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我的趣味决定了我热爱自由，我的本能和理性决定了我热爱平等。
    ——托克维尔致穆勒（1835年6月）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作者：甘阳

一　90年代中国思想景观
   
      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不太夸张地说，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的保守主义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或核心，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更具体的保守主义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以及保守主义经济话语。兹试概括如下：

    （1）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其核心主要是对西方经验的某种总结，即区分“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渐进，也是值得仿效的现代发展道路，后者则代表革命、激进，也是不足为训的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同时也被看成是价值取向上的对立，即自由与平等的对立，或自由与民主的对立，或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

    （2）保守主义历史话语：其中心论点是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即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从而使一部中国现代史成了一个不断革命、日益激进的历史；晚近以来的历史研究主流（许多人所谓“重写历史”）因此实际上主要也就是在检讨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

    （3）保守主义文化话语：由于近代中国走上激进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激进倾向所造成的，因此毫不奇怪，时人大多倾向于贬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传统，而主张今天在思想学术上更应该继承民初“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晚近标举陈寅恪为人格化代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发展为对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基本态度，即认为今天不应该再重复五四传统一味追随西方激进思潮的同样错误，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就不适合今日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和西方并不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又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可能发展为一种更基本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即认为中国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温和保守的，而西方文明则是刻意求新的，因此中国应该走更适合自己温和保守特点的发展道路；这种看法甚至可能进一步延伸为对下一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东亚现代化模式的更一般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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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守主义政治话语：目前最时髦的论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新权威主义，而更多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以至否定民主。中国知识份子几乎普遍地担心，在中国强调民主只怕又会弄成“大民主”，强调“参与”又如何避免不弄成“群众运动”？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最好不要多谈民主而应着重批判“大民主”，不宜强调参与而应大力批判“群众运动”，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决不能强调平等而必须批判平等主义。略有理论基础的论者尤其会论证，“根据英美自由主义”，自由比民主更重要，保护少数比多数参与更重要，我们应该要“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等等。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

    （5）保守主义经济话语：这套话语一方面以西方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即经济不干涉主义（laisser faire）为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以上述种种保守主义话语为更大心理文化支持，两者之间互为转换，互为根据：例如要渐进不要激进在这里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要奢谈公平正义，而所谓“消极自由”在这里更顺理成章地具体化为自由经济；这种朴素的社会文化心理经过理论化也就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归约论，即把自由主义归约为市场经济主义，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进而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而国家干预市场也就是破坏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因为事实上两者都必然导致国家干预市场。

     以上所述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方方面面，并非彼此完全协调，更非什么严密构成的理论，而毋宁更多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反而更能形成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围。就目前看，这种保守主义不但已成为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因此不能不问，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能帮助中国知识界今日及今后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和理论？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否有利于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从容应对它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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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此非常怀疑。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保守主义只能造成知识界在思想上暮气沉沉，在知性上顿足不前，在心态上则未老先衰，一派黄昏景象。例如只要注意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种文化没落主义式的自恋心态在中国知识界能引起如此普遍的心理鸣，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中国知识界是否已经穷途末路，惟借凭吊遗老而发遗少之牢骚？至于所谓“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走向成熟的标志”，更是掩盖思想贫乏的虚张声势罢了，因为它实际只表明中国知识界今天已不再具有锐意创新的思想动力，更不要说大刀阔斧的开拓气魄；更糟糕的是，许多人似乎日益满足于以陈词滥调混充思想深刻，例如开口闭口就是“根据英美自由主义”，与当年动辄“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出一辙。  

    二　拒斥反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个人认为，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突出问题只怕已不再是极端激进，而是极端保守。本文因此试图对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在我看来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本文以下由此希望首先就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问题。

      具体而言，我将着重检讨前面列为第一项的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即关于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的对立，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这不仅是因为这一话语是90年代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出发点，而且也是因为我个人事实上是这一理论话语的最初提出者之一。我在1989年出国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最后两篇文字 ——〈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以及「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了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我在出国后不久发表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本刊总第三期，1991年2月），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并提出「奠定自由与秩序」来总结我当时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该文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也因此，我在这里愿意从重新检讨我自己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一文出发，以提出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因为该文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所存在的问题和偏颇在我看来仍普遍存在于今日中国知识界。确切地说，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Edmund Burke）否定卢梭，更拒绝以中国传统之名否定西方启蒙以来以及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我确实日益认为，再度重新认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再度重新思考启蒙、革命及现代性等基本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世纪之交的知性发展和政治成熟，都已经变得非常必要甚至非常迫切，因为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将无法回避我所谓的「托克维尔问题」，这就是本文标题所点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甚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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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提出所谓「托克维尔问题」，首先是因为托克维尔当年思索的问题与中国知识界今日思索的问题有相当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如果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阵痛而检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个体痛苦和家庭悲剧，因为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

