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本来可能会说法治和问责是西方价值观。确实是,但非西方社会也因为亲身经历而逐渐接受它们的价值。没有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这些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你只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你得到的只能是更有效的独裁。
在专制制度下,在一定时间里你当然能拥有有效的国家建设和一定程度的繁荣。这就是中国人正在做的事,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法治和问责的话,他们的繁荣不可能持久,中国公民对自己个人进步也不会感到安全,他们不能进入到三个因素组成的现代化阶段。腐败和让人质疑的合法性最终将消耗掉繁荣,如果不是引起全面动荡的话。
内森·加德尔斯: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以及科学和理性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我提到的当今土耳其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现代化和宗教性增强是并驾齐驱的。这当然和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Ataturk)描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途径完全不同。
福山:我同意。现代化的传统想象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反映了欧洲自己的发展模式。它确实包含了试图用狭隘方式定义现代化的因素。正如你指出的,最重要的是宗教和现代化可以共存的。世俗化不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你不必亲自到土耳其就能看到这点。在美国,一方面宗教信仰十分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和革新十分繁荣。这一点不错。
宗教将会消失或者被世俗的科学的理性主义替代的旧观点并不会实现。
与此同时,我并不相信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因素的存在或者盛行就如此强大以至于法治和问责无法在全球实现。
内森·加德尔斯:虽然如此,问责就必须包含欧洲或者美国那样的民主和选举模式吗?
福山:你能够通过道德教育获得非选举体制下的问责,即君主的道德义务意识。毕竟,传统儒家学说一直教导君王对自己和臣民负有责任和义务。最成功的专制现代化试验都发生在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东亚社会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归根结底,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通过道德劝说来解决“糟糕皇帝”的问题。中国在过去一些世纪里已经出产了太多糟糕的皇帝。没有程序性的问责,你别指望建立真正的问责制。
内森·加德尔斯:有些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当中国作为后美国世界的超级文明再次崛起后,关于专制和民主的“让人厌倦的”辩论将转变为更加实用的善政和恶政的辩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福山:你说得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民主问责,根本不可能有善政。相信奇迹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幻想。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著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
译自:Societies don't have to be secular to be modern© Global Viewpoint/Tribune Media Services. Hosted online b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www.csmonitor.com/2009/1021/p09s07-coop.html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