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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作者:赵穗生

序　言

　　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但席卷全球，也引发了关于美式资本主义，或曰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否衰落并且即将被在改革开放后维续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中国模式所取代的疑惑。目前的发展趋向强化了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信念，认为长期一直试图在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之间、在市场取向经济和威权政府之间取得平衡的中国发展模式，比起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更合适于中国。

　　的确，改革开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快速经济成长已经使中国成为在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模式之外一个耀眼的例外，并且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遵行的范例。如同一位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之称为的中国模式。”根据这位观察家的说法，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成分：第一个部分是复制自由经济政策中的成功要素，藉由开放大部分的经济给国际与国内的投资、允许劳动弹性、维持较低的税负及管制的负担，并透过私营部门与国家支出的结合来创造最高级的基础建设。第二个部分是允许执政党保有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制和信息自由流动的严密掌控1。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许多人担心，“中国过去20年所取得的成就合法地挑战了我们关于政府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信念”2，因为中国已成为“自从共产主义终结后对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最大的潜在意识形态竞争者。”3的确，中国模式已经对试图对非西方和发展中社会同时施加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这一具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挑战。但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中国发展模式可以代表自由市场和威权国家一个成功的结合来挑战西方模式？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否真的没有自由化以回应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集权能否真的长期共存？中国的领导者是如何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中国模式的魅力和限制又在哪里？本文通过探索中国在什么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以及是否能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在西方的研究著作中，有许多用来形容中国模式的词汇，例如威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威权主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一篇描述中国独特发展途径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区别传统的发展途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首先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拉丁美洲经济改革的十个政策处方4。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每一个华盛顿决策者多少都同意的，包括财政纪律、降低官方补助、税改、市场决定利率、竞争性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去管制化和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这些以“华盛顿共识”闻名的政策，与强调市场优先性和限制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连，其后被说成是一个适用于所有面对经济危机的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政策5。虽然Williamson所列的政策名单仅仅限于经济政策，但华盛顿共识随后被扩大到包括自由民主政治，即将市场自由与民主政治自由作为现代化两个不可分割的目标。

　　然而，实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并未表现特别良好。自1988年伊始，拉丁美洲的政治领袖们“已经开始对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基础和政策执行两个层面进行批评。他们指出华盛顿共识不但未能达到其所设定的目标，同时还实际上使该区域许多公民的社会及经济条件恶化。……他们指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两个被美国控制的机构利用华盛顿共识政策以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6在一篇题为“重新思考正在浮现的后华盛顿共识：一个批判性的评估”的文章中，Ziya Onis和Fikret Sense指出：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其错误地诠释拉丁美洲的问题是过度的国家干预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取决于新自由经济政策7。这些政策的失误促使Williamson在2002年提出诘问：“华盛顿共识是否已一败涂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9 09: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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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表题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的文章，指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并错误地将政府本身视为问题所在，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市场和政府行为。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对于成功的发展既非必要条件亦非充分条件，任何未来的共识都不能只由华盛顿决定，任何新的架构都必须灵活适应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8。此后，“后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学术著作中的热门词汇。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具有争议的“北京共识”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一词。根据Ramo的看法，北京共识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对于改革的创新和持续不断的试验的承诺；第二是拒绝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惟一的进步指标，应同时考虑持续性发展和平等要求；第三是对于自决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应该保障自己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并阻却强权的干涉。Ramo宣称，北京共识代表了对于美国霸权所代表的现状的对抗， 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鼓励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与经济成长并重以及提供平等的环境以避免动乱，并维护了其独立和自决的地位，拒绝了西方强权施加其意志，而获得发展上的成功9。

　　Ramo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是否真的提供了新的模式的广泛的辩论。一些观察家赞同北京共识，因为它“自去殖民化以来第一次解释了南方国家如何能够遵循它们自己的政治方向去寻求国家和商业伙伴，而不需要根据美国的观点行事。”10另有一些人则质疑北京共识的有效性，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内部日益成长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中国日益参与全球化经济的行为。一位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只是一些迷思，因为中国从未严格遵循北京共识的核心要素。首先，中国并非创新领袖，且华盛顿共识也同样支持创新，创新的承诺从未成为中国成长的核心，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并没有本质的创新之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与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在中国境外设计或发明的，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内容是模仿大于创新。北京内部对于中国改革策略并无共识，试验性质的改革乃是不同路线意见之间持续妥协的结果——模糊性是一个策略手法而不是战略。其次，中国正在追求永续和平等发展的证据是有限的。充其量，这只能被看作是未来的目标，尚未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主流。虽然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采取重要的步骤打造控制污染的基础建设，但是一旦遇到环境和成长之间的矛盾时，经济成长的考量总是胜利。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平等正在逐渐加大。最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并不是独特的，中国的政策和发展轨迹和许多国家有许多类似性，也有差异，这些国家包括一些比较倾向自由资本主义治理的政权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绝大部分中国经济改革的智识源头来自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也从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11。

