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准确地说:“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1943年,李约瑟访问时任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王亚南于坪石,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王亚南回忆：“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就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发生的疑难，……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这成为王亚南写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写作契机。王亚南以比较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对官僚专制政治的独栽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本栏第一篇介绍「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文章，第二篇和第二篇介绍张兴国、张兴祥的「“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及「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文章和论文。

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

作者：杨念群

(一) 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陈春声语)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和从“地方上”理解政治肯定感觉不同。从整体而言，不少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近代“政治”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做出说明，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榨取得以实现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1: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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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是说中国以往的帝国形态并没有向地方社会索取资源，而是近代化建设对资源动员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所以其榨取的强度也是空前的，同时这种竭尽全力向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又是以摧毁当地的文化运行网络为代价的。另有学者更加关注这种渗透和榨取过程所采取的手段和形式。中国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极度焦虑感出现的，也即是在不断处理频繁爆发的民族生存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和以往帝国形态相区别的合法性。在内忧与外患不断肢解着中国传统社会肌体的情况下，要重新统合各种资源使之变得有效，就要采取非常规方式。所以有学者认为近代采取的是全能形式的非常规政治治理手段，而非西方极权主义式的改造社会方式。“全能主义政治”依靠政党的组织形式，通过动员的过程实施一场社会革命，由于可以随时无限制地把政治意识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现代政治”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空前的敏感性和实际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导和支配性要素完全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本土表现。

　　参与“政治”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核心行为之一，在以往的近代史表述中被作为正面的依据不断被叙说着，比如好像民众的阶级意识乃是一种自发感情的抒发，而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构造作用。在我看来，这种叙说本身就应成为中国人被政治化的一种表现而得到解读。因为中国“群众”如何参与政治和西方“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认知毕竟差异很大，“公民”更大意义上是自主性的产物，而“群众”意识到自己成为与国家命运相关的主体则是政治规训的结果。这种政治的强烈渗透性不但作为一种历史和当代的现象而存在，而且被赋予了合法性的意义。这种合法性不应该作为研究前提，而应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这种合法性如何确立，且对中国民众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仍是当今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盲点。

(二)“政治史”与“地方史”

　　我推想，最近盛行的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政治”的思路可能出于以下考虑：近代政治的过多渗透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中就不存在对抗这种瓦解的基层力量。“地方史”研究者假设，只要在中国社会找到这些力量，也就等于找到了疏离和对抗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和流行，恰巧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契机，使得社会史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在传统史学中无法找到的研究手段，使得对宗教与地方组织构成因素的考察，获得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从而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学的兴趣走向。

　　近几年兴起的“地方史”研究仿佛有意无意地强调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正面影响，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对近代以来不断加强的政治规训现象的反抗意味。他们对宗族的复兴与寺庙重建的解释大多摆脱了“科学”—“迷信”二元对立的科学主义式解说，而赋予其地方合理性。这样一种解读路径的好处是容易凸现地方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政治如何在地方情景下重新得到理解，特别是能够说明近代乡村与城市在政治干预下的不同境况。“地方史”研究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思考取向，那就是其中蕴涵着强烈的逆向于“现代化叙事”的关怀，即试图通过寻找基层社会中异质于现代化的传统品质，比如所谓“地方性知识”来重构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框架。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0: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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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深受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影响，特别讲究通过象征和其他文化传承的形态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以避免仅仅从上层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来理解乡村社会的外部变化，而忽略了乡村不变的一面。但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政治运作的历史没有突破性解释的话，那么，从事地方史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仍是值得怀疑的。

