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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天才。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在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的半个月，我每天仍抬木头。身体愈加不行，撑着。以此感谢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晕倒了……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
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Ｃ，女姓，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
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Ｃ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Ｃ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Ｃ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5 07: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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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学就劝解。

    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Ｃ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Ｃ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的说假话呢？

    Ｃ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Ｃ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啦。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嘛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5 08: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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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Ｃ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他们这一届国际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去的。他便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每天不断地冲葡萄糖水喝。以为转氨酶会早降下来。还买了一本“肝脏病知识”，手不释卷。一会儿用小镜照舌苔，一会儿看手，害怕发现“肝掌”。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作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三次的草药汤。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5 08: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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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床上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的太多，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一封家信，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没有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念头，也从未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
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我们宣传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爱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温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动人之处。小徐的身体最弱，我们视她为最小的妹妹。说句实在话，我们是把她宠得有点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过是闹点女孩家的小脾气而已。逗她几句，就又笑了。她对我最好，比我小三岁，倒像我一位姐姐。经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为什么，我很认真地说的话，很认真地做的事，在她看来，似也有几分可笑。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小徐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她非要亲眼看看那棉袄成了什么样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几气儿，指点着我说：“你呀，你呀，你呀，你真应该带个阿姨一块儿下乡！看来今后我有义务当你阿姨了，谁叫我们在一个股呢？你真叫姑娘们觉着可怜！”我被她的玩笑话说得脸红红的，认为自己整个儿是个“傻青”。她又说：“棉袄都这样了，晒干了又怎么穿？还不成铠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费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张湿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几天后，她将棉袄替我做好了。送来时，要我叫她一声“阿姨”。我说：“叫姐吧！”她让步了，说：“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声“姐”。我一看棉袄，认不出是自己的了。里儿也换了，面儿也换了，棉花分明也换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给我重做了一件袄……

    “张天”呢，一口娇小姐似的懒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话。人却一点也不娇气。常像小伙子们似的，戴一顶单军帽，将辫子掖在帽沿里。乍看，像个俊俊秀秀腼腼腆腆的小伙子。

    我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常回股里去玩玩。像回家一样。

    她见了我，总是首先笑盈盈地说一句：“你来了呀？”而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与股里的小伙子们聊天。偶尔插嘴说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问：“劳动很累吧？”“我家里寄来一听麦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气都没有，从未和什么人翻过脸。谁对她发脾气，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着人家，使对方的脾气不发自消。

    有一次，大礼堂放电影《杜鹃山》，我坐在放映机旁。断了几次片，机械连的几个坏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连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声不响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愿看的，滚出去！”那几个坏小子也一齐站了起来，朝我跨过来，想揍我。

    “你们别欺负人！”她停了放映机，将我掩护在身后。

    我喊：“木材加工厂的哥儿们，有人想跟我动武！”

    我们抬木班的伙伴们，还有其他许多木材加工厂的小伙子，忽啦啦站起来一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打架是出了名的，没有哪一个连队的知青敢惹。那几个机械连的坏小子，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地逃出去了。

    事后，她对我说：“你还有那么多肯帮你打架的朋友啊？”我骄傲地说：“那是当然！”又问：“那几个坏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生气？”

    她一笑，说：“跟他们生的那份儿气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感到没趣儿的！”说罢，塞到我手中两块糖……

    “张鹤”是矿工的女儿。白白净净的，短发齐耳。眼睛挺大，挺妩媚。略胖。是三个姑娘中看起来发育最成熟的一个。也是三个姑娘中顶厉害的一个。有一次在连队放电影，因为断片次数多了，知青们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机，不肯再放。直至那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向她说许多好话……我读着她们各自寄给我的信，感到极大的快乐。回忆着我们相处时的种种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忧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写一封求爱信。那时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获得爱情。可是她们之中我最爱谁呢？觉得她们都曾非常友好地对待我。认为她们之中无论谁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我都会很幸福。的的确确，她们是三位常好的姑娘。以后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像她们那么好的姑娘。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的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也许我是个坏男人，才生出这么不地道的体会。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5 08: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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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我认识的姑娘中，漂亮的颇有几个。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点。有的毫无思想。毫无思想而又“彻底解放”，也便谈不上有多少实在的感情。有的仿佛是女哲人，或者自以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这两类，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传染着她们——玩世不恭。真真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境界。装模作样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种病态。是达到了某种境界还是染了某种病态，带她们到自由市场上走一遭就分辨出来了。企图少花元儿八角钱从小贩手中买一件便宜衣服时，你就可以对她们直言：“你有病。”八十年代的姑娘装模作样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会的公主小姐们装模作样地弱不禁风，一码事。话题扯开去了，还谈我们宣传股的三个姑娘吧！

