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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小传】1939年生于重庆，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1962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士学位,此后赴美国布兰德斯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物理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先后赴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牛津大学工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访问研究。研究方向涵盖现代化比较、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以及科学哲学，近年来致力于科学史研究。曾创办并主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现代科学的渊源：新普罗米修斯革命

思勉人文讲座总第26讲
主讲人：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时 间：2009年5月11日（周一）15：00
地 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报告厅）

  西方科学自古希腊以至近代，形成一个历时两千年之久的大传统。它虽然曾经出现断层，所立足的地区、所处身的文明、所藉以传载的语言都曾发生大转移，但它的观念、方法、追求、典籍和问题意识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大传统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公元前4－5世纪发生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和16－17世纪出现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结束了老传统，同时也开出过自牛顿以来的三百多年的新传统。

  李约瑟有一句著名的话：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以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将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这就是他的“中国科学长期优胜论”，也是李约瑟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或者印度）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必要前提。此问题单独看来意义不大，因为正如席文(Nathan Sivin)所指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去追究原因。但倘若有了“中国的科学长期领先西方”的潜台词，那么现代科学的桂冠最后被西方摘去就变成了悖论，而“李约瑟问题”也就产生巨大挑战性了。
   
    李约瑟并没有让他著名的问题悬空。他立刻就为答案描绘出轮廓，这就是“李约瑟论题”。他的看法可以概括为：15世纪的欧洲远洋探险导致文艺复兴，而这两件事情又导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工商业发达的后果是实用性技术变得重要，因此刺激了科学计算与可控实验的大发展，这两者补足了古希腊科学尚理论而轻实际的弊病，现代科学革命因而发生。这样一来，李约瑟问题就蜕变为何以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出现。对于后面这个问题，他有个简单答案：中国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封建体制”坚强而稳固，它阻止了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出现；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比较脆弱，它在文艺复兴冲击下崩溃，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出现。
   
    但他这套思想是有极大问题的，其中最要害的是两点：首先，现代科学的根源是否就只在文艺复兴时期？其次，中国科学是否的确长期优胜于西方，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才为西方所超越？
   
    我们认为，这两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今天我们要说明的是：西方科学的根源在哪里，它有哪些成就，它的发展有什么特征。明白了这些，对于以上两点的是非也就自然可以有合理的判断。以下我们就回到本讲的正题。
   
1  在哥白尼以前是谁？
   
    哥白尼是牛顿的前驱，托勒密又是哥白尼的前驱。可问题是，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他和哥白尼之间相隔足足14个世纪，两者的学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现代科学是怎么样出现的？最简单的答案是，它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来的。但牛顿自己又说：“倘若我望得更远，那是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那么，他所踏足其肩膀上的“巨人”，又是些什么人呢？这也不难回答。笛卡儿、伽利略、开普勒、第谷和哥白尼，他们都是牛顿的前驱，都对他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他们之中最早的是哥白尼，他有些什么前驱？他又是站在谁的肩膀上的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得、托勒密，和他们的《几何原本》、《大汇编》等作品。然而，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他和哥白尼之间相隔足足14个世纪，我们又怎么能够跨越这巨大时间差距，将两者的学术联系起来呢？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7: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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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现代和古代科学在观念上、方法上好像是相反的：托勒密的“地心系统”和哥白尼的“日心说”对立；古代数学的基础是几何学，近代以计算为主，发展出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根据本性而各有“自然”运动，天体和地上事物迥然不同，近代的伽利略则提出均匀空间的概念，认为物体无论在天上或者地上其运动都服从相同规律，等等。不过，牛顿用以建构他巨著《原理》的，仍然是《几何原本》的论证方式；微积分学的发明与16世纪的古希腊数学翻译热潮分不开；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提到了日心说在古希腊的前驱。所以，古代和现代科学既有对立，也有相辅相成之处，两者关系十分复杂。要理清这些关系，我们必须先了解古希腊科学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2  亚历山大的辉煌
   