　　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

(三) 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0: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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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身的运作很容易与解读受政治影响的其他现象相混淆。当然，有人会说，只有把“政治”放在一种非常具体的场景下才能更好地加以解读，也才能避免传统“革命史叙事”对政治的抽象处理。比如，为了反驳宏大叙事的命定论设计，有人把“革命”和“政治”的关系处理成鉴别和确认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革命者对个人复杂的身份和社会网络的不断构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革命的影响变得并非微不足道。有人把城市工厂里的政治关系的改造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复制，是“新传统主义”的一种表现。还有人把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剥离成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而强调传统网络关系在革命中的连续性作用。这些层面的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但仍无法说明“政治”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的运转。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分析，仅提供几点想法供讨论。其一是“意识形态”再研究。“意识形态”早已成为陈旧的词汇而不再显得时髦。那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种统制策略的表达。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制订与实施，仅是统治者头脑中方案的一种实施结果。因此，传统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与“错误意识”等而论之。而目前的社会理论研究已根本不承认“意识形态”有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认为“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并不是观念和精神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二是近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而且日趋频繁。这种社会动员形成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像的。这些社会动员往往会构成所谓“共意性运动”，最大范围地整合民间文化资源并消弭着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

出处：《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8 11: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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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张兴国  张兴祥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是近代化学胚胎学奠基人、杰出的生物化学家。1954年，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一至第十五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1）李约瑟提出的上述疑问，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反响，被誉为“李约瑟难题”。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这些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就已引起哲学界、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各国也不时有学者加入讨论，但因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关中西科学发展失衡的问题未能“浮出水面”。真正激发国内外学者对中西科学比较予以关注和研究，并把它推向前所未有的阶段，是李约瑟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难题之后。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是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不亚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对于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王亚南触摸“李约瑟难题”的缘起

在中外学者当中，王亚南是最早触摸“李约瑟难题”的，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机缘。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接受英国政府的派遣，肩负援华使命抵达中国，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1943年，李约瑟来到当时尚在广东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与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释。王亚南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此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逼他做出解答。当时，一般论坛热烈讨论的是官僚资本问题，王亚南也在《文汇报》“新经济”栏目及《时与文》杂志上发表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文章，这个问题促使他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科学的说明，因为，在他看来，“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而且，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与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将有助于考验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2）。

王亚南在着手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时，已交代自己的研究动机，但尚未清楚李约瑟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王亚南也“不曾问个明白”（3）。现在我们知道，李约瑟跟王亚南提这个话题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他要回答自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提的“难题”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性环节。因为，仅仅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首先在西方兴起，这是远远不够的，科技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必须对中西异质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历史传统、思想体系做出综合的对比分析，才有可能最终破解“李约瑟难题”。毫无疑问，王亚南所确立的研究视角，将为李约瑟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

王亚南的研究视角：以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西方史学家已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研究方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0: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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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也深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们决定了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否，所以，他在1963年完稿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曾把他所提的难题转换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无论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5）他认为，“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社会的衰亡，那么，近代科学、改革运动及文艺复兴都是不可想象的”（6）。无庸讳言，王亚南的工作已走在李约瑟的前面。从1947年10月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1948年10月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书名，由时代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随后，该书的姐妹篇《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于1954年11月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同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领域，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系统的、全面的考察。他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治形态一直受专制政体——官僚政治支配，这种官僚政治形态把地主经济作为它的物质基础，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得不到突破性的发展，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

那么，什么是官僚政治？王亚南曾援引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Laski）教授的解释，不过，他在《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一文中，也给官僚政治作了界定，笔者以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兹引述如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7）