　　很显然，对北京共识的共识并不比对华盛顿共识更多。虽然许多人像Joshua一样使用这一词汇来指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途径极其不同的方面，诸如务实主义、渐进主义、中国政府在处理经济和促进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市场先于民主（或是在达到一个比较高度的经济和制度发展前，民主暂缓），以及双轨法律制度（与经济成长有关的法律、特别是商业法规相对发达， 而有关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法律则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在不根本性地改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情况下达到高度的经济成长——而不用北京共识来描述中国的发展道路，用以对比于华盛顿共识或是要求自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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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中国模式成为用来描述经济自由和威权政府结合的简略表达方式。然而，这个描述并不准确。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模式的确代表了根本性地脱离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系并且建立起很重要一部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国领导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劳动、资本和商品已经逐渐地自由流动；私有经济已经在国家经济和就业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股票市场得以建立，许多国营企业也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农民也被给予对于其土地的控制权；开始加入全球市场以吸引外国资本、科技和管理技术，并藉由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确实，中国模式促进了经济成长，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完全自由。举例来说，国家仍然保有对经济战略部门及核心产业最后的控制权，包括公用事业、运输、电信、金融和媒体。中国人民银行也并非像今日西方的中央银行一样是一个自主的机构。许多中国的全球伙伴要求透明的政府治理、独立的司法、可执行的财产权和自由的信息。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在中国都未完全出现。尽管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自由”方面并未阻碍中国达到高度的成长率。事实证明，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成长的冲击相对较为温和，对于经济选择性的控制使得中国能够更有力地抵御外部冲击。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指出的：“中国对于海外资本巨大的吸引力在于政治环境的稳定、没有民粹运动导致的国有化外国资产的危险、劳动力既有弹性又有纪律、政策变化理性且有可预见性。”12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类似于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在1970到1980年代快速现代化过程时的经济模式：当新自由经济政策和政治威权主义以及出口导向发展的历史契机一致时，工业化在这些东亚新兴经济体内萌芽、成长、茁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一个东亚模式的21世纪变形并且展现了下列三个特质13。

　　首先，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并非由任何意识形态教条或是原则所驱动，而是由经济成功取向的务实主义所驱动。这可由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赵紫阳的“摸着石头过河”明白看出。正因为采用了务实且试验性的方式，中国的改革呈现出零碎且渐进性的特点：潜在的改革计划在被选定的部门及地区加以试行，以判断其效力和可实行性；成功的计划接着会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被采用，失败的计划则被废弃或修正。中国领导人从简单和较不具争议性的问题着手，改革的路程是先易后难，冀望初始改革的成功创造出足够的政治动能和支持，让其后更为复杂且较有争议的措施获得采用。中国的改革领导者拒绝了苏东式的“休克疗法”，并透过既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加以运作，从而渐进地改革它们、将它们导向符合现代化的目标。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一个强大且发展取向的国家机器(developmental state)所带领，塑造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并保证整体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而推行广泛的国内改革。作为发展取向的国家，首要目标是经济成长，并强调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以能力和成绩为基础选拔政府官员，使他们受到严谨的业务训练和意识形态管制。这是一个稳健的官僚国家，在贯彻与执行长期性的战略计划时不受爱管闲事的国会的干扰，“能明白无误地，并且不受民主体制中因为突然改变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干扰。”14“发展取向的国家”，解释了中国得以从毛时代的经济废墟兴起，有效地使用其资源来创造世界级的基础建设、城市、机场、高速公路以及水坝；也解释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如何能够在共产党政权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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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如同其他成功的东亚国家一样，涉及了对于西方模式的“选择性学习”，包括学习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的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尤其是虽然中国的国家机器已经在国内经济方面采用了华盛顿共识中绝大多数宏观经济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对于市场、企业家精神、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强调，但它却拒绝或修正了那些会大幅度降低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举例来说，虽然国家逐渐面对国际竞争开放了国内市场，但仍然对一些关键部门提供保护，对一些新兴产业提供资助。国家也更积极于降低贫困，并保障最低的物质生活标准以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竞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

