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王占阳，1956年生于沈阳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作者认为:中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动荡和大崩溃。现在的改革机遇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

作者:王占阳

      国际金融风暴和西方新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实现，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必将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因而这也正是特别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形成相应的新的战略思维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准备简要地讨论其中的三种重大影响，这就是——

      一、中国已经痛失重要发展机遇，发展难度已经空前增大，今后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醒地看出，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它们通常已经不再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了，因而中国也就没有搭便车的机会了。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又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所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拉动我们这个庞然大物。

      回顾历史，如果建国初期采取同时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本来是有机会搭便车的，但这个机会却被毛泽东的“一边倒”给弄丢了。等到粉碎“四人帮”后再来搭便车，实际已经是病态的末班车了。原来以为这班车可以一直搭到现代化，所以才有所谓“发展战略机遇期”之说，没想到我们还没达到目的地，人家就已经到站了。现在我国突然站到了世界经济增长首要引擎的位置上，实际是我国错过了重要发展机遇期的严重后果，根本就不值得沾沾自喜和盲目乐观。

      环顾世界，既然我国已经没有便车可搭了，自然也就只能依靠自己了，因而我国的发展难度也就空前地增大了。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了这种难度，今后的感受还将更直接、更强烈、更深刻、更持久。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加强这种认识，而不再是以为当前的变局只是暂时的，危机过后仍将是艳阳高照，凯歌行进，一路顺风。

      但另一方面，这种严峻的形势也使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急剧地升温了。过去依靠搭便车就能蓬勃发展，所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被弱化了，这就导致了以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为核心的各种严重问题的出现（美国的超前消费带来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现在，我国既已没有便车可搭了，那就是我国已经被逼到了这一步，这就是我国今后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继续前进，否则，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质言之，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危机、大动荡和大崩溃。这表明，停止深化改革的风险实际也已空前地增大了，因而我国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动力也已随之空前强化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1 08:57 编辑 ]

杰亮

二、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决定性地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心环节

         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和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了，因而我们对于发达国家拉动我国外需的基本期望值也应永久性地调低了。

         面对危机过后西方经济将会进入微弱补充性经济增长阶段的远景，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的反危机措施，而且更须成为我国长期实施的基本战略措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普通公民的消费需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因而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根本改革，我国才能建立起民主法治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扶持民营经济的各种制度、劳资合作制度、城乡一体化制度等等基本现代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国民收入逆向再分配、国富民穷、国企垄断和掠夺、国企压抑民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乡二元结构等等从根本上阻碍发展、抑制内需的重大制度性问题，因而也才能从根本上扩大我国普通公民的有购买力需求。

         由此，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就开始成为了我国深化改革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动力，党中央、党内健康力量、十几亿普通公民与少数腐败势力的决定性博弈就将由此展开，因而中国改革的形势也将由此发展到一个既有声有色、又前途未卜的新阶段。

      三、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中国改革现在仍然存在着成功、失败两种可能性，但改革成功的机会实际已经不多了。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急剧增强之时，同时也正是改革失败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之时。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危险已是改革彻底失败的危险，而不再是阶段性改革失败的危险。

      改革彻底失败的标志有二，一是由于腐败的蔓延和特殊利益集团统治地位的形成致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已经从根本上消失，二是作为这种现象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大部分公众已对于现政权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失去了基本信任和认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腐败现象的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的逐步形成、改革中梗阻问题的日趋严重、改革道路的日趋艰难、社会不满的日益加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严重流失、干群矛盾的日益深化、以至党群关系的疏离化趋势等等，均已证明中国改革已经到了越来越有可能被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所取代的危险时刻。从当时的形势发展趋势估计，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遏制和扭转这种恶化趋势的话，再有十年左右时间，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就将无可挽回了，因而深化改革就将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了，而大动乱、大变局的出现也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杰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的动力增强了，但改革提前失败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现在的“救市”实际几乎已经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后机会了。

      由于“救市”非常仰赖公共财政的力量，而建设公共财政制度又正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核心，所以我们确有可能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使这种关键性的改革开始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进而使整个改革重新开始走上成功之路。

      由于西方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革命，所以那些以非改革性的反危机措施度过“暂时的危机”、躲过深化改革的压力的想法，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现在的最大危险也正是在于，在历史惯性和某些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假定西方市场将会重现繁荣为前提，以平稳熬过当前危机为主旨，以短期行为为主体。以投资拉动为主、以消费拉动为辅。以非制度性救市为主，以制度性救市为辅。

      不仅如此，由于巨额资金主要是投向国企，国企又不将其巨额利润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旧体制更加强化的道路。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所以伴随巨额投资的尤有可能是新的大面积腐败，因而它又是致使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继续大幅下滑的离心之路。

      特别是，投资必须以消费为出口，否则就在制造经济浪费和经济危机。过去投资因有繁荣的国际市场这个首要的大出口，所以才以成为了较之内需更重要的拉动力，但在西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这种现象已经不可能再现了，这就使现在的巨额投资因为没有相应的消费出口而将在几年后酿成非常严重的内源性经济危机。

      尤其危险的是，这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与潜在的政治危机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深刻、尖锐的重大政治危机。到那时，即使暂时稳住了局势，人心的普遍流失也已难以根本挽回，因而中国的未来也就只能是一场新的大灾难。

