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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间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意义

　　对新思潮的解释：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疑难困境

　　群体性的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困境与矛盾的反思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时段出现，恰恰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疑难与矛盾，存在着对应关系。由此顺藤摸瓜，就能比较清晰地把握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

　　自由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社会思潮，它是国人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意识觉醒的产物。自由主义对法治的呼唤，对启蒙、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执着追求，反映了在经历“文革”专制主义苦难后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的大转向。

　　新权威主义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它是在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以后的反思与批判思潮，新权威主义者强调变迁过程中的可控制性，强调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性，与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运动可能带来的无序化前景的忧虑感有关。作为对自由派的西化普世主义的反向运动，新权威主义则更多的是对断裂与革命式的历史跨跳的质疑。

　　新左派思潮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出现，而不是在此前出现，也绝非偶然。正是19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铺开，各地出现的竞争无序化、贫富分化与底层利益的受损，这些与社会不公有联系的社会困境，是产生新左翼思潮的客观原因，尽管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反对改革来实现平等的观念被认为是错误的。

　　新民族主义之所以出现于19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初，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力增强，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与对全球化过程的消极面的批判，均从不同方向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在社会上突显的时间几乎同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了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

　　最后出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对多种美好价值共处的均衡需要。

　　当代思潮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

　　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多元并存，与社会分层化与地域利益多元化趋势均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思想界与社会文化领域重新呈现出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对丰富的多元的光谱。

　　虽然，社会阶层与思潮的对应关系决不能简单化。但大体上看，追求自由与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在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在官员与大企业家中有不少赞同人。呼唤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新左派则在青年一代中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许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温和派，其中相当数量的人与大学文学批评专业有关，因为他们比较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新左派中的激进派或民粹主义派，在中西部地区的底层弱势群体与“愤青”中有许多支持者。70后的知识型白领、中产阶段、企业家中，文化保守主义有比较大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饱经政治风霜的老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我们还要注意到，从地域分布上看，极“左”原教旨主义者在北方如河南、北京数量相对较多些，相对而言，南方地区，例如在上海、长江三角州则较少见。在广东、江浙如温州等地均极少见。相反，自由主义思潮在广州比较多，这种地域性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联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交界地区，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反而比沿海更为普遍，安徽合肥的加乐福事件是一个例子，这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往往会成为表达不满的最安全发泄口。“愤青”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可以获得更大的表现场所。而在沿海地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比较明显。地域、阶层与社会思潮的对应关系，可以是与社会思潮有关联的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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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

　　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执政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新权威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以及大众尤其是底层的民主与平等。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主义则强调国家利益，与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了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的资源。

　　综上所述，各种思潮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与现象有关。这六种思潮均与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存在着关联性。例如，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宪政与法治与人权，新权威主义强调秩序与稳定，新左派强调公平与底层利益，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的文化认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与正义的结合，等等。正因为如此，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可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在走出了中古时代的中国，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禁止它们。当政者必须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各种思潮的所强调的不同价值都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交汇与思想碰撞，并形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同思想与思潮并存，是社会多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常态社会的进步标志。

　　马克思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互动有利于思想发展与社会进步，避免同质化。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的声音，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只有一种思想，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同思想之间可以彼此磨砺，有助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避免社会同质化与死气沉沉，只有单一思想是可怕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反右斗争后，社会制衡机制消失，我们曾经有过只有一种思想的时代，由于没有其他思想与观念的制衡，结果由于信息的封闭，因为信息的单一性、同质性，不同的声音无法传到耳朵里。这就是万马齐喑造成的灾难。造成三年大灾害的民族悲剧，如果不同思想能相互制衡，信息自由流动与思想的自由开放，就不会有“大跃进”走火入魔的悲剧。

思潮多元化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功能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多元文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转型过程中的新的文化特点，我们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经增强。而且这样的同质化，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相对自由宽容的思想空间与传媒环境，思想保持着多元丰富并存的空间，是正常社会都有的，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环境所赐。也是中国走向正常的社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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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碰撞是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条件。不同角度对问题的思考，会激发我们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发展，对改革开放与突破极“左”迷信具有重要贡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以及“分税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和谐论”的产生，都是民间思想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积极互动的结果。

　　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形成阶层与思想流派的对应关系，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的保守派，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技术官员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能体现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主义，并可以在这一思想主义下聚结成政治党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结语：现代化程度取决于多元包容程度

