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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师生们肃立在她那张大字报前，用他们严峻的表情，沉思的目光，互相传达着他们心中的敬佩。反叛的潜流在复旦园内暗暗地汇聚着。

    政治投机者们却认为这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于是就有一些学生“自发”地前去围攻那个物理系的女学生。操纵幕后的则是工宣队。

    我们专业的支部副书记Ｃ，也带着她“革命的伙伴们”参与围攻。

    她也叫我去，她说我善于辩论，最应该去。还应该“立功赎罪”。

    我冷冷地问：“赎什么罪？”

    她说：“别忘了你作为专业发言代表的那次发言。”我回答：“你忘了我有口吃的毛病吗？我现在正要读《列宁选集》。”便打开一本《列宁选集》，伏在桌上读起来。她悻悻地走了。

    我却读不下去。

    我终于坐不住，便独自走到大字报栏前，看那张勇士的“宣战书”。

    大字报写得犀利极了，使人读罢，热血沸腾。

    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从衣兜取下钢笔，就想在那张大字报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然而那种强烈的冲动很快就变成了最大的怯懦，握着钢笔的手出了汗。

    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他意义。

    我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手中仍握着钢笔，内心里对自己充满了蔑视。

    “梁晓声，梁晓声，在那个无畏的女同学面前，你不过是一条被政治的电棒击怕了、学乖了的狗！”我一边缓缓地走着，一边这样诅咒自己。仿佛诅咒了自己，就能驱除内心里的羞耻感似的。

    无畏者敢作真勇士。

    懦夫却只希望别人为真理拔出决斗之剑，将胜利的小旗背在身后，连一声助战的呐喊也不敢发出。倘邪恶倒下了，他们便举起小旗，分享勇士的荣耀。倘勇士倒下了，他们便悄悄丢掉小旗，退隐到什么安全的角落，固守着卑下的沉默，期待着另一位勇士挺身而出……回到宿舍里，我锁上门，为自己，也为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在一本日记的中页写下了这几行字。也写下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判……沃克回来了，一进门就气愤愤地大声对我说：“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怎么可以打她！”

    我合上日记本，问：“都是什么人打了她？”

    沃克说：“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你们专业的Ｃ带的头。他们将她拽到一张桌子上，那么多人围攻一个姑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护她！他们还摔掉了她刚买回来的饭！他们还不许她穿上自己的鞋！我喊了一句：‘不许打人，’就有许多人也围攻我！看，拽掉了我两颗衣扣！……”

    我站了起来。我望着窗外。我流泪了。一个龟缩在安全角落的懦夫的眼泪。没有什么价值的眼泪。

    小莫突然推开门闯进来，对沃克说：“沃克，你快躲蔽起来，有几个男学生要来揍你！”

    沃克说：“他们敢！我要向‘留学生办’去汇报的！”小莫说：“就是‘留学生办’那个姓庄的工宣队员怂恿他们来教训教训你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2: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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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沃克，你就先躲蔽一下吧！”

    沃克坚决地摇头：“不！”

    小莫扯着沃克想往外走，晚了。走廊里传来了来势汹汹的脚步声。

    小莫刚放开沃克，门就被踢开了，闯进来四个男学生，也不开口说话，揪住沃克就打。

    沃克没有反抗，没有还手。

    我和小莫阻挡，被粗暴推开。小莫的头咚地一声撞在书架上，我的暖水瓶不知被哪个家伙踢碎了。

    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

    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

    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

    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

    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

    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床上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

    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

    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

    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来留学呢？”

    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呆下去，亲眼看到你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将导致中国发生什么局面！”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

    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

    小莫无言。

    我说：“是的。”

    沃克说：“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

    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

    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

    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Ｖ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Ｃ，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

    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2: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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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

    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问：“什么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

    回答：“Ｅ老师替你取。”

    Ｅ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Ｅ老师替我去取？”

    Ｃ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

    复躺下后，总觉Ｃ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

    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Ｅ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

    Ｅ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

    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

    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就是这张汇款单*俊保爬鲜樘耄钦呕憧畹ト〕觯雷由弦欢*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

    Ｅ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

    “你看看邮戳！”

    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呐呐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

    我说：“这得去问Ｖ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Ｖ在宿舍，”Ｅ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Ｅ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者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2: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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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Ｅ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Ｖ。

    不待Ｅ老师开口，Ｖ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

    “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

    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

    Ｅ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庄师傅说：“坦白交待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

    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

    “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

    Ｅ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毕业的！”

    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Ｅ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

    我简直发懵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

    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待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对小莫述说了一遍。

    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Ｖ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是。可他否认。”

    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

    我说：“问吧。”

    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
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

    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Ｖ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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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Ｖ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

    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劝。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Ｖ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对我嘻嘻哈哈了一阵。

    这个人是谁呢？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

    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Ｃ和Ｖ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Ｃ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Ｅ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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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Ｖ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Ｃ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Ｃ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作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
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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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作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Ｃ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作客，
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的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坎上摘
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们一样，有兴趣去玩从中央到地方的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呆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它妈的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

    他说：“我把Ｖ揍了一顿。”

    “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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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阿婆见一位外国人来找我，显出极为忐忑不安的样子。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了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诉她，沃克是我的外国同学，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见我一面就走，叫她打消疑虑。

