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杭州人,祖籍浙江新昌。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85年-94年在日本留学,从东亚文明整体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专业领域:国际政治,研究兴趣:浙东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史、晚清变法思潮。作者认为:通读了葛氏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觉得这是一本葛氏视野的中国思想通伦,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焦虑与反思。对他来说,提出一个史观,指出一个方向,比实证研究重要。敢于面对中国在东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中的处境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之我观
作者:杨际开
德民先生:
今年1月29日下午,在您的召集下,与章清、葛兆光两位先生聚谈四小时,收益良多,至今还觉回味无穷,想写一篇文字介绍这次聚谈,又觉无从谈起,一边回忆这次思想交流会的内容要点,一边把我的想法展开来,权且作为这次聚谈的文字介绍吧。昨天(2月2日)把妻子与儿子送回日本,松了一口气,章清的殷海光研究已经读完了,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出来的时候在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因忙于宋恕研究,还没来得及过目,这次聚谈使我有一种想要了解他思想的愿望,眼下正在读他的东西,似乎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是他的立脚点。先谈谈对您给我的四篇论文的感想。
四篇大作都拜读了,每篇都很精彩,特别是〈伊藤湖南进步史观——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共鸣〉回答了我心中的一个问题:夏曾佑与内藤史学的关系,沈曾植可能是夏氏史学的一个源头。湖南1902年在杭州购得章学诚《文史通义》两部,很可能是夏氏推荐的,谭献、宋恕、章太炎都推崇章学诚也说明当时杭州的学风。湖南推崇夏氏的《中国古代史》,可是这部书讲到魏晋南北朝,朱维铮先生说,这是半部中国史,夏氏对国史的分类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借鉴西方史学的,把中国史分为上古(草昧至周末)、中古(秦至唐)、近古(宋至今)三段,近古又分为退化期与更化期。傅斯年说,中国史的分期都受到日本学者桑原隲\藏《东洋史要》的影响,周予同也有此说,恐怕是不错的。另一个是按照行政机关的组织法,把中国史分为两类,春秋至汉为一类,曹魏至今为一类。这可能也是在回应盐谷世宏的中国观,是出自东亚文明内部的。湖南把唐看作“中古”的结束,把宋看作“近世”的开始是接着夏氏的分类继续讲。
您认为湖南的进步史观来源于章学诚而非西方史学的进化论以及湖南对章学诚的共鸣与对富永仲基的评价处于平行线上的见解都是有非常的识力的。杨联陞也讲过中国史学有自己的进化观,张朋园认为,梁启超接受进化论时把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建设视为现代化的起点,而夏氏史学与内藤史学的互动既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要突破中国或日本中心主义,开创出东亚文明本位的进化史观。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按照西方世界史的分期法,把中国史分为三期,其特征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与梁的分期法相比,更可见到夏在中国历史分期背后有一历史哲学的眼光,一种东亚文明的全局观念。
东亚文明是通过对王道的共同想象抟成的,进化也是通过对王权合法性的政治伦理判准的转变推进的。内藤湖南的文明中心转移论颇有名,其实也是对夏——商——周交替的一个说明,这几天读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他指出,礼制与天下之中的观念有关,这个观点很重要,这使我想起了夏——商——周的交替,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转移是因为礼制的变迁造成的,礼制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政治伦理在起作用,这个政治伦理是儒家树立起来的王朝合法性判准,葛兆光似乎注意到了这个合法性观念变迁的问题。湖南提出文明中心转移论是从他认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已经转到日本的观点出发的,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宋恕、夏曾佑通过甲午战争意识到天下的中心已经转向了日本,孙中山的日本王霸论也是承认这点的,问题是王道的中心还是霸道的中心,我觉得,毛泽东是要在北京重建文明中心,从东亚文明政治客观化的进程来看,内藤的东亚史观还是站得住的。问题是如何去克服西方霸道,重建东亚王道。顾准提出的淡化政治权威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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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3 09: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