    欧几里得站在亚历山大科学传统开端，托勒密却站在终端，此后古代科学就基本结束了。因为随着希腊王国为罗马帝国所灭，由这批科学家建立的以学宫为中心的古希腊科学就慢慢衰落直至消失。
   
    西方古代科学到底包含些什么？这可以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说起。和一般想法相反，这本完成于公元前300年的大书不限于几何学，更不是初等教科书。它一共13卷，分三部分：（1）几何学；（2）算术和数论，包括  “几何代数学”，就是代数恒等式，以及二次方程式解法；（3）无理数的详细讨论。这三部分来源于三个不同的传统，所以《几何原本》是将所有古代数学加以整理，然后根据一个逻辑框架来作的汇编。
   
    《几何原本》出现后一个世纪（公元前300－200年）是希腊科学的黄金时代，其间有许多重要科学作品，例如阿基米得关于测量几何形体的论文，和静力学、浮体力学著作；阿波隆尼亚斯(Apollonius of Perga)的《圆锥曲线》，那是后来学者研究天体运行轨道时经常要用到的；阿里斯它喀斯(Aristarchus of Samos)的《论日月之大小及距离》，它提出了完全合理的测量这些天文数据的方法，他的“地动说”对哥白尼也很有影响；以及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e of Cyrene)，他准确测量了地球周长，其结果和现代值只相差0.6%。
   
    随后的喜帕克斯(Hipparchus)和曼尼劳斯(Menelaus)分别是希腊天文学和球面三角学的奠基者，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托勒密所编纂的《大汇编》。《大汇编》一共也是13卷，它基本上是一部天文百科全书，核心是以本轮模型来计算所有天体的运行，并且给出一个详细的恒星表。这里面牵涉许多数学问题，不同天体的模型还各自需要特殊的修订，但原则上只要通过观测决定每个模型中的参数，那么相关天体的长期运行位置、速度就都可以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
   
    欧几里得站在亚历山大科学传统开端，托勒密却站在终端，他之后古代科学就基本结束，再也没有出现值得称道的天文学家了。这主要是因为上述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都是环绕托勒密王国在其尼罗河三角洲西北角上的都城亚历山大(Alexandria)所建立的“学宫”(Museum)而发展。后来，随着希腊人建立的王国为罗马帝国所灭，以学宫为中心的古希腊科学就慢慢衰落，至终消失。

3  新普罗米修斯革命
   
    以几何模型特别是柏拉图所提出的圆形组合来摹拟天文现象是希腊天文学的特点，它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延续到哥白尼乃至第谷。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1 00: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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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得是“集大成”者，亦即他之前希腊科学已经有长时间发展。这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开始的一个半世纪（公元前580－430年）是酝酿期，它以自然哲学为主，活动分散在希腊本土周边地区；随后一个多世纪（公元前430－300年）是“突变期”，活动集中于雅典。为了下面会提到的原因，这“突变”我们称之为“新普罗米修斯革命”。事实上，西方科学大传统的形成就是由这场革命而来。17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是第二次革命，它一方面结束了历时二千年以上的老传统，另一方面则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传统。
   
    酝酿期从公元前6世纪初的泰勒斯(Thales)开始。他是希腊第一位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家，是最早对于天文、几何学，以及万物根源等三方面发生强烈兴趣的人。比他晚半个世纪的，是传奇人物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创立了一个神秘教派，它一方面宣讲灵魂不灭、轮回投生、前世记忆、修炼向上，另一方面还有自己的宇宙观，其中心思想是“万物皆数”，也就是数目为事物“本质”，通过数目就可以了解宇宙的起源、演化和构造。它还将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倘若专心探索宇宙奥秘，就可以获得永生，这留存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但倘若他对于知识与智能的热爱是认真的，并且运用心智过于身体其余部分，那么自然就会有神圣和永恒的思想；倘若他获得真理，就必然会得到人性所能够赋予的最充分永生。”
   