    随后，我陪沃克来到一家小饭馆。

    落座后，我说：“沃克，我请你吃顿便饭吧。”沃克说：“还是我请你，我比你有钱。”

    拗他不过，让步。

    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

    沃克先替我的杯里倒满了酒，接着往他自己的杯里也倒满了酒，之后盯着我，问：“告诉我，我们是朋友吗？”我也盯着他，庄重地回答：“当然是朋友。”

    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白来中国留学一次了。”

    我说：“不，沃克，你不只有我一个中国朋友。除了我，还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复旦园里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把你当作朋友的。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罢了。”沃克说：“谢谢你的话。”

    我举杯，说：‘让我们像朋友那样干一杯吧！”沃克说：“好，不但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让我们共同为一个中国姑娘少遭厄运而干杯！”

    我问：“哪一个中国姑娘？”

    沃克说：“就是你觉得你爱上了的那个中国姑娘。”一阵忧郁笼罩在我心间。

    沃克问：“你现在还想着她吗？”

    我说：“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她。”

    我们的塑料杯无声地碰到了一起。

    沃克问：“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这一杯得一饮而尽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们眼睛注视着眼睛，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中国姑娘作我的妻子。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东方女性温柔多情，而且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责任感……”他遗憾地摇摇头。

    我说：“中国的泼妇悍妇也是很可怕的，《聊斋》里将她们比作枕旁夜叉，将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头系羊。”沃克说：“我当然要找一个美好的中国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来中国，仍抱有这种愿望，你帮我寻找好吗？”我说：“你趁早打消这种愿望吧，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结成夫妻是多么困难吗？”

    沃克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他天真得可爱。我哑然一笑。


    刚吃罢饭，他就要往回赶。他说他已买妥了明天的飞机票。

    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

    他从兜里掏出一迭人民币，说：“我来不及兑换了，带回国没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不轻受一文。”他说：“你真怪。”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句话——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区来向我告别，你请我吃了一顿饱饱的饭菜，我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还会到中国来，如果那时我的处境好些，我一定请你在最高级的饭店吃一顿中国大菜。”沃克十分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还要替我寻找一位愿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国姑娘。”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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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十分认真地说：“只要那时我们的政策允许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一位外国人，而且你保证不欺负她。”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车。

    汽车开出很远，我还看到沃克一支长长的胳膊从车窗伸出，向我不停招着。

    我惆怅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我这“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

    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Ｅ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

    Ｖ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Ｅ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Ｖ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Ｅ老师在宿舍里，Ｖ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Ｅ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Ｅ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

    我老老实实告诉Ｅ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个去处躲清静。

    “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Ｅ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

    我说：“随你们他妈的便！”

    Ｖ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

    “滚你妈的！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Ｅ老师脸气白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

    Ｅ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

    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

    Ｖ这时要往外走。

    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Ｖ，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
取的吗？”

    Ｖ不免狼狈起来，吱吱唔唔说不成话。

    Ｅ老师不禁地转脸去看Ｖ。

    Ｖ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

    我气恨得浑身发抖。

    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脸上也强作微笑了。

    实事求是地说，Ｖ与Ｃ，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Ｃ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Ｃ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Ｖ不过是见Ｃ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作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

    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待问题一说被证实。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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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们，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

    徐景贤肩披棉军大衣，出现在阳台上，朝下招手，高喊：“革命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政治热情……”

    他以为两校学生，是在以游行的方式，为“四人帮”及马天水、王秀珍之流向北京施加压力呢！

    一片怒吼骤起：“打倒徐景贤！”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潇洒的身姿明显地抖了一下，军大衣落在地上，像个皮影似的，晃进室内不复出现。

    两校学生的队伍，从市革委门前出发，几乎绕市游行一周。复旦学生归校，时间已过午夜。

    我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Ｃ，其情绪之昂奋，令我惊诧。围攻物理系女学生时的表现，大概也不过尔尔。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总该转个弯子吧？却顺溜笔直地就从一条路线冲刺到另一条路线了！

    中文系学生首先贴出一批揭发“四人帮”在复旦罪行与阴谋的大字报。Ｃ一手拎浆糊桶，一手持刷浆糊的笤帚，忙前忙后，颇不辞辛劳。

    ……

    又过不久，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

    Ｅ老师动员我留校，我表示愿意服从分配。

    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动员我留校，是为了照顾Ｖ，将他分到北京去。因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没指望的，老师们十之八九坚决反对。

    我便找Ｅ老师，告诉他，我宁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Ｅ老师问我何以变卦？

    我说：“你心里明白！”

    那一天我卖了手表买的那件“三合一”的裤子晒在外边丢掉了。我只有两条裤子，丢的
是体面的一条。Ｖ就拿着一条新裤子来送给我。

    我说：“我穿着短裤毕业，也不会接受你给我的裤子。”他说：“我女朋友在北京，求
求你。”

    我说：“把你的裤子拿走，否则我从窗口扔出去。”他不拿走。

    我便当着他的面从窗口扔出去了。

    那条裤子悠悠地飘过了院墙，飘落在马路中间。一辆卡车驶过，车轮又将它卷入了路旁
的水沟。

    Ｖ尴尬地呆了一会儿，又说，“我错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2 13: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