　　中国模式所涵盖的不仅仅只是经济议题，也涵盖了政治议题，包括政治与法制改革、民主化和宪政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模式的政治部分仅仅描述成“权威”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自从中国于1970年代晚期开始对其经济改革以来，政治改革压力已经在积累， 因为威权政体越来难以应对市场取向的经济与一个动态社会的要求。其结果，政治改革不仅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受到热烈地辩论并广泛地讨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会议与出版物中的政策目标。

　　民主问题，一直是在中国政治改革的议程上。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民主”一词出现了60多次。然而，在中国条件下，民主概念的含义“具有中国特色”。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主这个概念自从20世纪早期从西方引进中国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的精英们是从务实的角度引进和理解民主的概念的：首先，民主可以带来群体的团结和谐，并在一个严酷竞争的世界中提供民族生存的工具。其次，人民的参与是文明的一个表征、一个现代化的特质以及一条通向富裕强盛的大道，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强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受到启蒙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民主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达到社会和谐的工具，政治参与将释放有助于集体福祉的能量。这样的假设使得中国对于民主的理解异于西方民主所假设的个人有对立于国家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有追求自私的目的，但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将个人的努力转化为一个对于普遍利益的追求。但是中国的精英们不想看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而产生政治上的严重问题，而将和谐视为最高利益15。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前中国官员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强调民主在维持社会秩序和达成社会和谐中的工具性作用，并排除西方式民主，认为其不适于中国特殊社会条件和相关的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虽然西方观察家和一些中国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预测中国政治改革将会导致多党政治，但中国政府的官员以及一些中国学者所谈的政治改革目的在于改进共产党领导，其方式是透过增加政治参与和公共监督，让单一政党体制更加有效率，并为其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受过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训练的北京大学学者潘维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建立咨询式法制政府——就是沿此方向的努力。这是一个派生自中国透过考试产生公务员的传统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法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的“混合”体制16。潘维认为，咨询式法制乃是中国在一党制下根本性改善共产党统治的可行之道。他相信，此一政治改革方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相关的政治文化下是一个符合逻辑性的发展。当各国学者对潘维的咨询式法制的可行性还在持续地进行辩论之时，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以他自己的特点进行。中国模式的政治特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强调规范性规则与程序和领导体系的制度化；在一个日益多元社会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增进公民的宪法权利；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1.决策体系和党内民主的制度化

　　领导体系的制度化，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它强调决策过程的规范性规则与程序，因此也是建立法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领导体系的制度化始于1980年，当时邓小平认识到“缺乏有效的制度和对权力的制衡造成毛时代的巨大灾难”17。重要的改革措施包括：依据宪法规定的党及国家机构定期的会议制度；宪法对于总理与国家主席只能担任两届与所有党与政府官员退休年龄的限制；对于公务人员年轻化与教育程度强调的政策。制度化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便是制度化权威的提升以及领导者个人权威的下降。从定义上来说，个人权威依赖于个人并且派生自强人的领袖魅力，强调追随者对于个人的忠诚。与此相对，制度性权威派生自且受限于非个人化的组织规范。在理念型态上来看，制度性权威不是依赖于个人的领袖魅力，而是在于制度设定内的正式职位——领导者在制度权威的范围内能够发布命令，乃是其所处的职位而非任何个人特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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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上层政治中，有一段时期个人权威比起制度权威更为重要。这在1980年代尤其明显，退休的资深领导者拥有强大的个人威望并对新提拔的年轻领导人有强大的影响力。自从1990年代以来，随着革命元老渐渐逝离，制度权威已经较个人权威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中国领导阶层完成了从革命世代到后革命世代的的转型。江泽民所带领的第三代领导人开启了这个转型，胡锦涛领导集体的接班则完成了这个转型。胡的领导集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对革命年代或是战争经验没有重要的个人记忆的领导世代。

　　胡锦涛就任以来，将领导体系往制度化方向更加推进了一步，尤其是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即提升内部透明度和决策咨询、强化内部监督并引进更多的竞争机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以此正式提出党内民主的概念。2005年中央全会中对于党内民主改革计划进一步确认，提出“党内民主的发展在推进人民民主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示范与指引的角色。”18

