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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富豪急增的社会原因

还是好几年前，中国大陆富豪的数量，就呈快速增长态势，只不过现今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更加引人注目。例如最新消息：据2009胡润财富报告，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另据BostonConsultingGroup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全球身价超100万美元的富翁已经达到960万人，比2006年增加14%，尽管如此，富翁在全球总人数中仅占0.7%。 中国大陆 31万人，增长39.0%。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经过短短的三十几年，却已经高居世界前列，是从另一个侧面给中国富豪急剧增长作了注脚。这里所讲的富豪，直接就可以沿用西方的概念，即不是指一般的富裕阶层，而是指净资产100万美元或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巨富者。

    关于中国的富豪人数的急剧增长，可以从多个侧面加以观察并作出判断。例如，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各社会阶层经济上的高度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个人资产非常有限且高度平均化相比，中国大陆巨富阶层的迅速形成，虽然也包含着各种问题，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程度不同地有其不满意的正当理由；但是与社会经济成份结构的显著变化相联系、与私有经济成份已占了不小比例的社会经济现状相联系，相应的巨富阶层的形成，反映着我国社会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目前多样化的经济成份结构——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相应的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还是正面的意义。

    公平、正义之类，从来都是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相联系，现实的社会从来不是偶像化的好好世界。与之不同，小生产式的平均主义，在平均主义的表象下，潜伏着多少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更难以解决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

    但是，上面的分析，只是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尽管在中国社会整体尚属于健康、有序的前提下，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

    与中国巨富者阶层迅速增长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其与各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关重大方面的实际走向问题。

    当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制定政策的人们，还是社会大众，在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问题上，都是小心翼翼的。结果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各类经济政策，并不能说对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私有经济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同样地，在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上，也并没有给私有经济以特别的照顾之类。相反地，那时的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公有企业相比，往往会遇到种种不公平和烦难事。——例外的是外商投资企业，从一开始就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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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东部沿海各省市，制定的经济政策及政策的实际执行上，明显地偏向于私有经济成份。偏向于高速成长起来的私有企业，偏向于私有企业主，尤其偏向于扶持大私有企业主。给富裕阶层、巨富者以种种实际的利益和优惠。大致而言，社会经济政策（以及某些重要的社会政策）的此种倾向性明显的变化，是与企业的普遍转制同时发生的。现在这样的政策趋势，早已是其他省、市、区的共同倾向了。而且，后起的其他各省、市、区，政策上向私有企业倾斜，恐怕在有的方面更加突出。即使是现今运行良好的公有大企业，政策上得到更大利益的，往往也不是靠自己在经营上拼搏出来的佼佼者，而是原本身居官位的坐享其成者。

    一些学者及赞同其观点的其他人，假天真或真天真地认为，社会公平问题，如果全社会成员有相同的进入条件、相同的参与机会，难题就迎刃而解。但是，无论在那种社会形态下，这样的公平参与、公平进入资格，公平竞争条件，从来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成为现实。别的暂且不论，新形成的巨富阶层，本身就是巨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必定会通过种种途径，形成自己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之成鲜明对比，非富裕者的其他社会阶层，其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必然逊色得多。

    从社会现状讲，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对于私有企业和巨富者，现今中国的社会舆论环境、社会的普遍看法和观点，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此种变化，对于社会财富加速向私有企业、少数巨富者积聚，是有极重要的实际意义的。

    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批企业转制时期，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政府官员中的相当一些人，与转制企业的购买者相互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的案件。人们曾为此而义愤填膺。从那时到现在，已过了十多年了。大规模的企业转制在好几年前实际就已经基本结束。现今人们看到的更大数量的是，政府官员中的某些人或所谓学者中的一些人依傍于私有企业老板，这是众多受贿官员的共同特征。多种多样或隐蔽或公开的利益关系，与程度不同的偏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相联系，再加上违规操作或走边缘路线的结果，使社会财富高速度地集聚于少数巨富者。

    人们往往认为，这一类的官商勾结，或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自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看一看当今世界，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新的寡头的形成是一个例子，印度、巴基斯坦的官员贪污渎职行为是另一个重要例子，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同样如此。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只不过官商勾结之类在某些方面或一定程度上比东方国家好一些就是了。在此仅举两个例子。一是人们可以从新闻中读到的，原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离开政府之后担任大公司董事、顾问的数量和比例均不容小视。更有甚者，小布什的副手美国副总统切尼、当上了劳工部长的赵小兰，甚至还在政府任上时，就在为自己公司或与自己有深切关系的公司谋取大利益。第二类例子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大企业是美国国会游说团最重要的支撑者，而这样的院外游说团对国会通过的法案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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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显示的两大问题值得高度关注。第一个大问题是，无论在何种类型的社会形态下，当国家机器仍然是社会正常运行必要的存在物的时候，对在国家机器（机构）工作者的社会监督是异常重要和必须的。本质上，这就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如何防止社会的公仆转变成社会的主人。另一方面，即使在遥远的未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高度发展，国家机器自然地消亡了，转变成了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必要的对社会宏观经济事务的管理部门、对社会其他公共性事务的管理部门（机构），这样的社会职责的履行，也是其他社会成员授权给他们的。从实践的角度讲，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某些共同点或类似点，已表明了这一点。在此只要指出，除了人们已经指出的相应制度的重要性，还必须在很长时期里持续地给违法犯罪行为以严厉惩处、给违反规则者以严厉惩处。试图以一时的高压政策或其他措施之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决无可能。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目前的情况已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相同。就经济成份结构讲，私有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其积极意义有目共睹；实践也已经表明，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决不是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主观想象的，两者必定水火不容。具体政策或政策的实际执行上，偏向于某一种经济成份的方式已经不适合当今中国的现状。虽然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适当比例关系具体怎样更适当，还将需要在今后作进一步的实践，但现在最重要的大问题，无论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是如何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成长壮大。类似地，扼杀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无论垄断者是那一类企业、那一个国家的企业，都必须依法治理。无论那一类型企业，严格地按大体已较完备的现有法律办事，对各类经济主体给予一样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成了异常重要的事。既对私有经济成份的正常发展十分重要，也对公有经济成份的正常发展十分重要。在目前新的条件下，迷恋于政治式口号，早已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认为只有私有企业才有效率，实则只是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唯有国企才能救中国，则是站在另一极端。无论其摆出的是一付极左姿态还是极右姿态，都算不上真英雄。写写这一类的口号式文章，炒炒人家早就用烂了的旧说教，自以为是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证明学术上的无能。

    当前，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和我国的经济成份结构问题并无紧密的联系。因为即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说来，避免形成过于偏向于某个社会阶层的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事。纠正中国大陆直至目前一定程度上偏向于社会的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例如对个人所得的征收，目前富裕阶层偷漏税异常严重、低收入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比重高，已是公认的事实。国家税收管理部门也承认这一点。却迟迟不能推出新法规和新的征管办法，相当大程度上表露了偏向富裕阶层的社会倾向。更典型的是，对于公众呼吁提高工资性收入的税收起征点，财政部的反对理由竟然是：目前如果提高起征点，反而对低工资者不利，对高收入者有利。——以当前严重畸形的税收征管实际状况，来为反对更合理的税收政策制造口实，既可笑、又无能，但怎么能说服得了人呢？再如，对于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目前政府判断经济已开始趋稳向好，不少省份却“下调”工资指导线。这暴露出现今政府机构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已经习惯于压缩低收入阶层或较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2009-8-11
出处:「中思网」(2009年8月12)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8 17: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