有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理想。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这两条主线自它们出现以后,既有摩擦、碰撞,也有相互吸收和融合。而随着历史的推移,摩擦、碰撞减少,吸收、融合增加。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并创造使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为目标,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至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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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61)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二元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使上述两极已经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致于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晖)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

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份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

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

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上各有轻重,但都主张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

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还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

制度创新(即创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课题。我们的争论最终要落实到制度创新上。在思考这一历史课题时,我们不仅要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思维,也要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都没有制度创新,只能重复被推翻的制度;辛亥革命在制度创新上交了白卷,政权落入军伐手中;1949年以后用一极思维进行制度创新,已经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人类20世纪的实践,使我们有了比过去任何时代制度创新更为优越的条件。在新世纪,如果我们再一次在制度创新上交白卷,我们就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后人。

2001年1月6日初稿
2001年1月31日改定

出处:「天益网」(2009年1月1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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