    这教派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顿(Croton)开始的，它不久就成为当地的统治力量。但它作风诡异，精英集权的味道太重，最终反而被旧贵族和民众联合起来颠覆和消灭掉。少数幸免的信徒则怀着他们的特殊信仰和学问，逃脱、散布到希腊本土、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等地。西方学术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命运枢纽，便是这些信徒的后代结识了柏拉图。
   
    柏拉图是雅典贵族世家最优秀的子弟，他由于毕氏教派的深刻影响，毅然从政治转向思辨哲学。此后他所精心撰述的《对话录》风格发生基本转变，从人生哲学转向追求永恒真理的神秘主义。他说“诸神借着一位新普罗米修斯之手将一件有光芒随伴的天赐礼物送到人间；比我们更贤明也更接近诸神的古人相传，万物都是由一与多组成，而且也必然包含了有限与无限”。其中，“新普罗米修斯”所指的正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又创办“学园”（Academy），那基本上是借公众园地所开设的讲习班，以高深数学探讨、研究为主。这样，毕达哥拉斯教派的精神终于得以通过学园而复活、发扬光大和传之久远。
   
    所谓“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在学园之前，大约公元前430年开始的，主要由两方面的数学进展所激发。第一方面是几何学的长期发展导致了三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圆方等积问题（即求圆周率）、三等分角问题，和倍立方问题（即求2的三次方根）。从公元前450－410年间开始有许多哲学家、数学家和所谓智者(sophist)研究这些难题，几何学因此变得更为复杂、严谨和深奥。另一方面的进展则和毕氏教派密切相关：教中的希帕苏斯(Hippasus)在公元前430年发现正方形的边与对角线“不可通约”，也就是说是无理数，不能够以自然数的分数表达。这在教派内外引起了巨大震撼，因为这样“万物皆数”的基本观念就站不住脚了，而几何线段和其它度量（例如面积、体积）到底和数目有什么关系也成了大问题。
   
    学园的创办（约公元前387年）正值这两方面数学问题讨论如火如荼之际。在柏拉图的引领、鼓励、推动之下，学园慢慢地成为希腊世界的学术、思想中心，吸引了许多学者和年轻人参加研究、问难、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数学家有两位：泰阿泰德(Theaetetus)证明所有不尽方根都是无理数，并且对它们作了深入研究和详细分类；尤多索斯(Eudoxus)则发明了比例理论和归谬法，从而使得几何形体的严谨测量，自然数观念的推广也成为可能。这些工作大致是公元前390－350年完成，后来都编入《几何原本》。此外尤多索斯还发明了天体运行的“同心球”模型。以几何模型，特别是柏拉图所提出的圆形组合来摹拟天文现象是希腊天文学的特点，它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延续到哥白尼乃至第谷。
   
    “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所指，就是以上这些突破性发现。
   
    其实，在泰勒斯之前，希腊科学还有更古老的渊源，那就是巴比伦科学。学者解读旧巴比伦王朝遗址（即今伊拉克）的大量陶泥板文献之后发现，远在公元前1900－1600年间，巴比伦文士就已经有很高数学水准。他们能够利用几何图形解二次方程式，准确计算不尽方根，证明二次代数恒等式和分割几何图形。而且，这些结果有相当部分留存在《几何原本》之中，成为它在几何学与无理数以外的第三个传统。因此，古希腊科学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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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渡过鸿沟的载筏
   
    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雅典和亚历山大的科学传统也断绝和消失了。哥白尼的新见解、新发现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问题的关键在伊斯兰科学。
   
    现在，让我们来看希腊科学传统和近代科学之间的关系。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雅典和亚历山大的科学传统也断绝和消失了。所以，哥白尼的新见解、新发现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是个大问题。回答这问题的关键在于伊斯兰科学：伊斯兰文明在公元8世纪吸收、继承了希腊科学，同时发展出自己的伊斯兰科学；到12世纪西欧复兴了，他们把阿拉伯典籍翻译成拉丁文，这样既接上希腊科学，也吸收了新出现的伊斯兰科学，所以能够发展出中古科学，那日后就成为近代科学的基础。统而言之，伊斯兰科学是古希腊和欧洲中古科学之间的载筏。
   
