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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梁思达进入银行界，就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

　　仍是李庄条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儿，虽然行动不便，反倒不太疼了，于是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可是，在女儿梁再冰的讲述中，他们的工作褪去了那层浪漫的色彩：“他仍然酷爱画图，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母亲病情略微稳定后就开始阅读《史记》和《汉书》，以便协助父亲写作《中国建筑史》。”

　　吴荔明随母亲去李庄看望二舅三舅，发现二舅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就不得不把家长衣物拿去当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得到相当改善。

　　梁思成：“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唱国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流散在外的梁氏兄妹陆续返回北平，“因为是从南方飞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觉得北京脏极了，尘土飞扬，大家都蒙着纱巾。”梁柏有说。

　　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耶鲁大学讲学，1947年6月，意外接到林徽因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电报，他立即动身返回北平。临行前，他将自己用英文所著的《图说中国建筑史》插图部分交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保管，手稿则全部带回。他准备做最后修订，再寄到美国出版。不久北平解放，中美断绝联系，手稿再也没有寄出，要等到1984年，这些手稿才连同配图在美国首次出版，而梁思成已经看不到了。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著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客人仍少不了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因梁思成在清华任教，又增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

　　1949年终于到来的时候，梁氏兄妹都是翘首以盼的。梁思永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军前进的消息；人在长沙的梁思达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梁忆冰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很小声地说“解放军又到哪儿哪儿了”；梁思成一度以为解放军会很快进驻清华，但听到他们说“大学是念书的地方，军队不入驻”时，不禁大为感动。1950年，梁思庄带着吴荔明去香港看望公公，“我祖父希望我们留在香港别走了，以后去美国。其实我妈妈西方习惯还有，再回美国生活完全没问题，但她没有答应……她当时还给她的好朋友写信，动员很多人回国，比如化学家傅鹰，她那时是真心的。”

　　在美国，梁思懿和梁思礼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所有要回国的学生都面临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去大陆？”在驶往香港的轮船上，进步学生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欢欣雀跃，广播中说国旗是五星红旗，学生们不知道五星如何放置，就找出一块红布，中央放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五星，在船上开了庆祝会。船抵香港后，部分学生转往台湾，梁思懿和梁思礼搭船北上天津，与家人团聚。

　　1949年4月梁再冰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一年，“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可为佐证，这封信是他在前一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第8天的会议后写的：

　　“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真是三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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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林徽因：“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

　　建国后头几年，梁氏兄妹都处在忙碌兴奋的状态中：梁思庄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负责西文编目；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还与陈占祥联合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自费刊印一百多份报送上去，希望勿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梁思达先在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来调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连卧病在床的梁思永家中也是各路客人络绎不绝。

　　梁思懿随丈夫分配在山东，一度在齐鲁大学任女部主任，1951年给三姐梁思庄来信，讲述了新时代的气象：“燕京已经改为国立，这里的师生都很羡慕，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学习政治虽然是强迫与志愿结合，开始时，是强迫的意味多于志愿，现在从出席人的踊跃来看，二者已经近乎相等了。”

　　梁思宁也在山东，她丈夫章柯常年从事革命工作，梁氏兄妹一度有点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倒是章柯非常大方地给梁思庄写信：“很早就听说三姐是一个很和蔼，长期从事燕京图书馆工作的人，在学识及为人上都很好，像你这样的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很需要的，尚望努力在工作中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前途非常光明的。”

　　兴奋之余又带着苦恼，“他们最大的苦恼似乎是不能同有关方面领导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梁再冰说。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思潮开始兴起，梁林等专家激烈反对，林徽因强撑病体去找北京市领导：“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尽管如此，对城楼、城墙和牌楼的拆除还是在随后大规模展开。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临终前，他对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此时，对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潮”(所谓“大屋顶”)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27日，梁思成写下“大屋顶检讨”反思自己：“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这时的梁思成还只是困惑，并未被击垮。他的学生萧默说，记得有一次梁先生来到系馆，戴着宽边礼帽，我们一帮同学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先生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够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他们就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梁忆冰说。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五院(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梁思顺：“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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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梁忆冰说。红卫兵鞭打她时，这位与毛泽东同龄的老人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里。

　　1968年，梁忆冰下乡前去看望祖母王桂荃，走到西单手帕胡同，一拐弯就看见祖母家的窗户纸破了，在风中飘啊飘的，“我看她不在，把我给急的，到处找，后来才知道是被我堂叔接去了。那时她已经得了痔疮癌，起不来了。”这一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里，没有子女来向她告别。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一直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说，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在北大，梁思庄被抄家3次，因为她说过北大图书馆某领导“只会务虚不会务实”，为此做了无数检查。“有一次，红卫兵把学校的很多善本书线装书放在现在那个大讲堂门口烧，然后把我妈妈押去看。”吴荔明回忆，“红卫兵斗她，让她穿着旗袍拔草，我也只能远远地看着，非常害怕他们打她。”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

　　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整天拿着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她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他们什么是赤道，”吴荔明说，“这4个孩子最后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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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1969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宣读毛泽东圈阅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后来称之为“清华经验”)，这份文件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5种政策，其中第4条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在批了以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当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可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