      这就表明，中国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在的改革机遇已经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现在的奋斗就是决定改革命运的生死之战。决定改革成败的主战场就在“救市”。只有把片面的投资救市转变为改革救市才能救市，只有改革救市才能救改革，只有拯救了改革才能救中国。现在的挑战已经就是历史性的挑战，现在的抉择已经就是历史性的抉选，现在的责任已经就是历史性的责任了！

      当然，作为救市初期的应急措施，首先依靠投资拉动，这在短期内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的速度至少也得慢半拍，但若将其理解和演变成了反危机的根本战略措施，那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和“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的指导方针，抓紧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尽早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根本转变。

出处:「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危险期」(《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1期)

NZWJ

中国价值--解码中国模式：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记者:汤耀国

中国价值，最早事关雪耻、统一和复兴，矛盾不少，凝聚力不足，小康事业尚未告竟，十三亿国人福祉，增长未有尽时；现在事关身份焦忧消除之后的忧患。处此初级阶段，自省比自信更可贵。鉴于外，省于内，持大历史观，居安思危，思危求进。未来新长征，十三亿国人，匹夫有责，亦当有权。应战全球金融危机近一年来，中国答卷赢得国际赞誉。“中国最新经济数据鼓舞世界”，“中国可能成为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国成了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六十年来，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国际肯定。

    回顾过去，新中国初期，“文革”与改革之交，苏东剧变与“六四”风波之后，直至本世纪初，一本《中国即将崩溃》，集此前论调之大成，将唱衰中国推至极致，而今几成笑料。取而代之的，大都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一顶又一顶高帽，于此全球危机之时为至盛。受表扬总是让人高兴的，尤其是成长中的人，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也是如此。当中国义无反顾地向现代化转型、汇入全球化洪流，这种外部认同不可或缺。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自救”即为相当程度的“救世”。舍此之外，只有负责任的大国，而非“救世主”。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自可开掘出相当程度的普适价值，但不过是其“外部效应”。

　　比外部认同更重要的是内部认同。中国价值，首先是一种“内部价值”。处此初级阶段，历史屈辱尚未完全湔雪，祖国统一尚未完成，复兴崛起仍在进行中，矛盾凸显期尚待过关，内部凝聚仍需努力，全面小康事业尚未告竟，十三亿国人福祉，增长未有尽时。

　　当前中国，虽脱离身份焦虑，忧患仍未已。处此初级阶段，自省比自信更可贵。鉴于外，省于内，持大历史观，“认识自己”先：成功何以成功，未竟何以未竟。居安思危，思危求进。未来新长征，十三亿国人，匹夫有责，亦当有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9 07:46 编辑 ]

NZWJ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条件变了，模式亦随之而变。

　　一个与西方政体不同的国家，何以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中国奇迹”，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而后发国家，则希望直接从中取经。

　　一场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一份不错的中国答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引来全球聚焦中国议题。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各国、各组织机构敏感的神经。而中国政要、学者也不吝一再解释我们走出正确道路的原因，比如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政府监管、产业兴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

　　前几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探讨于此获得进一步有力佐证。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中的不俗表现，也令域外对此间“举国体制”刮目相看。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适应性强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条件变了，模式也将随之而变。正如中国高层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对本国道路、模式，我们理应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认识。《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走访多位资深专家，解码“中国模式”，研讨未来走向。

　　中国为什么这样热

　　《瞭望》：中国议题近年已成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热?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英大使)：近来西方社会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确实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这种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有些人对中国不甚了解，希望探讨和研究中国取得发展成功的原因，解决心中的迷惑。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宣扬他们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奉为真理的教条，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怀疑虑。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9 08:04 编辑 ]

NZWJ

　还必须指出，西方国家里确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其中有些人长期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往往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诬称“中国模式”政治上“独裁”或“威权”，而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更有些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宣扬是对西方的挑战，大肆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教授)：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初步现代化。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整体上实现小康，社会政治文化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可以说，60年来全球人权最大的进步也发生在中国。

　　“模式”深处的稳定与活力

　　《瞭望》：“中国模式”这个说法源自国外，高层讲话、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为什么?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政要研究中国问题时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它与我们国内学者理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瞭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到底有哪些独特而成功的要素?

　　马振岗：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特别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集体，保持了政治稳定、政策的一贯性和发展的规划性。另外，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有一个感觉是，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渴求、对中华崛起的热情是别国少见的。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照搬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理念上，中国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NZWJ

　中国与西方还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推荐“中国模式”，更没有试图强加于人。相反，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表示中国道路还需改进、发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济，但不要照抄“中国模式”。

　　严书翰：依我看来，如果要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过程中既告别了苏联模式，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整套趋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宁：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向我转述前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的话，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我认为，这位印度政治家点中了要害。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保障权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焕发了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生产性激励”，而不是争夺性的“分配性激励”。

　　二是集中权力。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关键要看权力用来干什么，中国集中的权力是用来“战略性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NZWJ

　三是渐进改革，稳妥开放。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

　　四是中国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确立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不断发展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人类文明的新路

　　198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曾预言，中国将“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此后，伴随中国的发展复兴，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何种价值、启示，越来越成为海内外政学两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近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世界意义。在他看来，其世界意义至少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9 08:01 编辑 ]

NZW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这种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首先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这种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曾称，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上，给第三世界指出了奋斗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上升至第三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至一千多万，第一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一文中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另一个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

NZWJ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同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相结合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该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说：“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1987年4月那次讲话中除预言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外，还指出，“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季塔连科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机遇保留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

　　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中国还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鉴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赞誉中国为“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

　　第三，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适应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要求，并借鉴和参考了国外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当代西方新的发展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季塔连科称，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