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20)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
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
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一天，吃午饭时，中文系留学生窗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工工正正的毛笔字写的是：我们不要留学生特殊化，我们要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暑名——申·沃克。
也许是这个名字在留学生中具有某种潜在的号召力，也许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学生们的普遍愿望，留学生窗口一个留学生也没有，他们皆分散地和我们中国学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对留学生都没太注意过，更没接触过，问同学小莫：“哪一个是申·沃克？”
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个人前边的一名留学生转过身来，对我们点头微笑，态度友好。他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却并不魁梧。因为身材高，还显得有些瘦。但举止矜持，风度优雅。我们也友好地对他点头微笑。仅仅是出于礼貌。中文系与新闻系的同学合住四号楼。一幢楼一分二，一半三楼划给了留学生。走廊被门隔开。门上挂着一把拳大的锁。镶的是鸟玻璃。某个中国学生若与留学生们接触过多，准会被“留学生办”找去谈话。接触过多是与无来无往相对而言。谈话的实质却意味着提醒、批评、警告。我当时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时处于某些同学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报告”打将上去。所以我避免与留学生们发生接触，讨厌给自己找来什么麻烦。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7 14:4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