王亚南指出官僚政治存在的三个前提：一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封建的体制仍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二是人民大众被束缚、被限制在宗法社会组织，处于孤立、愚昧、无知的状态；三是整个社会的落后与封闭性，缺乏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上文化上的接触和交往。根据上述思路，王亚南对中国封建制的地主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其上的政治文化等设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经历了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阶段，而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由秦至清二千多年间，地主经济一直占支配地位，其基本结构要素是农工结合体。中国王朝虽然经过多次的更迭，但总是走改朝换代的老路，不仅没有对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地，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在设法加强这种结构的顽强性。与此相适应，秦代出现了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治，这种官僚政治形态依附于专制政体，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它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8）。每次旧的王朝被推翻，出现的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的专制王朝，新的官僚系统亦粉墨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又随之复活——中国的历史似乎深陷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里。王亚南痛言道：“自秦代出现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以后，几千年来，那种统治形态，就一直不曾离开过我们”（9）。是的，中国的官僚政治使封建土地所有者专制君主及其僚属乃至商人、商业高利贷者，在超经济的剥削榨取上形成“统一战线”，因而，“这种封建的地主经济本身，不能为任何新生产方式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而商业、高利贷业虽然破坏了原来所有权关系，虽然把分散的货币财产集中起来了，但却没有形成为新生产方式的手段”（10）。也就是说，中国的地主经济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如学术、思想乃至教育，都沦为政治工具。在封建地主经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体系，是“非现代意识的大民族集团思想”，它自始至终作为配合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而取得其存在的意义。王亚南把儒家思想体系归结为“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之教”，并指出，前者是出发点，后两者是它的应用和发挥。儒家学说就由这三大中心思想支撑着，它们成为配合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的支配意识形态，是维护专制官僚封建统治所缺一不可的。在地主经济、专制官僚统治基本存在的社会秩序下，儒家学说虽也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通过王亚南的剖析，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就因为在这种经济形态本身，已经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以这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儒家学说，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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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研究视角的三个特色

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视角，有三个显著的特色，试述如下：

一、比较的观点

  1946年，王亚南在给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曾谈到发挥自学精神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他说：“读理论的书也好，读历史的书也好，如其尽可能的设法采行比较法……则这种研究方法的采取，就能最展拓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学力。”（12）王亚南剖析中国的官僚政治，运用的正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为了说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他对中国与西欧各国的封建制作了对比，认为前者以地主经济为特点，后者则以领主经济为特点，而且，两者在领主经济阶段和地主经济阶段逗留的时间不一样，中国社会停在封建制的时间特别长。在此基础上，他对中西社会、政治、文化的显著差异也进行对比。

例如，因为经济形态的差异，中西的社会变革走的是不同的路子。近代西方兴起的都市工商业者——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封建贵族，处于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地主经济形态，官僚、地主和商人是“通家”，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因此不可能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每个朝代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奋起反抗的差不多都是农民。至于官僚政治本身，王亚南也是把它放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上进行考察。他概述了英、法、德、俄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官僚政治史实，进而分析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表现，以此揭示推行专制官僚统治的结果：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护——最终，“人治”与“礼治”被宣扬来代替“法治”。再就文化层面来说，即使在官僚专制时代，欧洲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仍有其独立性，不曾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中国却不同，在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文化中的每一因素与官僚政治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

二、系统的观点

王亚南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对待，他不仅注意它的技术层面，而且更注意它的社会层面，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官僚政治依存于各种社会条件，并被这些社会条件制约着，如果单从技术层面去谋求根治专制官僚政治，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刚开篇点题，王亚南就不是就政治体制论政治体制，而是同其他社会因素一起联系起来考察。他指出，中国官僚政治具有非常突出的包容性，即官僚政治活动同其依存的经济基础，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艺术等，处于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之中，它们之间是血肉筋骨的关系。事实上，他把社会事象当作一个系统，政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唯其如此，他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立论鞭辟入里。

王亚南选择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一下子就触及中国官僚政治赖以存在的根基。因为，正是二千多年来一直依靠农村的封建榨取作为寄生的营养，中国的官僚政治才得以延续得如此之久。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传统的官僚政治虽改变了一些外形，但作为这个制度依存并活动的旧有的土地所有关系未出现任何本质的变动。不仅如此，他在谈论民主政治时，也是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立论的，他认为现代的民主问题，是经济问题在政治方面的表现；离开了经济问题来谈民主问题，民主问题将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因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落空，“民主政治之逐渐伸展，逐渐在各方面造成制度的根基，都是在经济要求中，或者，都是通过经济利害关系而演变出来的”（13）。再就是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王亚南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要是儒家学说）时，认为它在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之间充当“粘合剂”，对于专制官僚政治，从而对于地主经济，“尽了不少促使其巩固和延续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王亚南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同构”的，它们已紧紧纽结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混合物”。至此，我们才能理解，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独裁色彩，何以呈现出如此惊人的一致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0: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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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的观点