    伊斯兰教在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他们最初忙于征战、扩张，建立庞大帝国。但到8世纪中叶，阿拔斯皇朝(Abassid Caliphate)夺取了政权。它的统治阶层具有深厚的波斯文化背景，执政后以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来搜集古希腊典籍，并且鼓励、推动它们的翻译，后来还在巴格达的皇宫中设立了效法“学宫”的“智慧宫”(Bayt al -Hikma)，招集大批优秀学者在里面负责翻译工作。这样，在皇室、大臣和学者的支持下，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阿拉伯翻译运动，它持续了整整两个半世纪(750－1000)，最后绝大部分希腊哲学、科学和医学典籍都被翻成阿拉伯文，这些学问也被整体地移植到伊斯兰文明中来了。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2世纪之初，西欧也掀起了自己的拉丁文翻译运动。在11世纪，欧洲开始从五百年的大混乱中复苏，并且在罗马教会领导下向伊斯兰帝国发动反攻，这导致了“十字军东征”和其它军事行动。其结果是，长期被伊斯兰教徒盘踞的西西里岛、西班牙中部重镇托莱多(Toledo)和巴勒斯坦都“光复”了。“光复”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大量阿拉伯科学典籍和学者落入西班牙基督教公国的控制。这同样激发了欧洲学者的巨大热情，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很快成为搜购和翻译阿拉伯典籍的中心。诸如《几何原本》和《大汇编》最初就都是从阿拉伯文本翻译成拉丁文的；此外还有伊斯兰科学的原著，例如柯洼列兹米(Khwarizmi)的《代数学》。翻译运动的高潮是在1120－1190年间，此后它的步伐缓慢下来，但并没有就此结束，而一直延续到16－17世纪。以上两个翻译运动的规模和影响都只有中国的佛经翻译运动可以比拟。佛经翻译将佛教移植于中国，阿拉伯与拉丁翻译运动则将科学和哲学从古希腊移植于伊斯兰世界，然后又再移植于西欧。这样，从古代以至近代，西方科学的传承虽然颇为迂回曲折，但通过两个翻译运动的维系作用，它仍然能够形成一个连贯的传统。
   
    最后，中古和近代科学之间还有个断层──从哥白尼往前追溯渊源好像那么困难，这是基本原因。中古科学只有不足两百年（1200－1380），在此期间中古大学兴起，科学开始发展，但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笼罩，所以数学和天文学则无大进展，它在14世纪中叶以后就为黑死病和英法百年战争打断了。在上述危机过去以后，君士但丁堡的陷落带来了转机：在此事件前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导致大批希腊学者移居北意大利，由是在那里掀起了古希腊文化热潮，这又转而刺激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起，那才是波尔巴赫(Peuerbach)和拉哲蒙坦那(Regiomontanus)等为哥白尼奠基的学者出现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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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科学革命两度出现于西方，可能和西方科学发展中心地区不断转移有关。科学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其中心区域不断“转移”到新的、适合生长的地区，这是累积大量新观念、新发现以至出现革命性突变的必要条件。
   
    以上要说明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西方科学自古希腊以至近代，形成一个历时两千年之久的大传统。它虽然曾经出现断层，而且所立足的地区、所处身的文明、所藉以传载的语言都曾经发生大转移，但是它的观念、方法、追求、典籍、问题意识等等，仍然是一脉相承，前后连贯的。这个大传统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公元前4－5世纪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到了16－17世纪，它再次出现突变，即今日所谓“科学革命”，它结束了老传统，同时也开出过自牛顿以来的三百多年新传统。总体来说，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是“一个传统，两次革命”的结果。
   
