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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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第1－第7楼)
(2)如何养活中国(第8－第11楼)

【编贴者按】陈志武，1953年7月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1986年国防科技大学硕士。1986年赴美国留学，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0-1995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任教；1995-199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现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09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演讲，修改版刊登在《经济观察报》2009年7月6日。完整版本即将发表于凤凰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大呼吸》一书。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5 09:13 编辑 ]

杰亮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8 08:57 编辑 ]

杰亮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8 09:06 编辑 ]

杰亮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8 09:08 编辑 ]

杰亮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所以，老百姓的税赋至少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在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他们的说法就是误导人。

　　上文谈到了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来做一个大略的计算。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上文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杰亮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能否给政府征税和预算分配带来制约。

　　所以，如果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应该加强税收，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去国外考察，将国外征收的而中国没有的各种税种介绍回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政府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所以，老百姓的税赋至少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在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他们的说法就是误导人。

　　上文谈到了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来做一个大略的计算。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上文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8 09:16 编辑 ]

杰亮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能否给政府征税和预算分配带来制约。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

    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还是低上面，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这又给消费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服务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特别是与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的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这说明他们的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我不是说政府官员在做投资和开支决策的时候，会不负责任，而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投资于那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更容易得到上司的赞赏，更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开支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和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8 09:20 编辑 ]

杰亮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不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运场馆，其总投资约为4000亿元，奥运会之后，这4000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只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2亿元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00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根据它的投资额算下来，每2万元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要比奥运场馆的效率高得多。所以说，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很不一样。

　　民有化改革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这一方案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已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应该也不会太难。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这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可以继续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就能具体落实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不但没有违背最初的全民所有的概念，还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再去考察今天东欧国家的情况。在很多东欧国家，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距西欧国家不远。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所以，“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谢谢！

出处: 「腾讯博客·陈志武的博客」(2009年7月6日)
※编贴时最后的文字根据其他版本作过调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8 09:41 编辑 ]

杰亮

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挑战

【内容摘要】2008年8月http://www.ifg.org网站刊登了文佳筠题为《如何养活中国--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及其他》的文章，认为中国当前关于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国家干预措施，诸如保证耕地不流失、粮食补贴等措施保证粮食安全，这取得了部分成功，使中国在2008年的世界粮食市场动荡中安然无恙;另一种思路是将粮食和农作物供给完全交给市场，这已在大豆这一作物上作了实验，却使中国大豆及豆油价格急剧上升，大豆和豆油市场被外国商业巨头控制。作者还指出中国现在的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农药和化肥有巨大风险，这将可能使中国农业在21世纪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目前的粮食形势

　　中国靠自己养活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拥有世界21%的人口，却只有世界9%的耕地。中国最肥沃的土地要依赖灌溉，因而易受水污染、洪水或干旱的威胁。中国水资源相当匮乏，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干旱的北方”——长江流域以北所有地区有中国2/3的耕地，却只有全国1/5的水量。即便加上“湿润的南方”，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使得中国有更多财力从国外购买粮食，但粗放的增长模式也为粮食生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隐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从前是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在，珠江三角洲一半的粮食要靠其他地区调入，而长江三角洲勉强能够自给。收入的增长也导致人们转向食用更多的动物蛋白，而动物蛋白的生产更耗费资源。压力在不断增加，中国的粮食价格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在不断攀升。2007年猪肉的价格上涨了一倍，这让老百姓牢骚满腹。

　　尽管如此，中国的粮食仍然可以算作自给自足的。在最近十年中，每年人均粮食产量在333.29公斤(2003年)至411公斤(1998年)之间徘徊，平均达到人均380公斤。一部分粮食如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大部分依靠进口，但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大米、小麦和玉米绝大多数靠国内种植，而进口的数量不到总消费量的5%。由于这种粮食上的自给自足，尽管肉蛋奶等高端食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引发民众抱怨，但大米小麦等大宗粮食价格一直相对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7年粮食的平均价格仅上涨10%，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幅度。大米和小麦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少，而玉米和大豆上涨了15%—25%。2008年第一季度，大米仅上涨了3.5%;与此相比，单是2008年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泰国大米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飙升了31%。中国政府和往年一样储备了大量粮食。2008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透露，政府储备了1.5亿到2亿吨粮食，这相当于全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40%。这一数字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为全球粮食储备提出的17%—18%的安全线。仅大米一项，储备量就达到4—5千万吨，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大米市场的持续混乱中能够独善其身。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担心如何养活中国这个问题呢?在可见的将来，除了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撼动中国的粮食安全。像全球变暖这样的长期威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显现，但强劲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是应对这些威胁的最好防范吗?

　　事实上，中国现在必须担忧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了。随着化肥和杀虫剂创纪录的使用以及水土的流失，粮食产量很可能会萎缩，与此同时，需求却在不断增长。不断上升的能源价格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也威胁到粮食生产者的收益率。近些年，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学者们提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战略，一个强调国内粮食安全，另一个是依赖国际市场。现在是到了吸取一些教训，并规划未来的时候了。

　　立足国内的粮食生产

　　中国的粮食生产历经起伏。数十年来，政府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鼓励沿海地区出口工业的发展。但是，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保证了粮食的供应。从1994年到1998年，中国连续5年获得粮食大丰收，每年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粮食价格下降了，粮价的下跌以及多年来对农村地区的疏忽导致了粮食的大减产。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333公斤，比1998年下降了20%。国家粮食储备下降到不足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这也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粮食减产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政府重新开始鼓励粮食生产。政府规定了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并且确保由国营粮库进行支付。政府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人们逐渐讨论所谓的“三农危机”(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词涵盖了中国农村的诸多问题，包括收入停滞不前、公共服务减少、地方政府人浮于事、腐败蔓延、社会资本减少、环境恶化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加。