但托克维尔的不同寻常就在于，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并终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强调的：「促使我们行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而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原则不受任何破坏，我们的原则说到底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正是这种立场使得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绝然不同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如托克维尔后来在评价柏克时所指出，柏克对大革命的分析虽然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不乏洞见，但柏克所描绘的全景却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像」（a false picture altogether），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都在柏克的视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柏克生活并拘囿于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英国，因此不能把握法国大革命的全新之处和普遍意义」，因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中只看见大革命的「法国性」，却恰恰未能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深刻性乃在于它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托克维尔远高出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现代性以狂风暴雨之势登场。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保守主义将会导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将难以充分认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所谓现代性的挑战，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保守主义事实上正是一种柏克式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今天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基本上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视野内，并且是从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狭隘视野出发而进一步引伸出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更基本问题的片面看法。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1990年写作〈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一文时的视野，该文当时实际是从柏克的观点去读解托克维尔，从而忽视了托克维尔与柏克之间的的根本区别，即：柏克仍是从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视野去看待和评判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民主时代的问题及现代性的问题乃整个在其视野之外，而托克维尔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则首先就是：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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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如他以揶揄的口吻所言：「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它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再次提出了「民主是否会有最后的极限」这一托克维尔当年自承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在走向何方？无人知晓」）。

      本文的篇幅自然不可能展开所有问题。我在下面只能比较着重就有关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问题作些展开，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与中国知识界目前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一般问题的基本看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有必要特别提出来加以分疏。

      以下第三节将提出「为甚么柏林本人要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而把柏克列入反动阵营？」这一问题，以便从柏林最近对柏克的批判出发来说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式批判并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相反，柏克的批判在历史上乃与反自由主义思潮难解难分。本节强调，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从来同时意味着对民主的看法，对启蒙的看法，对现代性的看法，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历来是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来批判检讨大革命的阙失，而决非全盘否定大革命。中国知识界晚近对法国大革命的柏克式态度事实上混淆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

      本文第四节则提出「托克维尔为甚么认为英国1688革命模式不足为训？」这一问题，目的在指出，中国知识界目前流行的否定法国大革命而津津乐道托克维尔早就认为不足为训的所谓1688年英国革命模式，乃是一种非常陈腐的「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其实质是全然不加分析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封建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完全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本节因此指出，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1688年革命为象征）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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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English 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我愿在这里顺便指出，对今日中国而言，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1688年，而是其1870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Gladstonian Reform, 1867-1895），因为只 是在此以后英国才真正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总的来说，我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相反，它所导致的反而是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我要说明我在这里并无意不适当地突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而只是如民主理论家达尔（Robert A. Dahl）最近所指出，尽管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宜高估，但一个国家的知识界主流是否认为民主在知性上可以辩护，对于该国民主的发展仍有莫大的关系。达尔特别提出，不妨设想一个国家在某些条件上已有利于民主转型，但同时该国知识界主流却并不认为民主在知性上特别值得辩护，这会出现甚么情况？达尔认为，这就会使推动民主的努力极为困难，而那些提倡走非民主道路的主张就会很容易被人接受。我以为今日中国的一个突出现象就在于，中国知识界主流事实上缺乏对民主的认同和担当，从而导致以下两种结果：

      首先是在政治上日益拥抱「政治巿侩主义」，即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巿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这种巿侩主义常常滑稽地表现为一种「伪精英主义」。伪精英的典型特点如韦伯所言就是从来不明白「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因此伪精英们老是「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晚近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伪精英主义尤到了不顾学理根据的地步。例如最近有些论者为了论证中国不能实行全国性选举，居然会认为主张「全国人大直选」就是主张「直接民主」，从而也就是「故意忽略」代议民主。这些论者本应该知道，现代代议民主正是普遍地以全国直选为基本制度保障，如果全国直选就不是代议民主而是直接民主，那么美英德法就都不是代议民主而成了直接民主了。这种本来并不太复杂的常识性问题都会被弄得如此颠三倒四，不能不说是「政治巿侩主义」流行的结果。

