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汉研

（转帖）

　“让·莫内奖”，以“欧洲之父”———欧共体创立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让·莫内命名，是欧盟为支持和发展欧洲一体化研究教学而设的最高荣誉，一般仅授予欧洲境内的学者。

　　但2008年度唯一一座“让·莫内奖”，却颁给了一个中国人———戴炳然。

　　戴炳然何人？记者上网查询，却只找到非常简单的信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看来， 戴炳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也从不见他在媒体上对国际热点高谈阔论。

　　为什么，“欧洲之父”奖的桂冠要颁给他？带着疑问，记者找到了这位在最基础领域默默发力30年、为中欧搭起双向“译桥”的翻译家。

　　一部集子跨越“两代欧洲”

　　戴炳然曾直言相问欧盟官员：“让·莫内奖”为何颁给他？回答是：“您可以把全部《条约》翻译出来，说明您已经把繁冗的条文都研究了一遍。非常不容易。”

　　这里所说的《条约》，是1992年底戴炳然率先翻译的《欧洲共同体条约集》。这部集子当时虽只印了2000册，但问世当年就被中国外交部驻欧盟各国使团选为参考书目，并成为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欧洲研究基础资料，迄今仍是最为完备的欧洲条约中文版之一，被许多相关单位列为必备工具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接轨”成了一种新兴提法，人们开始研究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市场机制。那时国内只有《西欧共同市场》一本著作，版本太老，内容不全。戴炳然立志要把欧共体的条约都翻译出来，因为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的“提纲”。它优先于各成员国法律法规甚至宪法，而且派生出大量次级法，对中欧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产生直接影响，是中国打开欧洲各国之门的一把“钥匙”。

　　译成这部近30万字的条约集，不但坎坷，而且冒险。条约翻译远比文学作品困难，不仅要保持条目形式一致，更要在文字上锱铢必较。“不少词没有中文与之对应，必须推敲再三。”他曾为了一个来自法语的法律专有名词，走访中欧数地，请教语言、法学诸家，借鉴了法官、检察长、判员、议事律师给出的种种译法，甚至考虑了中国古代的相关称呼———“推事”。

　　可是，当戴炳然带着十年心血译成的条约集回国时，又生变数。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发布《欧洲联盟条约》，这份“马约”成为欧洲统一体的新一代纲领。这意味着，戴炳然不得不按照新版本重新翻译！

　　不过，在法国全民公决之前，“马约”能否生效仍悬而未决。到底要不要冒险先译？戴炳然决定“赌”一次。又是一年时间，戴炳然争分夺秒，将两代条约逐字逐句对照、查缺补漏，一部几百页的译本终于告成。不仅有“马约”，还包括了之前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等多款约法。

　　时隔不久，“马约”在法国以刚刚过半的票数获得通过。这部中文译本第一时间便付梓出版，几乎是欧盟以外最早的译本。“其实，科尔和密特朗在‘马约’谈判前，就提到要统一货币。‘欧元’预示了欧共体内部关系将做重大调整。”条约没有白翻，与其说戴炳然冒了风险，不如说他准确预判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一封信件辟出研究之路

　　上世纪70年代，戴炳然还是上海无线电三十三厂的工人。厂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车工曾是解放军外语学院英语系高材生，并曾留校任教5年。原来，文革期间，戴炳然复员回沪，弃文从工，在厂里一呆就是9年。直至1978年，大学急需人才，学科百废待兴，经解放军外语学院老师推荐，戴炳然终于有机会调入复旦，从事欧洲研究。

　　刚进复旦，戴炳然虽能准确说出GNP、GDP的全称，却并不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思。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国渴望了解外国，包括强国云集的欧洲。但当时国内欧洲研究专著很少且水平很低，校内相关资料连一层书架都凑不齐，必须大量向外搜集。而历经10年封闭期，要与陌生的外界重新取得联系，并非易事。

　　“那时订阅国外杂志要用外汇，而我看到欧共体出了一本介绍性的小册子，是免费的。”1979年，戴炳然开始给欧共体教育司写信索取这类资料。一封信远渡重洋，历时数周才能抵欧，而收件人只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幸运的是，几经通信往来，欧共体方面同意在复旦建立国内第一个“欧洲资料中心”，将官方资料定期寄达。收到这一册册薄薄的小书，戴炳然立刻把有用的内容翻译出来，油印成内部资料，供大家取阅。

　　也许是20多年来的职业习惯，今年已届古稀的戴炳然仍坚持每天阅读资料。每回研究生辛强去导师家拜访，师母总不免抱怨：“他70岁的人了，每天还要看书看到凌晨两点。我晚上12点钟就站他身后催他快睡，不管用啊！”长期以来，戴炳然就这样在冷板凳上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没有切换热点，也没有多点涉猎。尽管有人说“翻译在学术上不入流，评职称也不重要”，但国外学界对此的认可度要高于国内。“戴老师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辛强笑言。

　　一支译笔增进东西互通

　　1983年，戴炳然首赴欧洲。他对欧洲的第一感觉是欧洲人对中国十分不了解，包括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更不用说普通大众。“那时，‘上海’在外国教授们的印象中还是一个不尽知的遥远地名，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还在吃树皮草根或者梳着辫子，这对我产生强烈冲击。”

　　戴炳然的“笔友”、时任欧共体教育司负责人的拉斯特诺斯夫人，安排戴炳然到位于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农业总司实习，以便他研究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其间，对方请戴炳然写一份中国农业概况。显然，欧洲人也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在报告中，“我提到了中国牛奶短缺的问题，只有老人和刚出生的小孩才可以订到牛奶。欧共体方面看了很感兴趣，因为他们那儿牛奶多得卖不掉。”第二年，中国就与欧共体达成一个项目，将欧洲过剩奶制品在国内加工销售。戴炳然并不清楚这是否与他的报告有直接联系，但中欧增进合作交流正是靠一次次的沟通累积而来。

　　近年来，欧盟已超越日、美，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当十多年前戴炳然译出《欧洲共同体条约集》时，中国还只在欧洲各大贸易伙伴中排名第10位左右。尽管没人可以准确评估出一部译作对增加中欧往来的作用，但它的确较早地告诉中国：欧洲如何相互开放市场、如何统一货币体系、如何管理人员流动，等等。“条约中的某一条就可以拓展为一篇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

　　如今，中欧之间的全方位了解在不断加强，戴炳然所在的复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已从1个研究室发展到6个研究室，涉及综合、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中心常务副主任丁纯教授说，欧洲颁来“让·莫内奖”，不仅是个人荣誉、中心荣誉，更是对我们国家关于欧洲研究的肯定。

　　与常去欧洲开会的戴炳然一样，拉斯特诺斯夫人也多次来华研讨。“每次去布鲁塞尔，拉斯特诺斯夫人一家都会来机场接机，我都不用住旅馆。”人与人、家与家的理解沟通这样实现，国与国、洲与洲的理解沟通也同样如此实现。

　　戴炳然正用手中这支握了30年的译笔，指导学生翻译新的《里斯本条约》。“翻译工作应该是双向的———在翻译中了解世界，介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