    为什么科学革命会两度出现于西方，却没有出现于印度或者中华文明呢？这可能和西方科学的另一个特征有关，那就是发展中心地区的不断转移，甚至分散为多个中心。古希腊的科学中心最初在周边城市间转移，然后集中到雅典，最后转到亚历山大；伊斯兰科学中心从巴格达转到伊朗多个城市，再到开罗、西班牙，然后回到伊朗和中亚；欧洲科学发展则从牛津和巴黎开始，其后转移到北意大利，然后回到巴黎、荷兰，以至剑桥。这“中心转移”的现象很特别，它可能是出于下列原因：在现代以前纯科学并没有实用价值，所以它生长、发展所需要的特殊条件，例如人才、资源、组织、社会的容纳和激励等等，是极其稀缺难得的。它们的适当配合只能依赖机缘，这是不稳定、难以持久的。因此科学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其中心区域不断“转移”到新的、适合生长的地区——而这是累积大量新观念、新发现以至出现革命性突变的必要条件。西方世界包含了许多截然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地理环境乃至文明，这为它的科学中心提供了多次转移的可能性；在政治上一统、文化相对同质的中华帝国，这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除此之外，西方科学传统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是它的根源非常之悠久：在3600－4000年前亦即甲骨文出现以前，它在陶泥板上的数学已经高度发展了；而像严格证明为无理数那样抽象的观念，居然也能够在2400多年前出现。另一个特征是，与今日一般观念相反，宗教对于科学曾经发生巨大促进作用：毕达哥拉斯教派是“新普罗米修斯革命”背后动力之一，而且基督教也有相类似作用：在罗马帝国后期以及17世纪，基督教的确敌视乃至严厉迫害过科学家；但中古最重要的三位科学家同时也是主教；他们之中的大阿尔伯图(Albertus Magnus)更提出：“神之意志”与大自然规律并无冲突，后者反而能够彰显神所创造世界之奇妙。这观念为许多修士、教徒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巨大动力——伽利略和牛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
   
    当然，现代科学革命是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现象。它之所以出现，在文化、宗教和科学传统本身的因素以外，社会、经济、技术因素也同样不能忽略。例如，印刷术曾经对于科学传播发生巨大推动作用；火器为民族国家兴起提供助力，也还导致了弹道学发展，动力学研究也有相当影响。因此，不能够否认，资本主义因素也很可能是科学革命出现的因素之一。但在本讲所提出的所有证据都显示，科学大传统本身始终是最根本，也最切实而明显的因素，否定它的重要性而代之以其它因素，恐怕是本末倒置了。
   
点评  现代科学起源西方有其内在逻辑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方正先生不仅是两岸三地学术交往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一位文理兼通的学人。在荣休之后，他得以摆脱大学行政事务的负担，完全投入自己关注的学术领域，积多年潜心研究之功，完成一部科学史论著，被余英时先生誉为“体大思精的著作”。
   
    这次讲演谈及“李约瑟问题”，虽不是其主要论题，却是一个有意思的导引。“李约瑟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正当的“真问题”？席文以“未发生的事情不必去追究”而予以否定，或许不足为据。
   
    在陈方正看来，“李约瑟问题”是不是真问题，取决于近代以前“中国科学长期领先西方”这一事实是否确真。而这个“领先论”是可被质疑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很可能是两种异质的传统。借用江晓原教授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向东走，而另一个人向南走，就很难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陈方正对此持有相似的看法，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进一步质疑李约瑟本人对问题的回答。
   
    陈方正认为，西方现代科学并非起源于“现代”，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衍生物。他这次讲演的核心论题是“一个传统，两次革命”，阐明西方科学自古希腊至今形成一脉相承的大传统，而其可辨析的源头出现在公元前4-5世纪，由毕达哥拉斯派触发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第一次革命）。而以牛顿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第二次革命），在根本上是这个大传统自身内部逻辑的展开。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陈方正的这一研究也质疑了那种将“现代”与“古代”作二分断裂的思想史观。