      其次则是某种「知性保守主义」心态。曾几何时，「读书无禁区」的年代似乎已非常遥远，中国知识界现在反而祭起了某种「自我书报检查机制」（self censorship），例如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现在发展阶段，女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与80年代知识界朝气蓬勃的开放心态相比，90年代更多的是矫揉造作的故作老成，自我封闭的混充深刻。我以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的弥漫只能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远离当代学术的发展，甚至最终在思想学术上陷入瘫痪状态，因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无非表明中国知识界在自欺欺人地回避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这就是上述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将进入一切领域，托克维尔当年提出民主时代的哲学、民主时代的文学、民主时代的史学等一系列命题，强调民主将会深刻改变文化学术等知性活动方式，这些命题的深刻性在今日所谓后现代学术文化的不断开展中正日益显示出来。中国知识界却自以为是地划地为牢，这不是甚么知性的成熟，而是知性的闭塞。

      以下希望能从解除柏克的符咒开始引发一些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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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柏林：「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在1990年出版的《人性的屈折》（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特别是其中第一次发表的检讨欧洲保守主义传统与法西斯主义思想根源关系的重要长文〈梅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源头〉中明确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柏林的朋友、柏克专家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的质疑。但柏林在1991年4月10日回答为甚么他拒绝否定法国大革命以及为甚么他要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他同时指出，即使他可以同意把柏克从反动者行列除名，他仍然要指出，后来的反动派们如梅斯特等一向都引柏克为宗师并非偶然，因为柏克所主张的某些东西乃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deeply illiberal），这种「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东西就是柏克主张「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rule by a gentlemanly elite）」，柏林由此问：「难道我们应该把具有这种观点的一个人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吗？」同年 6月24日，柏林在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立场时更明确表明他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其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 简言之，像「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份子，例如巴雷斯（Barres）、德拉蒙特（Drumont）、德鲁莱（Deroulede），更不消说莫拉（Maurras）及其追随者诗人庞德和艾略特。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很可理解而且非常必要的反省，但我以为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负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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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以及他关于「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份子」的严肃警告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份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我愿在这里特别指出，柏林在法国大革命上的这一立场乃植根于他本人直接继承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独特自由主义传统，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由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开其端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柏林曾将贡斯当与穆勒（J.S. Mill）并列为「自由主义之父」，这并非偶然，因为事实上柏林著名的两种自由理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本脱胎于贡斯当1819年的著名论述〈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一可称为「大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路向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ancient regime）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从现代性的立场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legitimacy），并从现代性的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可以说，法国自由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深刻地见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现代性历史生成。由此，毫不奇怪，贡斯当在读到柏克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后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书的荒谬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more absurdities than lines）」。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镇基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则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基佐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　

      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基佐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临」这一概念来概括现代性的最深刻本质：

      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任何阻挡民主的努力都只能显得是在反抗上帝本人。

出处:「天涯社区」(200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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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贴者按】曹天予，生于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1994年至今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曾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1985—1990)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2000—2001)的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2004-2005)自然科学院和史学院的成员和史密森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在哈佛大学(1988—1992)、麻省理工学院(1992—1994)和伦敦经济学院(1999，2000)曾做过访问研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阶级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等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制高点，必须占领，不能放弃。但是，对市场经济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确保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权力异化已经恶性发展到出现新剥削阶级的情况下，如何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手中，把宪政民主的旗帜夺过来，让工农群众对公众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而不是让财富权力控制政治权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改革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作者：曹天予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长文，提出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暴力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学界和政界中引起不少议论。在此前后，一些在舆论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李锐、高尚全、吴敬琏、江平、丁宁宁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通信或谈话，从政治、经济和法律；从理论、体制和社会发展等不同角度，用宪政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语汇，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亦即主张换旗。一时间，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精英中间，成了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

　　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改革开放28年来，年年月月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党制中国，以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多党民主为其核心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怎么居然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果注意一下28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中共考虑今后走向时的一个选项，其实并不奇怪。

　　就中共的指导思想而言，首先，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实践中，私有经济的份额急剧攀升；在改制名义下，全盘私有化的势头咄咄逼人。而按劳分配，则为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其中，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只是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费用的必要补偿；至于他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则按法律规定，统归投资者所有。结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阶级内容，变为程序性的“以法治国”。

　　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最新成果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全体人民）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发展第一、以人为本）。其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主要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消融于包括全体公民在内的“人民”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则由于以生产力论为依据的初级阶段论而逐渐淡出。