    她们都没有装模作样的毛病。她们也没有那么许多深刻的思想，但都非常珍重感情。她们写给我的信，都流露出对我的真挚的关心。

    我没给她们中的哪一个写求爱信。虽然有这念头，却提不起这精神。在“肝炎隔离病房”内写求爱信，命运未卜，我只怕自己会写得太不像样子。但从此，就觉得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位，已经便是我的恋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许多。几乎每天都拿出她们的信读。

    到了冬天，多数“肝友”都已“获释”，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三个。形影相吊，冷冷清清好不凄凉！情绪都坏到了极点。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一辆小卡车，将我们拉到了虹桥医院。

    我整个第一学期没上一天课。

    出院后，心情渐渐开朗，积压了许多信件，就在一个星期天集中回复。于是又重读了三位姑娘各自写给我的几封信，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妥当了。

    人啊，人啊，有时真是令自己都鄙视自己。在学校“肝炎隔离病房”，在虹桥医院，我天天都盼着三位姑娘给我来信，希望她们经常给我来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们的来信，便如获至宝，仿佛收到包治肝炎的灵丹妙药。从字里行间，我寻找着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反复咀嚼，细细体味，获得着某种精神上的怜恤和安抚。而一旦离开了那种特殊的令人沮丧的环境，肝指数正常了，心术则变得有些鬼诈起来。

    眼前摆着她们的几封来信，头脑中忽然闪过一种想法：我若回信，她们必再来信。导致书信往来不断。继而将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什么呢？——导致爱情。

    毫无疑问。

    曾认为被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所爱，将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觉得未见其然了。是啊，我已经是复旦——全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她们呢，还在北大荒。这爱的后果，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会被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哈尔滨市什么样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过急呢？凡事还是现实些的好啊！人是不是都在生病的时候才更需要获得着的爱情呢？生病时所需要获得着的爱情，病好了是否便都觉得不那么太急于获得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好像心里生出了一个鬼，在教我一点鬼诈。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5 10: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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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读那几封信，便认为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分明都包含着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动表露的一个“爱”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万别头脑发昏，今朝一主动，则将永远被动了。

    信总是要回的。

    不回，太没人味了。

    究竟怎么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个鬼的启发，想出了一个可谓“上策”。

    于是我动笔在一张信纸上这样写：小徐、张天、张鹤：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每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既要表达出感激，又要在关系上拉开远远的距离。写完之后，涂涂改改，句句换字，最后定稿一封给“知青姐妹”的致敬电一般的短信。抄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挺满意。料想她们收到这样一封写给她们的公开信，大约是不会再来信了。来信，也可能是联名信了。联名信就没什么需设防的后果了。我觉得自己挺聪明的。

    信寄出后，过了一个多月，果然未收到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终于按捺不住内疚心理，就给股里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末尾似乎随便地带了一句——我给三位姑娘的回信她们收到否？何以竟不复信？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鬼诈、狡猾和虚伪。动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Ｃ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Ｃ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Ｃ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化大革命”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5 1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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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的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6 11:24 编辑 ]

NZWJ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Ｃ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6 10:31 编辑 ]

NZWJ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
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作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影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作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
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大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虾Ｔ旒*时的一位小说作者。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哎，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
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嘛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的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6 10:50 编辑 ]

NZWJ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呣”。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玫幕耙膊恍小？嫘λ*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
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
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7 14: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