来源：「文汇报」(2009年6月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1 01: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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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科学之间：从启蒙运动到后现代主义

作者：陈方正

现代科学在17世纪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不但和19世纪工业革命有密切关系，而且可以说是18世纪启蒙运动最直接的原因，由是，也和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又及整个所谓“现代”的出现，有不可分割关系。在我看来，大家认为对“现代”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实际上也是以现代科学及其衍生的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但这一点恐怕有争议，而且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以就“到此为止”。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个学术性得多的问题，即现代科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是长长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例如，艺术、音乐、文学、哲学、宗教等等所谓“人文学科”，它们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显然都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说得稍为具体一点，在哲学上，整个18－19世纪的知识论，以及20世纪的科学哲学，其中心课题无疑就是现代科学。又例如，文艺复兴是西方艺术光辉灿烂的大时代，但我们只要想想达文西和解剖学，还有透视法，就知道它和现代科学同样有很深渊源；而到了二十世纪，我们现在知道，从毕加索开始的抽象艺术，当时所谓“立体主义”，也是受到种种科学理论、发现的刺激而产生。至于音乐，包括和声理论、现代乐器的构造等等，就更不必说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历史又如何，现代科学对于它，有什么影响。

历史的目标似乎和科学完全一样，都在追求真实。然而，历史所追求的，并非可以重复的自然现象之真实，而是已经过去而不复存在，而且并不依循什么规律，也不可能重新验证的另一种真实。所以，历史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而不确定的。这微妙之处起源于两者目标、理念相近，甚至可以说相同。因此，科学方法对历史有无可抗拒的魅力 ── 但是，却又有很大危险，因为两者的分野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三百年间，在现代科学强力冲击下的西方史学，基本上便是环绕这 “魅力”与“危险”而展开激烈论争。正如布克 (Peter Burke) 在《西方历史思想：跨文化论辩》文集中所说：“西方史学和西方科学的关系是紧密而又困难的。有些史学家企图模仿自然科学，和应用数学于史实。… 剑桥史家布里（J.B. Bury）就宣称 ‘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其它史家从维柯到柯林武德则自我定位为与科学家对立。”1

　　

一  历史的两个向度：发现与重构

史学和科学的分野基本在于其目标、理念之间的鸿沟。科学的核心是自然规律，那是客观、不可变易的，就人而言，重要的只是发现它，理解它，而不须加以衡量，也无所谓观感、好恶。历史则不然：它并没有规律，而只有史实。相对于人类的“过去”而言，史实永远少得可怜，永远不足以构成完整图像，但历史图像却又是历史目标、理念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史学家的解释、补充、重构工作不可或缺：这既是责任，亦复是权利和权力。所以，科学的目标纯粹属认知性的发现，史学的目标则兼有中性的发现与创造性的解释、重构，因而牵涉衡量、观感、好恶。我们常说，“每个时代都得重写历史”，这“重写”可以是基于新方法、新发现，但同样也可以出于新观念、新理想。柯林武德认为：“每个民族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哲学课题必然反映吸引其第一流心智的重大问题”2，显然，此处所谓 “哲学课题”也大可以改易为“历史课题”。章学诚说：“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可兴”3。“藏往”指史实，“知来”所指，就是历史的解释与重构 ── 这种权力的运用在中国有数千年悠久传统：“古为今用”，“以古讽今”，是自古已然的议论方式和政治手段。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7: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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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念的仆人