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向资本制转化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因此，它是“一个历史的表象”。他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官僚政治的。从发生到形成完整的体制，乃至在现代出现变形，中国的官僚政治经历了种种变化，简言之，它也有自身发展的轨迹。自秦代开其端绪，经汉魏六朝的摩合、变异和纠偏，以地主经济为支配地位的中国官僚政治逐渐稳固下来。由唐代至清代中叶，得益于两大杠杆——“两税制”和“科举制”的支撑，中国官僚政治制度日趋完备，呈现高度发展的态势。迨至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出现激烈震荡，于是，官僚政治又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第二阶段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之前，为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续期；第三阶段由抗战到解放战争期间，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特别是，当专制官僚政治与国际资本接触后，依靠买办资本的力量，形成“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经济的混合统一体”，在中华大地横行猖獗一时，可谓官僚政治的“回光返照”。

正是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观点，王亚南正确审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他批驳了一些学者的“历史循环论”，尤其是日本军阀豢养的侵略主义代言人秋泽修二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的谬论（他把停滞性本身看作“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王亚南指出，讲中国社会停滞，是指它没有很快地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而言，但绝不应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比如，能认为我们到了清代，还维持着秦汉之世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吗？）。“停滞”不是长期不发生“变化”，或没有“活泼的活动”，而是由于种种阻碍因素，在社会进步方面的量的积累，尚不够引出质的大变革而已。他深信，一旦铲除了作为其依存的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以民主政治取而代之，中国的官僚政治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王亚南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论贡献

自20世纪中叶“李约瑟难题”提出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科学史家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为苦苦求索该难题的“终解”而付出不懈的努力。在这些研究者当中，王亚南也许是唯一一个以经济学者的身份介入的。从他的研究动机看，他也不是有意识地冲着“李约瑟难题”来的，不过事实表明，他的研究思路与李约瑟本人“异曲同工”。

李约瑟“并非仅仅着眼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是把科学史同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联系起来，把他所研究的对象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和社会根源的深度来阐发”（14），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他“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15）。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编写计划看，即将出版的最后一卷（第七卷）也即总结部分，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做社会和经济结构分析，并且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地位和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1950年以后，这一卷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提前发表，我们得以窥见其大体轮廓。李约瑟关于中国“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形成及其缺陷，关于儒家学派在官僚政治上的地位及作用，关于商人阶级遭到歧视和压制、商业利润和创业精神受到持久不断的抑制导致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等等方面，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他的结论是：“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无法像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样蓬勃崛起。”（16）李约瑟的这些观点，与王亚南比较起来，常常使人产生“殊途同归”的感觉。

当经济全球化成为21世纪不可遏制的潮流，当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重新回到平等的起点，中西的科学与文化比较研究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王亚南所作的是前期的基础性的工作，然而，他的学术价值是不应被忽视的，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以及与官僚政治研究相关的一些论文，已率先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诸方面的内在关系展开独创性的研究，进而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他的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对李约瑟的总结工作将是非常有益的启示！他对“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理论贡献，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出处:《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8 11:58 编辑 ]

杰亮

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张兴国 张兴祥

        
王亚南先生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拓者。1948年，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初版，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1990年、2005年又重印，这本专著还收入《王亚南文集》(第4卷)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8) ，并与钱亦石、陈中民的两本著作合集出版(上海书店， 1990) 。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也推出该书的单行本。该书在初版三十多年后在海内外的多次再版和重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正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是一份值得珍视和继承的学术遗产。         
      
一、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缘起、成果及主要观点
         
        1943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博士作为文化使节，访问当时设在广东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与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这个问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释。李约瑟提这个话题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他要回答自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提的“难题”(国际学术界誉为“李约瑟难题”)密切相关的。
         