　　最后，中共已把自己从革命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重新定位为执政党和全民党。

　　就整个中国社会来看，28年的改革开放，后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强势群体，即所谓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这个集团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益上有同有异：在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停滞倒退时利益一致；但在如何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难题困境、把改革推向何处等问题上，分歧不小。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各派精英对换旗的议论，只有放在上述政治-社会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比如，本来就对改革开放方向持否定态度的传统左派，把这一思潮的公开亮相和换旗宣言，看成是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决战进军号。他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得背水一战，以求保住他们在党内最后一块合法的理论阵地。于是利用话语权上的某种残存优势，开会声讨、彻底批判。可是，由于以“不批判”、“不炒作”形式出现的“不辩论”政策，这种残存优势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更何况，这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异议分子，在党内还能有多少影响？

　　对于部分体制外精英，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中的宪政民主，为他们打开通向政治权力的大门，当然是欢欣鼓舞、坚决支持。不过，他们对是否换旗，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体制内的经济精英，在改革问题上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对于宪政民主，没有什么兴趣。经济上的理想选项，本来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带来了各种恶果，近年来名声极坏，不得已而求其次，也愿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当作最终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但是，对于建立福利国家，他们绝无诚意。

　　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对中共走向和中国的改革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出于执政合法性的考虑，他们对于福利国家制度，比经济精英更有诚意。可是其中的主流派，对于宪政民主，大体上只是虚与委蛇，没有也难以有真正的作为。只有其中的非主流派，作为体制外精英在党内的政治代表，才是全心全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他们的发言权也极其有限。

　　一些普通民众也许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它的理论、历史和当前人们把它举为旗帜的实际含义有多少了解认同，而主要是由于初级阶段长期论的话语霸权，再加上苏东剧变，使他们对实现经济上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失去希望；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主张，怎么也比实际生活中的新自由主义强得多。即使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尚存希望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在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还不错。至于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吸引力就更大。

　　出乎很多人意料，严密关注党内外思想动态的中共高层，对于“换旗”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却连续几个月既不表态也无动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各个政治派别传递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引起各种解读。直到谢文发表3个月后，中共高层才以报纸答问形式，做了个低调表态：社会民主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借鉴作用，但我们还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同时在舆论控制上，对社会民主主义继续执行“不批判”、“不炒作”的政策。

　　几个月后的中共17大，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只字未提。很多人据此认为：尘埃落定，大幕降下；一时间喧喧嚷嚷的换旗小戏，已经收场。可是，如果把换旗努力，放在中共演变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些大的背景下略加考察，就会发现，17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没有结束辩论。恰恰相反，它只是为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辩论、一场更为可观的换旗大戏，拉开了序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09:53 编辑 ]

杰亮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在“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时往往借用旧的语言。换旗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从西方借来的、并不十分合适的语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好像是一种更合适、更有用的语言。不过，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到，当“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时，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大的背景——

　一．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主导的改革，其直接对象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而其决策层在指导思想上共识的达成，则主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党内思想从极左路线禁锢下的解放，第一个突破口当然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似乎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这岂不胡闹？！文革确实是场闹剧。但以闹剧形式出现的文革，要解决的其实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反修防修，指的无非是防止革命政权蜕变为与工农敌对的异己力量、防止革命精英蜕变为新的剥削压迫阶级。这个权力异化问题的存在，对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理论家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个常识——没有先锋队的领导，革命不可能成功；可是成功后的精英们，大权在握，控制着国有（按列宁的说法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其使用，怎么才能防止他们蜕变成特权阶层（即通过政权、作为精英整体的一分子享有剥削成果）、防止他们化公为私、变成新的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这是任何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至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却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动员群众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对之期许甚高。

　　文革失败了。但文革提出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对失败的文革的反弹，这些问题被掩盖起来甚至被彻底否认，因而不但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更加难以处理。不受制约的官员，上下通气、官商一体；或寻租设租，或直接下海；或伸手要（可与西方老总匹配的）巨额年薪，或热衷于黑箱炒作改制，直接攫取国有资产，成为大资本家。所有这些，无非只是“权力异化导致新剥削阶级产生”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当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在改革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为主要的理论视角。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题，等等，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转向四化建设，在文革结束之初，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四化，本来指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可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技术层面的目标口号，却引发一场话语霸权的大转移。这里说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指的主要是——

　　（1）改革开放后与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

　　（2）思想解放运动打破各种禁忌，引发强烈好奇心。于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被大量引入；

　　（3）马克思主义本身被简化为生产力论。这里说的“话语霸权大转移”，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失去其指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这一话语霸权的转移，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种封闭的、不曾与敌对思潮正面较量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战斗性，也缺乏免疫力；一旦交手，自然一败涂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09:5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