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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导致农民工大量失业的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是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的反映，它与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直接相关；“海绵效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更有负面影响，是不应该使其长期持续的。作者:张德元（1963.2——），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安徽省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研究》(项目编号：08AJY04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浅析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

作者：张德元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大量返乡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返乡农民工中的失业者约有2500万人，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为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时出台了许多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专家学者也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本人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但遍观同仁们的各种建议，或多或少地给我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本人以为，对这个问题应该做更深层次、更长远的思考。此次经济危机导致农民工大量失业的现象看似偶然，其实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是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的反映，也与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制度安排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直接相关。本人就此谈点看法，供参考。

   

何谓“海绵效应”

    纵观各先行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无不以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取向，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是沿着这样一条现代化之路前行。中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按照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总体趋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将不断向城市转移；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基础不牢以及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转移过程必将出现反复和波动，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这就好比是说，中国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海绵，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好比是在农村和城市间流动的水；当经济处于上行期，经济繁荣致使海绵扩张，它就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从农村吸纳进来；当经济下行时，经济衰退致使海绵收缩，它就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挤回农村。我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现象称为中国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

   

“海绵效应”何以生成

    那么，“海绵效应”何以生成呢？为什么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类似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没有见到明显的“海绵效应”呢？总体上讲，“海绵效应”生成的客观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经济波动的诱因可能来自实体经济，也可能来自虚拟经济；但是，无论它是来自实体经济还是来自虚拟经济，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之相配合，“海绵效应”依然不能发生。

    首先，从实体经济方面来说。宏观地看，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在许多方面未能达成共识，但在有一点上二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两种主要经济学派都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周期性经济波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必然是由繁荣经衰退而萧条，而后又复苏再繁荣，如此循环往复。只是二者对其解释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定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两种解释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本质是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经济周期是目前人类所认识到的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之一。这就是说，假如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实际上，自199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年高速增长，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的经济衰退也是迟早的事。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局并非偶然。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为“海绵”的扩张和收缩提供了可能。

    其次，从虚拟经济方面来说。虚拟经济主要基于金融体系，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可以在虚拟经济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经济危机往往由金融危机引爆。关于如何看待金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学者富兰克林·艾伦和道格拉斯·盖尔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曾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他们认为，金融安全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类型无关，无论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的还是非市场主导型的，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二是他们认为，金融发展的常态是非均衡发展，因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绝对的、不可避免的，人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如何处理金融危机，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这就是说，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金融体系的内因仍然可能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是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发生而已。可见，“海绵”的扩张与收缩不仅具备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基础，而且引爆实体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在虚拟经济内“天然地”存在着。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1 09: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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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制度安排方面来说。中国农民工之所以能在城乡间“来去自如”，不仅与“海绵”本身扩张与收缩有关，也与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其中对“海绵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承包的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覆盖到农民，农村土地对农民就有了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同时，现行土地制度使得农村土地流转中“一锤子买卖”几乎成为不可能，小农理性也使得进城农民工不轻易放弃他（她）的承包地。这样一来，在中国现代化大潮中，进军城市的中国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就必然是，“打得赢就打”——留在城市，“打不赢就跑”——回到农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类似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发生“海绵效应”，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进城农民可以进行“一锤子买卖”式的土地流转，即使“打不赢”也回不了农村，于是这些国家就以城市周边的大量贫民窟替代了在中国出现的“海绵效应”。

   

如何评价“海绵效应”

    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并正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中国特色的“海绵效应”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影响。

    其一，“海绵效应”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从近期看，当经济危机到来时，由于“海绵效应”的作用，进城农民工被大量挤回农村，此时农村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就立即显现出来，“进不了城可以返乡，打不了工可以务农”是中国农民工几乎可以不假思索的决策。正因如此，从总体上来讲，不至于因农民工大量返乡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这就为中国克服危机、重振经济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稳定才能发展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对此，“海绵效应”功不可没。

    其二，“海绵效应”的发挥是有代价的。“海绵效应”的制度基础是以土地保障替代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这种替代是有代价的。从人权上讲，农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把农民的社会保障托付给土地，实际上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讲，“海绵效应”意味着农民工“候鸟式”流动难以终结，阻碍了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从效率上来讲，把农民社会保障托付给土地，外出打工农民就不愿意彻底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实现，这是以牺牲农村土地配置效率为代价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新农村建设来讲，由于“海绵效应”的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民在农村的去或留具有不确定性，新农村建设难以规划。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

    其三，“海绵效应”是不应该长期持续的。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从长期看，减少农民是城市化必然要求和趋势，这就必须使农民工在城市留得住，变农民为市民，只有逐步消除“海绵效应”，才能为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创造条件。中国作为文明国家，不能容忍农民“非国民待遇”的长期存在，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以文明的、现代的社会保障替代土地对农民的低水平保障，是践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也必然要求提高农村土地配置效率，逐步实现农业集约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而这也是要以逐步消除“海绵效应”为基础的。