        显然，这一问题对王亚南触动很大。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对于思考已久的王亚南无异于电光火闪。与李约瑟会晤后，他立马涉足中国官僚政治这个似乎“平素不太留意”的领域。
         
        经过近5年的酝酿积累，王亚南首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刊登于1947年9月的《时与文》(第2卷第1期) ，至1948年6月止，他陆续在该杂志发表了17篇专论，后全部收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1948年10月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其实，他还有两篇论官僚政治的文章，《论社会转型中的官僚阶层》(载《新建设》1950年1月，第1卷第11期)和《论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载《学术月刊》， 1957年7月) ，都是解放后发表的，但该书再版和重印时均未收录。1954年11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其中的《地主经济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地主经济与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诸篇，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一些重要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明，故被视为后者的姐妹篇。这两部专著与《中国经济原论》(福州：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1月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月增订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书被公认为王亚南的三部代表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4篇论官僚资本的文章，分别刊载于《文汇报》、《时与文》和《现代经济文摘》等杂志。
         
        王亚南谦称自己在中国官僚政治领域的研究，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且是“对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究其所以然，是因为“在中国当时社会改造的实践上，官僚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上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猖獗横行，为祸甚烈，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王亚南以理性的目光，敏锐地洞察到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努力探寻二者的历史渊源，挖掘其流弊及病根之所在。在他看来，“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而“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也就是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解剖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2:04 编辑 ]

杰亮

与其他论者不同的是，王亚南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结构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他的视角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领域，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实际上，他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系统的、全面的考察，是融会贯通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一次尝试。他以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变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条分缕析，系统地考察了秦代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的官僚政治形态，让人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脉络。他把官僚政治分为技术层面的和社会层面的两种，认为后者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但不能单从技术上去谋求根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是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正如王亚南指出，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官僚政治，两千年来一直沿袭秦代专制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它不但动员了中国传统的儒术、伦理、宗法习惯等等来加强其统治，并还把可能而且在社会史上必然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因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封建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并未改变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相反，官僚政治“在变动以前，或在变动以后，有时甚至在变动当中，都在设法加强那种结构的顽强性”。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领域开拓性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新人耳目。通过研究，他自己“加深和扩大了对一般政治经济、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认识”，“对以往中国经济史上想得不够透彻，讲得不够明白的许多问题，现在感到豁然贯通了”，而他“一向强调的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也实实在在的有了一个着落”。
         
        

二、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术价值

         
        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度，自夏商以来，有关政治制度的文献，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真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历代著录政治制度的专门文献，大多偏重于官制，而关于各种政治制度机制运转的材料，则散见于其他史料之中，而且，历代关于政治制度的考查，主要侧重于官制的演变，即使是关于官制的考查，也只是对政治制度史某些侧面作静态的考证。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中国传统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官僚政治形态加以研究，其著作者也是屈指可数的。孙越生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寥若寒星。”这确是的论。
         
        20世纪头20年，国内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50篇，但内容芜杂，研究方法不一，其中梁启超、王维国和章太炎三位国学大师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梁、王二人均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史，开一代研究之风气。章氏在批判历史循环论的同时，提出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指导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亦有鼓动之功。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末，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约600篇，专著近40部，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内容仍以官制研究为主，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规范，以史实的考证、综述、评价等方式，阐明各项典章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绝少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历代政治制度的形态、实质、机制与得失。在众多的研究者中，郭沫若和王亚南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们都是以新的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郭沫若于1928年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 1930) ，用他自己的话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王亚南则得益于前期《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时，游刃有余。他把中国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通过比较研究，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揭示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基础、特点、演化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与流弊，而且，他的研究比较贴近政治学的规范，因此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论色彩最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内学界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曾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始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著作陆续问世，如苗长青的《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1993) ，刘笃才的《极权与特权》( 1994 初版， 2000 重版) ，穆怀中的《震颤中的稳定与发展》(1995) ，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1997)等。至于研究一般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和论文，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数量洋洋可观，兹不一一列举。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7 12: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