　　扩大党内民主，要求在决策过程中集体领导和遵循规范性规则与程序。胡锦涛希望规则能更加清楚，让官员受到群众监督以遏制腐败、滥权以及其他威胁党的形象的恶行。党的十六大后高度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胡锦涛强调法制和宪法的重要性。此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惯常地公开在官方媒体上。

　　作为国务院一个迈向决策体系制度化的措施，温家宝停止了在总理办公会议中进行决策，因为总理办公会议并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尽管先前的总理都惯常地利用该会议决策。取而代之的是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与国务院全体会议中进行决策。总理办公会议由总理召开，参与者由总理决定，给予总理在决策过程中灵活的处置权。与此相对，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明确地由宪法与国务院组织法规范：常务会议的参与者必须包括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国务院秘书长，其召开至少必须每个月一次；全体会议的参与者是国务院的全体成员，应该每两个月或每季召开一次。中国国内的报导指出，温家宝上任伊始自2003年3月19日到2004年1月29日共召开了37次常务会议，平均每个月3到4次。该报导引用一位中国学者指出，总理办公会议的停办以及常务会议的定期化“反映出国务院决策体系的制度化，避免决策过程中的因人而治。这是迈向依据宪法与法律来治理国家的重要的一步。”该报导引用另外一位中国学者，指出此一改革乃是“国务院运作迈向法制化、制度化以及常态化的一步。”19

　　另一个迈向领导政治制度化的重要变化，是2003年7月所废除的每年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所举办的一系列非正式中央工作会议。非正式的中央工作会议这种做法始于毛时代，会议地点不固定，虽然它们的存在和法律定位从来没有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或是宪法中加以规范，但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中确定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毛去世后的转型期仍然存续下来，因为“它充当了建立一个共识的平台，让政治精英的重要成员借此机会交换意见。……因为绝大部分的最高精英成员年老而无法行动方便自如，会议的地点基本上固定在离北京300英里远的滨海避暑胜地北戴河。”20主要政策与人事的决定在长达一个月的北戴河会议中加以确定，参与会议兼度假的退休元老们因而在这些非正式会议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废除北戴河非正式会议的决定以及回归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毫无疑问地是高层决策制度化一个重要的进展。如同一个香港媒体引用中国资料的报导所指出的，北戴河会议的取消是“常态化(政府)程序和制度的一个新的努力”，也“见证了胡锦涛削减个人权威并依法律和制度运作党务与治理国家的决心。”21

　　再有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将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根据一个胡领导下的决定，自2003年10月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起，政治局必须在下一届政治局成员选举之前向全体中央委员递交年度报告。此一改革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上通过成为党章修正案，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接受党委会监督。这意味着政治局必须定期地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并接受其监督，而地方常委会向地方党委会负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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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正式地规范了投票制度。这一制度已行之有年，最早可追朔到20年前党的十三大的决定——所有重要议题以投票决定。从那时起，重要议题以及重要领导干部任命都投票决定。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所报导，将近8％的被提名人在第17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初选中被淘汰，而在2002年十六大中，10个被提名人在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初选中失利，占全部的5.1％；7个人，或是5.8％的被提名人，在中央纪律委员会候选人的投票中失利；2002年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初选的淘汰率约5.7％，也就是9个人23。

　　以上所说的迈向更大的党内民主以及领导体系制度化，是一连串积累性的步伐。继续遵循此一方向的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将继续弱化，领导政治的制度化将会持续发展。而领导层次强人的缺乏，将使得共产党领导成员更加愿意遵循决策方面规范性的规则与程序。

2.干部问责制

　　政治改革的另一个面向，是建立制度化与法律机制来约束政府官员与干部，使他们对社会需求更加负责并对其不良表现担负政治责任。为此，许多制度和机构被建立，包括党的纪律检查会、行政复议程序、信访制度， 等等。其中，干部问责制是近年来胡－温体制所建立起来的一种重要措施。根据此一制度，如果任何官员被发现对不幸事故——从传染病到动乱——负有责任，将面临严重的惩罚或遭撤职。

　　虽然问责制的起源可以追朔到2001年国务院对于一件安全事故行政责任的调查，但其触发是2003年的非典（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危机。在一位告发人揭露掩盖非典爆发的谎言后，老百姓开始要求公开信息的基本权力，而世界卫生组织和外国媒体则呼吁追求责任。不同于以往，整个事件戏剧性的发展在网络上同步呈现。在理解到非典对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危险之后，胡锦涛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承认政府对于非典进行了欺瞒，并将近1000名政府官员撤职，包括因为隐瞒感染非典真实人数的北京市长和国家卫生部部长24。

