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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第1-第7楼)
(2)如何养活中国(第8-第11楼)
【编贴者按】陈志武,1953年7月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1986年国防科技大学硕士。1986年赴美国留学,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0-1995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任教;1995-199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现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09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演讲,修改版刊登在《经济观察报》2009年7月6日。完整版本即将发表于凤凰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大呼吸》一书。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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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5 09:1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