　　从那天起到2月27日，“用处不大的”梁思成在日记本上没写过一个字。

　　当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1983年，梁思宁恢复党籍。早在1948年，她就因为是梁启超的女儿被开除出党。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北京重修永定门城楼。

　　梁思庄去世于1986年；梁思懿去世于1988年；梁思宁去世于2006年，她说，我要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梁思达去世于2001年，老人晚年喜欢看《国家地理》，喜欢看《猫和老鼠》，住在女儿梁忆冰家的时候，尽管腿脚不便，也总想做点事情，“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抢着要去收”。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感谢吴荔明、梁再冰、梁忆冰、梁柏有、周有斐、许维馨诸位老师接受访问；参考资料：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窦忠如《梁思成传》，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建筑师林徽因》，陈学勇《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梁启超家书》、《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6 09: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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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第三代：低调的社会中坚

　　梁家第三代葆有(外)祖父的一个特点，无论怎样，仍充满了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

　　梁家第三代的老人们，有一种淡淡却有趣的口音：北京话的底子，但个别字词听来接近天津话，或是南方方言。他们大多生于1930年前后，年幼即随父辈四处漂泊，口音，成为那个年代留下的痕迹。

　　梁再冰和梁柏有的童年在大西南度过，能说流利的四川话。那时的西南，确实是后方，梁再冰随母亲林徽因先行去李庄，路过贵州毕节，能看见狼驮着狈在马路边跑。思成、思永两家在李庄一度极为困苦，但孩子们未必感受得到，梁柏有记得自己每天都能吃一份醪糟鸡蛋，母亲给她用缝纫机轧一个花裙子，她就在旁边等着，做好了立刻穿出去，跑到长江边上向同济大学的学生显摆。

　　吴荔明出生在广州荔枝湾医院，家住启明三马路，遂得此名，她懂粤语，是第三代里为数极少的掌握祖籍语言者；梁忆冰随祖母王桂荃在饮冰室生活了最长的时间，讲话时偶尔蹦出一些天津味儿；周有斐是梁思顺4个子女中惟一健在的，今年已经83岁，只比八舅梁思礼小两岁，他的英文程度超过中文，父亲周希哲当过外交官。

　　第三代中，公众最熟悉的应是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因为老人的身体原因，我们没有去打扰他。“从诫”一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向《营造法式》作者李诫致敬，不过在梁家，你有“做自己”的充分自由，从诫后来考入北大历史系，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正是那段时间，他从读者投书中感觉到中国开始面临环境危机。1994年，他创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从那以后，梁从诫这个名字就和环保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2005年年初那起“敬畏自然”的大讨论，人们还能从报纸的评论版看到他犀利的文章。而每年的两会，更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有人骂他是“极端环保主义者”，这位政协委员说，自己就是要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季羡林先生是这样评价梁从诫的，“宁可少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子”。

　　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出生于1929年，这一年年初，祖父梁启超逝世。某种程度上说，再冰确实继承了祖父的那支笔，她在1948年离开北大，进入新华社，在国际部一直干到1991年退休，“一直在跟新闻，国际上哪里发生事情了，就赶紧去研究这个地方的问题。”

　　梁再冰年近80，容貌仍可见到母亲林徽因的影子，虽然“回忆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她仍然分两次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文革”初起时，梁再冰夫妇正在新华社驻伦敦分社工作，“突然就没有人给我写信了”，有两三年时间，父亲梁思成也音信全无，“我以为他不在了，家里人瞒着我”，到1968年她才从广播中知道父亲尚在人世的消息。1969年，梁再冰回国，父亲已被折腾成一个沉默的人，回忆至此，梁再冰仍不免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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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庄之女吴荔明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现在仍住在母亲当年在蔚秀园分配的楼房里，家中保留着一套二舅梁思成为他们制作的家具。因为和第二代长辈打交道最多，为梁家子女立传的任务几乎天然地落在她的头上。她说，自己现在最后悔就是当初妈妈唠叨时，自己听不进去，“我们那个时候只关心自己的那点业务。”

　　梁家第三代出生于抗战之前，用梁柏有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三四十岁正好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赶上了文革”，又因是梁启超后人，在业务以及入党问题上都受过一些影响，吴荔明至今仍遗憾自己没能好好学习外语。

　　不过，他们葆有(外)祖父的一个特点，即无论怎样，仍充满了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事实上他们也都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梁忆冰人已退休，但还在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带着一帮年轻人攻关，她曾经有机会成为管理者，但这好像不符合她的性格，“我有一段不是太顺，有同学后来跟我说，你活该，你要是去部里，早就是个局长了。我说，对对对，谢谢你！”

　　梁忆冰总是觉得，自己不太喜欢看那些“文革”悲惨遭遇的回忆文章，她说，如果一直怨下去，总使人不那么积极，“世界上美好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梁启超家书

　　1927年5月5日  致孩子们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

　　1927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      致孩子们

　　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岂有拿你们的话当耳边风的道理。但两年以来，我一面觉得这病不要紧，一面觉得它无法可医，那么我有什么不能忍耐呢？你们放下十二个心罢。

　　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地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1927年12月12日     致孩子们

　　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了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1928年5月13日  致梁思顺

　　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

　　评价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出处：「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9期，记者: 郑廷鑫、 实习记者:翁倩 发自广东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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