　　为了回应媒体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一开始隐瞒疫情而产生的国内外压力，新一代的中国领导阶层要求政府官员更加专业化与负责任，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中国老百姓为重的新形象，干部问责制由此而来，藉此，领导官员被要求担负更大的责任并对于疫情作真实的报告。2004年4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此规定不仅为问责制提供了一个法律基础，也将引咎辞职纳入了问责制的一环。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一步对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进行明确规定；干部责任和辞职还被写入了其他诸多的法律和纪律规定，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其结果之一，中国媒体景观一变。自从问责制采行以来，重大事故，例如禽流感和矿灾，惯常地被暴露在媒体上，相关责任官员也惯常地被撤职甚至被处罚。2008年8月三鹿奶粉污染事件爆发，掀起了新一轮“问责风暴”。因为这次奶粉事故以及其他造成人命丧生的灾难事故，许多有责官员——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和一些资深官员——辞职或被撤职，一些甚至遭到刑事究诉。2008年9月8日，因为山西省北部的一个尾矿库溃坝事件，山西省省长孟学农辞职，副省长和其他省级与市级官员被解职。

　　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全开放，目前努力的成果也只是让干部对其上级负责，这离建立能够保障对执政者有效监督的治理制度和体系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但是胡－温体制确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作出了系统的改革，以回应中国转型和全球化的需要。比起其先辈，胡－温体制能更加回应群众的需求，虽然这主要是迈向法制化而非一般意义的民主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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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宪改

　　建立一个法制体系或曰“法治”——“依法而治”（rule of law）或“以法而治”（rule by law）——已经成为近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除了制定许多的法律以及训练法律专业人才外，宪法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前前后后制订了四部宪法并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产生的，详细规定了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已经建立制度的破坏，使其正常的功能被废弃；第二部宪法，也就是所谓的“文革宪法”，于1975年产生；第三部宪法，即“四个现代化宪法”，在1978年被采用，标志着重建文革前政治体系与将党的政策重新导向经济发展的最早的企图；第四部宪法，又称作“改革开放宪法”，在1982年通过，其最重要的改变是弱化了中国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强调法律面前所有公民皆平等。

　　1982年宪法至今还在发挥功能，但它于1988、1993、1999及2004年分别在十三、十四、十五以及十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修正四次。它被修正而非被新宪法取代的事实，意味着中国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发展，以及在法律议题方面迈向国际规范的努力。此外，这些修正条文使得此部宪法更像是一个提供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律文件。举例来说，1988年的修正条文引进了私人经济的条款；1993年的修正条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在1999年的修正条文中，私营部门的角色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辅助部分”被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反革命罪”被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重要的是，“宪法修正条文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首度明白地宣布，要‘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5。在2004年的修正条文中，一个最值得注目的修正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个改变将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置于同等的地位，两者都“不受侵犯”26。

　　在当代中国，宪法权利的保障已经成为中国媒体一个热门的话题，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发展出对于其所应享有的法律权利的了解。而宪法权利意识的兴起，在中国老百姓之间带来了许多新的观念，产生了权利意识和维权运动。广州的双月刊《南风窗》在2003年罗列了十个“年度观念”，其中大部分和宪法意识紧密相连，例如“以民为本”、“依宪治国”、“知情权”、“尊重民意”、“廉价政府”，等等27。

　　4.共产党治理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以革命性政党起家，中国共产党在毛时代曾经是一个工人阶级先锋党，遵循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路线以取得国家权力，并改造社会。邓小平之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已经逐渐让步给适应社会经济现实的规则，以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各种棘手的问题。其结果，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性群众政党往常规执政党转型的挑战。

　　这个转型有两个面向：一是将群众动员和革命社会转型的目标转变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将中国共产党先锋党的性质转变为一个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政党。“三个代表”运动是朝此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努力。运动的“主轴”是共产党不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而应该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其结果，党的任务变成代表这些力量，并引领中国走向富裕强盛。如同一个在北京的西方记者所诠释的，“也就是说，党所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工人和农人的利益，还包括有钱企业家的利益。”28它代表共产党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其为“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以及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使它更加有包容性。