　　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的趋势，不同思潮在应对其他思潮挑战时，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从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来看，“六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思想的高度同质化，导致激进西化自由派话语权在民间独大，缺乏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与制衡有关。当今中国民间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已经形成，例如激进自由派提出“政党注册论”的激进观点，就受到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与制衡，而极端新左派提出的为“文革”与“四人帮”翻案的言论，同样受到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强烈反击与有效制衡。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健康发育，理性的声音在社会上将越来越有影响力，来自不同思潮的极端声音虽然会始终存在，但只会处于边缘，任何极端的与激进言论，也只能是多元声音中的一种“不同凡响”的异端而已。任何极端声音，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它总会受到不同思潮的制衡与平衡。社会思潮多元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适应环境更多的试错机会与思想方案。而这种方案与机会越多，一个社会适应环境作出不同选择的机会就越多，这样社会应变与适应的能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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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诚哉斯言，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多元化正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成为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会的历史过程。面对21世纪的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趋势，政治决策者与知识分子，只有阔视远想，在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把美好文明价值输入到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去，并以此来迎接21世纪中期的到来。在笔者看来，那将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是建立在经济繁荣与人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人前后为之奋斗了两百年的时代。要进入这样的时代以前，中国精神生活与意识的多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注解:
　　1.孙中山在1906年在对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演讲中就认为，中国推翻满清以后要建立多党民主制，这就如同我们现在造好了铁路，需要引入火车头，我们当然要用西方人发明的最新式的火车头。而不要用旧式火车头，他说，多党民主制就是新式火车头，而开明专制则是旧式的火车头，他认为，西方人发明新式火车要数百年之功，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在他看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2.例如，2006年的“西山会议”上，有一位自由派青年法学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登记”的政党，是不合法的。实质上这是食洋不化的法学的教条主义：它把西方的宪政作为放之四海的普遍适用的“第一原理”，并以此来套用后发展的非西方社会。实际上，中共并不是通过多党选举制度上台执政的，中共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打天下的革命形成的，如果说要“注册”，那么红色革命就是最有力的“注册”。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按中国的经验进行试错，并不需要按此种刻舟求剑的方式来进行。

　　3.参见萧功秦着：《中国的大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

　　4.1978年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和一名叫奥来弗的法国留学生同宿舍三年。这位奥来弗先生是法国的左翼青年，他显然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他憎恶市场经济，憎恶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他从对法国市场竞争制度的批判中，附带形成了对中国“李双双的公社食堂”充满诗情画意的温柔联想，并进而连带产生了对“四人帮”的好感。他认为这四个人，坚持的正是他渴望在法国获得而没有实现的东西。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法国，在他的心目中，大锅饭体制显得无限美妙。他把对竞争社会反感产生的逆向心理，以及对另一种反竞争的体制与价值观的热情，完全投射到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人民公社上来了。

　　5.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0页。

　　6.同上5。

　　7.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8.严复：《主客平议》，《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9页。

(连载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4 10: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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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与凸显。面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辩论，他们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徐友渔

1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现状

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广州，和大家一道交流。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界产生分化，同时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作为参与思潮争论的活跃分子，我把有关情况和我的观点向大家作一些介绍。

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争论的人大多数在80年代立场是一致的，都支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批判和清算以前的左倾路线，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自认为继承了五四传统，在做启蒙工作。90年代之后的形势使知识界产生分化，一派坚持原来的基本价值，通过批判性反思作一些调整，并探讨如何把基本价值理念落实为制度安排，这样使原有的价值深化。另一派大体上是批判和否定原有的基本价值，要与西方社会的左派思潮接轨。总之，一派认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另一派认为以前的主张只不过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要对第一次思想解放来一个拨乱反正，搞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90年代后期起，问题越来越明朗，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派认为问题根源主要是内因，解决问题应该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市场必须规范，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建立。另一派认为主要是外因，来源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来源于市场经济，要重新评价和肯定被当成左倾路线而批判的东西，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遗产”。

到了新世纪，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足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自由主义派中有偏爱保守主义的，而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有自称自由主义的，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

当然，这种说明，不论是二元对立还是三足鼎立，都是非常概括和简单化的，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思想分化和对立的丰富和复杂性。比如，原来的左倾思潮从来没有消失，而且近来非常活跃；又如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算得上是社会思潮的后起之秀。

现在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首先要说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样的称呼来源于西方，它们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欧美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做法，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它的基本主张简单说来就是：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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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七个问题上的对立与争论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不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反对还是辩护。在承认事实方面，在道义上反对方面，大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他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问题六：关于现代化本身。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

问题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立。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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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主义思潮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第三，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4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新论战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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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作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这两部分人有共同点，即是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

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下面这样的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我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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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背后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民族主义。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随之而来的是争论激烈，讨论和研究倒未见得深入。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很虚伪和粗鄙，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大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她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不是十分关注，但我们应该注意，民族主义虽然在理论层次上不行，却是强烈和持久的，而且往往是感情冲动的。

民族主义话语在90年代初回复，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投合需要，以取得话语权。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当代，儒学已不再与现代化相对抗，能够在多元时代为权利和义务主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托。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中国各阶层的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虽然本书前言欲盖弥彰地说，“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这本书的标题，以及书中某些章节的标题(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这本内容肤浅、混乱，带有明显商业炒作意图的书红火一时，喝彩声远远大于批评的声音。

也有理智和清醒的声音，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杰亮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有位学者还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一概反对学习和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反对用传统方式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结语：

最后，展望一下这两派争论的未来前景。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

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

出处:「辑闻馆」(2008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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