   

“海绵效应”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应对当前经济危机，促进农民工就业，不能仅仅紧盯着眼前，出台一些“应急措施”，更要从全局出发，放眼未来。

    第一，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循序渐进地把农村土地“解放”出来。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与保障功能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生产功能是保障功能的前提，如果土地不能产出它也就没有保障功能。土地保障功能是农民在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状态下进行自我保障的一种理性反应，但它以牺牲农村土地配置效率为代价。中国国情决定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应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就要以稳定为前提，走渐进路线。因此，从实际出发，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基本政策取向应该是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弱化农村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另一方面，也要正视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隐含的土地保障功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将长期存在的事实，逐步强化承包经营权、放活使用权；既要兼顾现代化进程中“稳定”的内在需要，又要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制度归宿预留制度变迁的出口。在此，应该反思的是，在中国财政大量盈余的过去10年中，我们错过了这个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大好时机，否则我们今天应对农民工失业的社会冲击就会更加自如。

    第二，继续完善市场机场，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如前所述，即使没有美国捣蛋，中国的经济危机迟早也会到来——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没有影响。既然经济危机是常态的、不可避免的，那么，提升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流动性救市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式的行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实，一个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源自这个经济体自身的抵抗力，这正如人生活在空气中必然接触感冒病毒，难免感冒一样，应对感冒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强自身的体质。因此我们的可行之路只有两条，一是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以增强我国市场遭遇危机时的自我修复能力；二是要挖掘需求潜力，适时进行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以不断增加中国国民财富的绝对数量。有了规模，才有抵御危机的实力。此次经济危机源自美国，而美国人并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难过，其原因即在于，美国是市场机制极其完善且经济实力超强的国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1 09: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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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决修正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始终立足两个市场。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充分就业本就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第一目标，而在我国的经济工作实践中，地方政府多以经济增长（GDP增长）为第一管理目标，片面理解科技创新，盲目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忽视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此次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教训应该汲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充分就业始终应该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另一方面，当此次危机到来时，中国政府看到了中国经济外向依存度高的弊端，同时迫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策略；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扩大内需勿忘外需，中国立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不能变。既然经济波动是周期性的，也就意味着，危机过后，外需仍将增长，所以我们在扩大内需时不能苛责我们既定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矫枉过正；而是要未雨绸缪，在当前经济衰退时就要为未来经济复苏时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做准备，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要努力使我们的企业具备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能力。中国是一个要解决13亿人生存和发展的庞大经济体，保增长是其长期战略任务，因此，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进出口对中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

第四，重视市场风险，谨防一哄而上、“逼民创业”。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为促进农民工就业，各地纷纷提出了一系列帮扶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措施，甚至有人已经乐观地测算出，平均1人创业可带动3.8人就业的诱人指标。但一定要记住，市场有风险，创业有风险，市场不会因为创业者是农民工而放他（她）一马；农民工中确能创业的毕竟是极少数。更何况，当前无论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哪个领域创业都有一定困难。如果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农业领域创业，进行土地规模经营，就意味著要清洗出一批农业劳动力，在当前就业形势本就严峻的背景下，这显然不合时宜。如果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工业领域创业，但我们知道工业向城镇集中是总的发展趋势，“村村冒烟”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且这样做有带来新的产能过剩的危险。如果鼓励返乡农民工在第三产业（服务业）内创业，但我们知道第三产业的需求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返乡农民工毕竟是农村人口中的相对少数，遭遇危机后，农村社区的常住乡村人口与危机前并无明显增加，新增服务需求从哪里来？没有需求，就意味著没有创业市场。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出台的帮扶措施中都有给创业者提供信用贷款的允诺，贷款额的上限有的划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假如一哄而上，又创业不成，就会给银行增加新的政策性包袱，可能给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埋下新的危机隐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过历史教训。所以，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工作可以做，但千万不能一哄而上、“逼民创业”。

    第五，谨防病急乱投医，死守两条底线不动摇。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政府农村工作的两条底线都应该是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无论经济社会形势如何风云变幻，这两条底线都不能突破。虽然红头文件对这两条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但我仍然认为我的这个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试举一例，一般来说，经济形势越是严峻，地方政府就越有引资入农、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冲动，但是，我们能否保证土地被规模化后投资者一定从事粮食生产？随着危机加深，粮价必然下行，投资者出于其逐利本性一定会弃粮他求，生产所谓“高附加值”产品。诸如此类。

   

【参考文献】

① 张德元等，变迁——安徽农村改革述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
② 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9）；
③ 张英洪，农民权利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7）；
④ 陆子修，“三农”论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
⑤ 胡靖等，城市化之累与痛——广州民工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6）；
⑥ 谢培秀，中国农村改革轨迹与趋势[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11）。

文章出处:《调研世界》(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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