　　自从胡锦涛担任领导责任以来，他致力于“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在实践上，这意味着抑制滥权、强化党的内部纪律和检查机关管理党员行为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警告说：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除非党的6800万党员改进他们的执政能力并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29。新领导提出两个新的观念用以强化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这些新观念的目的在于重构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帮助共产党成为一个平衡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同面向的执政党，这包括平衡经济成长与资源公平分配以改进人民的生活、平衡城市与农村成长、平衡沿海与内陆经济成长以及平衡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胡的领导将新的重点放在降低区域经济不平衡、缩小收入差距、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遏制环境恶化，以及建立社会福利计划、一个更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更强大的社会道德感。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共产党如同一个典型的执政党持续掌权的务实政策目标，与意识形态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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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性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如果成功，可以帮助党适应21世纪改变的社会经济现实，并因此维续其执政地位。此外，如果意识形态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目标，政策层次的分歧就更可能被容忍。如同一个观察家所指出的，“毛时代的生死攸关的派系政治将不再可能再浮现，这会有助于予集体领导的增强。长期来看，集体领导变的更加制度化可促进党内民主逐渐生根。”

三、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局限性

　　有鉴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发展，中国模式不仅仅是经济转型的模式同时也是社会政治转型的模式，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在探索中国式政治转型的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采行西方式的民主规范，例如，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和竞争的政党政治，就像韩国和台湾的转型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被转型为像西欧在国会和选举政治中竞争的社会民主政党。“第二条道路”是由前苏联所采行的，透过所谓的快速改变的“休克疗法”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结果是混乱与动荡。

　　中国许多精英和知识分子诚恳地认为，如果中国要保持统一并且以和平的方式来转型，且适应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则需要走第三条路：保持一党统治，并渐进地扩大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30。为什么当前中国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感到兴趣？因为这一模式提供了一个替代专注于降低政府作用而不注重政府建设的华盛顿模式的选择。他们相信第三条转型之路能够在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成长的同时，不会削减党在中国统治的权威。在这个状况下，虽然政治改革将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奠定基础，却不必然在中国导致西方式民主的结果。

　　本质上，中国模式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以及强调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对此给予肯定，“中国的吸引力也在西方世界日益成长”31。更具体地说，中国模式吸引人之处很大一部分由于近年来下面三方面的发展变化所致。

　　第一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的成功。将经济成长当作中国的首要目标，并强调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政治稳定，中国在过去30年成了世界最快速成长的经济体。正如一个OECD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改变的速度自25年前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极端快速。过去20年每年经济成长平均9.5％，而且此一速度将会继续。这样的发展代表着在过去50年世界经济史中一个最为持续且快速的经济增长。”3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功是在没有显著的社会与政治失序这样的民主化副产品的条件下取得的，因而成为迈向经济成长快速道路的成功模式。

　　一个观察家比较伊斯兰教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指出，“激进的伊斯兰教也许会吸引数以百万的穆斯林，但除非透过改宗它无法吸引不信仰它的人。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合理地宣称和经济的、科技的或是文化的现代性联系。相对的，北京奥林匹克的开幕式，如同上海的摩天大楼，为我们展现了威权资本主义已经为此种的宣称立下了标杆。在鸟巢体育馆，凭借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胆敢作出的金融资源的挹注，由一个高度纪律化的集体主义神话的双手与双脚所服务，最新式的视听高科技得以落实。”33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虽然中国仍然是威权的，但其政治经济在过去30年翻了三翻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成功基础上，使得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向往。所谓的威权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已经变的比先前占有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政府的“华盛顿共识”更加受欢迎。而中国透过经济援助和对发展中市场的参与，更进一步地强化了这样的吸引力34。