　　现在，“三农危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对这一危机的讨论使得政府的农村政策在过去5年间从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模式更多地转向了“凯恩斯主义”模式。2005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并对农村发展的投资每年以25%—30%的速度增长，其中大部分用于免费的初等教育和农村卫生保健的重建。

　　虽然这些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一些四处流动的农民工终于不再把在家乡生活看得那么可怕，在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时候返回家乡。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的血汗工厂切实经历了劳动力短缺(所谓“民工荒”)，这是二十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回升，2007年达到了5亿吨。实际上，2007年中国粮食生产还出现了一定盈余，出口的粮食比进口多出700万吨。为了在最近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期间稳定国内的粮食价格，中国政府于2007年12月取消了包括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在内的84种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早些时候，还对57种粮食产品进一步征收5%—25%的出口暂定关税。中国政府也很英明，没有深陷于盛行一时的生物燃料风潮。2002年以后，中国从美国引进了一批玉米酒精生产线，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个错误，2007年6月，政府停止了所有利用玉米或其他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新项目。总而言之，政府出台的这些鼓励国内粮食生产和稳定国内粮食价格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5 08:54 编辑 ]

杰亮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关于大豆的案例研究

　　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近几年中国的大豆生产处于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之下，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大豆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作物，差不多5000年前就已在中国种植。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培育五谷，大豆就是五谷中惟一的豆科植物。几千年的耕种培育出了丰富多样的大豆品种，还积累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到20世纪90年代止，中国出口大豆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到了21世纪初，大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自给。但是在WTO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决定在农业部门作出相当大的让步。结果是，大豆的进口关税降到3%。此后，大豆进口量不断增加。2003年，大豆进口量达到2074万吨(三年间翻一番)，中国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5年，大豆进口量达到265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6倍。这些大豆绝大多数是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大豆成为中国完全依赖进口的少数几种粮食作物之一，2007年，进口大豆占国内全年消费量的2/3以上。

　　国际媒体往往关注大豆贸易中的生产国。2008年4月28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为满足中国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在该文中，巴西的大豆生产被描述成一种“死亡文化”。大豆种植加剧了森林乱砍滥伐并促使大批小农户纷纷破产。该文还认为，中国人吸干了从拉普拉塔河到亚马逊河的大豆市场。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绿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杀虫剂种植的单一作物别无他物。

　　不幸的是，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的另一面却很少受到关注，这里的情况和巴西一样令人感到悲哀。中国的大豆生产者不仅遭到大量进口大豆的打击，而且面临着大豆出口减少的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向韩国和日本出口100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有机大豆。最近几年，每年的出口量逐步减少到20—30万吨，部分原因是因为购买者担心那些进口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会造成基因污染。不难想像，种植大豆的中国农民由此受到巨大伤害。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约2千万小农户种植的大豆占全国总产量的40%。据2006年9月的一则新闻报道，2005年黑龙江的大豆价格跌至每公斤28美分。即使不计劳动力成本，这一价格也低于生产成本。因此，仅2006年，这个省的大豆种植面积就萎缩了25%。2007年至少继续萎缩5%。成千上万的豆农急忙转种其他粮食作物，或干脆抛荒土地加入外出打工者的队伍。

　　在中国大豆生产出现如此巨大转折的期间，国际市场上的一些主要玩家与强大的政府联手合作(这种合作在WTO和其他所谓“自由”贸易谈判中经常发生)，因而大发横财。2003年底，由于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使得中美两国已处于贸易战的边缘。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状态，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并宣布中国将派出代表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尤其是大豆和棉花。人们可能把这样的声明视为一个值得嘉许的和平协议，但在现代金融世界中，结果往往是善有恶报。在该声明发布之前，即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交易月平均价格是7.7美元/蒲式耳。2004年3月和4月，当中国大批购买这些商品时，大豆的价格就冲到9.82美元/蒲式耳和9.89美元/蒲式耳。然后，价格快速下跌到2004年8月的5.93美元/蒲式耳。相比之下，2003年4月和2005年4月大豆期货交易月平均价格分别只有6.04美元/蒲式耳和6.23美元/蒲式耳，比2004年4月的价格低35%以上。尽管所有这些市场操作至今没有违法的证据，但在中国却掀起了风浪，在中国人脑海中恐怕将长期存留着挥之不去的所谓“大豆危机”的阴影。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中国为在此期间购买的大豆多花了15亿美元。

　　最后，中国国内的榨油企业成为最大的输家之一。从美国进口的高价大豆转嫁给这些榨油企业并使它们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2005年，国际粮食巨商开始大显身手，大量收购中国榨油企业。据估计，目前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4家最大的粮商部分或完全控制了中国大约90家大型榨油企业中的64家，从而控制了85%左右的市场份额，这种市场集中程度使得中国的豆油市场很容易受到市场操纵行为的攻击，如大豆油仅在2006年9月到11月的2个月内就从5000元/吨涨到了8000元/吨。不用说，这些巨商控制的榨油企业更青睐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转基因大豆种植户而非国内的大豆种植户，因为前者已经被直接并入这些巨商的全球运营活动中。这进一步打击了中国本土的大豆种植户。

　　自从中国加入了WTO之后，中国大豆种植者、豆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输给了国际粮食巨商。在这个所谓“自由贸易”幌子下的另一个输家就是大豆自身的未来：随着大批小种植者的迅速破产，中国大豆品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将一同消失。对新自由主义学者而言，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为了让大豆的生产和分配更划算而必须付出的调整成本。但是，如果把所有外在的社会和环境成本都计算在内，那么，这种把大豆生产突然并快速地从中国传统的耕地上转移到巴西以前的热带雨林地区的做法将极有可能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一场难以弥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