　　第二个发展变化是相对于中国这些年的成功，美国经济、政治和外交的失败所造成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吸引力的衰落。经济上，由于美国“现在深陷在对中国和其他出口经济的债务之中，其偿债能力已成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成为一个全球发展的耀眼范例的经济模式。”35遵循美国模式， “拉丁美洲出现了不止一个‘失落的十年’；在环太平洋区，美国模式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衰退转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萧条；而在俄罗斯，尽管它将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转变为全球性的资本家，但它更将俄罗斯的老百姓推向了贫困。”36特别重要的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同时也是对中国模式的一些方面的重要肯定。如同一个观察家所说的：“虽然在学术圈内关于中国模式相关的有效性仍然有激烈的辩论，当今的金融骚乱已经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可行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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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和外交上，美国模式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推动的民主化扩张，而无视诸如撒哈拉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和中东国家非西方国家的现实，认为西方制度将自动生根于发展中国家。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些国家社会保障尚未建立之前就强加自由化于其上，在规章制度架构未树立之前就促使其私有化，在一个政治容忍的文化和法治建立之前就要求其民主化38。这样做的最终结果，通常是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Larry Diamond在一本2008年出版的关于在世界上建立民主的书中，使用了“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字眼来形容全世界许多地方民主倒退的现象，并部分地将此归罪于美国在国际上强行推进民主化的政策：“就如同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与占领，以及阿富汗战后的困难所造成的灾难的证据所示。”39另外一份关于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后共产主义地区，民主的被侵蚀和西方影响力的衰退”已成趋势。“尽管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其后的2003－2004年的玫瑰与橙色革命产生了民主的突破，如今民主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和欧亚地区是清楚倒退的，就如同美国和民主的欧洲国家影响力最近几年在这些地区的衰退一样。在这些区域里，只有30％的人民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定是生活在民主的国家里，另有56％的人民生活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再兴的威权国家之中”。该报告称，“这种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目前声名狼藉的单边主义推进民主的政策”40。

　　的确，以伊拉克战争为象征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严重损伤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如同James Mann所指出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被一个强调军事力量的思潮所主宰并企图使用武力来扩张民主。这种政策不仅已证明失败，也挫伤了对于民主的支持。美国试图用武力出口自由市场和政治自由到伊拉克，但连安全也无法建立起来，就更别提经济富足了。这些政策行为已经侵蚀了我们（美国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41相对于此的是，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正如成功主办2008年夏季北京奥运所证明的。结果，许多已经受够了教条式的西方民主发展模式之苦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发现强调务实主义、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他们很容易意识到， 仅仅30年前，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最穷的国家一样穷。今天， 后者中的大部分仍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但中国的经济已经快速地增长，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如何减少贫穷并保障良好治理的模式，尽管这个模式挑战了西方国家以及它们所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所倡导的传统的现代化模式。

　　第三个发展变化是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价值中立”的外交政策。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制定外交政策，并将诸如治理、民主、透明度、法治和尊重人权等道德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外交主要基于经济和战略利益，而非任何意识形态的诉求或是道德原则。其结果，中国不提出西方国家常常要求的先决条件而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善的关系。举例来说，在全球寻求能源资源的过程中，中国从不避讳和一些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并且西方公司不与之做生意的国家打交道。北京的政策根据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意即不因西方指责这些国家违反人权和政治压迫而不和其做生意。正如一份关于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投射软实力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提供非洲、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金融援助和经济协助，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和贸易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42由于中国的崛起的大国地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利用与北京的关系抗衡美国强权。结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欢迎中国发展模式以及其价值中立的外交政策。

正是因为上述三大发展变化——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美国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兜售其发展模式的失败；中国价值中立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长。历史是无情的。在福山宣布西方模式胜利的“历史终结论”不到20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观察家现在开始谈论一个“后美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许多寻求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已经逐渐视中国的非西方模式为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几乎都不是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但都偏爱中国以国家来领导经济改革并伴随有限的政治改革的道路。不仅是这些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主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走向改革的务实道路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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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中国学者引用2006年秋北京聚集近50个非洲国家领袖的中非高峰会为例指出，“许多非洲国家领袖聚集于中非高峰会，吸引他们的不仅是援助和贸易的机会，也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位学者称，对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之务是如何消灭贫穷这个冲突和各式极端主义的根源。他们首先所需要的并不是自由民主政府，而是一个有能力对抗贫穷和履行基本服务和基本社会安全的良好政府。只要美国模式仍然无法实现这些被渴望的结果，就如同从海地到菲律宾到伊拉克的失败所清楚显示的，中国模式将会变得对世界的穷国更加有吸引力。这位学者的结论是：在消灭贫穷和扶助贫穷与边缘化的人民方面，中国模式无论多么地不完美，较之由国际货币基金针对撒哈拉非洲所设计的结构调整计划和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被通称为的美国模式，远远有效率多了43。

　　然而，中国模式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即缺乏道德的吸引力，因为它完全是受务实主义所指导。在定义上，务实主义行为既不受价值观念、亦不受已建立的原则所约束。北京模式吸引许多发展中国家之处几乎完全源自其明白无误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非道德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当北京共识这个概念获得认可后，Joshua Cooper Ramo反而变得小心谨慎。在一本题为《中国品牌》（Brand China）的小册子中，他并不看好中国的形象。引用Young & Rubicam的全球民意调查结果，Ramo发现中国形象正在浮现，但他的结论却是中国的品牌非常脆弱，因为这个国家在海外不受信任44。引用Ramo的新观点，一位西方的观察家指出，即便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些强项也能很容易被否定。中国因为和苏丹和津巴不韦政府的关系而得到一些实惠，但是这样的关系却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形象，使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总将物质利益置于人权和其他道德原则之上的国家45。同样，Joseph Nye也认为虽然“北京共识”对威权和半威权的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政治等方面的相近， 而这却有害于中国软实力在西方的影响力46。在这个情况下，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显露出对于中国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穷和制度化方面的兴趣，但是他们仍然发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模式缺乏道德吸引力。

　　除了道德问题之外，北京共识在处理国内外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上也有问题。如同一个观察家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成长虽然不能否认地令人惊叹，但它在西方却和污染、廉价劳工和对就业的威胁相联系。”47《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虽然“中国奇迹”已经是多年来最大的经济成功故事、一个从斯大林计划经济的废墟中跃升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的传说，但中国的进步并不均衡。该报导引用有关中国工厂最近的奴工报告以及中国制造的汤姆士小火车玩具被发现漆料含铅来证明其观点。它还指出此前关于污染的狗饲料、为了石油利益而对苏丹的支持、经常的违反人权的报告、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以及对媒体的管制。根据这篇社论的观点，中国尚未改革的政治制度导致了贪污和过度专注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这将会产生内部更大的不平等和不正义，以及更多被污染的出口产品。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前中国模式只是一个过渡的发展模式，它最终会通过经济成长、法律改革、民主化和宪政主义一连串的价值附加过程而改变其价值中立的特点。这就如同一些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演化所示，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强调不同的发展方面。在达到高度的经济成长后，这些新兴经济体都终于走向法治和民主化，并通过宪政主义的形式来广泛的保护人权。

　　一个美国学者在关于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将中国模式描述成依循这一逻辑的转型模式。据他表示，虽然高层政治自由竞争的多党选举意义下的民主化会被延迟到相对高度的财富积累形成之后，但在经济成长和财富增长过程中，政府将会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制度建设方面，包括建立法制的改革以满足最基本的程序或是法律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法律制度变得更有效率、更专业、更独立，它将会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宪政主义在威权时代已经开始浮现，包括宪法规范的发展和制度化。社会组织已经开始孳生，市民社会也已经开始发展，尽管这个市民社会较之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市民社会有着不同的本质和政治倾向。公民将会享有经济自由；大多数人享有上升的生活水平；以及一些公民与政治权利的保护，尽管在有关政治和影响政治控制的议题上， 这些权利仍然受到限制， 司法独立也仍然受限。可以预计在民主化之后，对公民与政治权利的保护将会加大，包括牵涉到敏感的政治议题的权利， 尽管在某些案例上仍然会有持续滥权的现象， 对权利的诠释也通常会偏向社群主义式的或是集体主义式的而非自由主义的48。

结　论

　　根据邓小平“白猫黑猫论”所进行的经济与政治转型，中国已经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快速经济成长与相对政治稳定的成功模式。经济成长带来的大量的财富稳定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因此让中国共产党政权得以保持合法性。一个公布于2008年7月23日的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24个国家中，中国是人民对其政府最满意的国家之一，超过80％的受访者对中国的经济和整体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而6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事49。这正如Kellee Tsai和Bruce Dickson对中国新生富裕阶层的研究所证明的：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包括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已经被吸收进经济和政治体制之内50。

　　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模式将会经久不衰而最终得以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为中国模式只是最近十年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也是为何中国人本身很少宣称此一模式具有普世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永远维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成长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未来可能在增长停滞或是财富竞争的危机中受到反挫。此外，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过去十年持续加大，这个趋势仍然继续。尤有甚者，美国也会从他过去十年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而改变其经济、政治与外交政策。在这个情况下，虽然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维续了经济的成长以及政权的合法性，但能够持续多久仍在未定之天。从这个角度来看，盖棺论定中国模式将会取代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尚嫌太早。

※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季刊》总编辑。本文主要观点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08年12月20日召开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内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感谢该中心与作者允许本刊公开发表。

出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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