　　可是，西方似乎并没有如中国那样的史论传统。在古代，这可能是因为它缺乏长期相承袭的政统，而政治权力又相对分散；在中古，则是由于宗教的权威和力量太大、太重，历史只是以圣徒传的形式为之服务，而并不足以构成独立论述，更不可能被抬到“欲来者之可兴”的高度。西方史学初次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也就是它初次受到科学理念笼罩和驱动之际。
　　
　　所谓启蒙，今日往往被理解为伸张理性；其实，这个运动最基本，最重要的目标，是反对西方1500年来的主宰性意识形态，即基督教，是要打倒所谓“希伯莱迷信”。这是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科学革命等长达四百年的酝酿 (1300-1700) 之后，西方思想家对其整个宗教传统所发起的一场公开、正面、激烈文化攻击4。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最基本，最主要的，自然是科学，以及与科学密切相关的理性观念。从孟德斯鸠 (Charles Montesqieu)、伏尔泰 (Voltaire)、休谟 (David Hume)以至百科全书派，都是朝这个大方向走，这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正面攻击。
　　
　　但除此之外，还有在两翼迂回包抄的战术：一翼是横向的、空间的，即与其它民族、文化的比较，例如《波斯书简》对欧洲体制的批判，以及《中国书简》和伏尔泰对“合理的”中国体制之颂扬5；另一翼则是纵向的、时间的比较，也就是攻击西方中古时代的黑暗、野蛮，而歌颂古代希腊、罗马之文明。这一翼非常重要：它远在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埋下种子，打下基础，而且是和西方文化中的“进步”观念密切相关的。像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之中，以及他的后辈，以《罗马帝国盛衰史》闻名的吉朋 (Edward Gibbon)，都不断采用这个战术。正如盖彼得 (Peter Gay) 在他的《启蒙运动论释》6中不厌其烦的反复指出，他们的做法是带着高度战斗性，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
　　
　　启蒙思想家的“古为今用”有个特点，那可以称之为“学为理用”，也就是说，将自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学者在考古、教会史、地方史乃至钱币学、铭刻学等各方面的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拿来作为启蒙论战的学术资源。这并非剽窃，而是光明正大的“拿来主义”。启蒙思想家一方面把这些成果吸收、引用于自己的学术著作，例如《罗马帝国盛衰史》之中；另一方面则在论辩、攻击之际，把它们作为靶子，作为揶揄对象，或者用作自己论点的左证 ──正反都可以，视乎需要而定。总而言之，在他们之前四百年的学术累积，都成了他们用之无穷，取之不竭的弹药库。另一方面，企图维护教旨和教会的许多学养渊深，为人诚挚的神父、教士、学士，则懵懵然，甚至连谁是基督教真正的朋友和敌人，也往往分辨不清楚。这是场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其激烈程度和重要性差可比拟其六百年前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二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和百多年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心地善良，皓首穷经的学者缺乏思想斗士的敏锐、迅捷、灵活，因而可“欺之以方”，那原不足怪。
　　
　　在今日，启蒙运动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也巩固了。可是，这场运动对历史观所造成的严重歪曲，特别是“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么一个笼统、粗糙、深入人心的观念，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年。其后，经过一两代史学家的辛勤发掘、研究，才又费偌大力气把它逐步纠正过来。这是不幸的，然而似乎又有其必然性。要说谁应当为之负责，显然没有意义。这段将近三百年前的思想公案显示，现代科学对西方史学的第一波冲击，主要是将之推离了其学术、客观的一面，而激发起其前此并不那么显著的解释性，建构性，应用性那一面。同时也证明，这不同的两面并非隔绝，而不断有强烈互动。因此，历史判断的摆动，应该说是史学本质的反映。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7: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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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之一支？

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启蒙殿军亦是超越启蒙的哲学巨人康德，对历史提出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看法：人类能够凭借理性的净化作用克服其本身的愚昧、偏见、冥顽，从而结合历史与哲学，以“大同观点”来建构所谓“普世性历史观念”7。这“康德主义”包含两个假设：在理性的作用下，人类可以进步，亦即趋于客观、自制、和谐；而“真正”的，或者所谓哲学的史学，则应当发现和反映这“自然的计划”。显然，他的假设成立，“人”的因素即不会再成为历史判断摇摆、偏差的原因，史学的建构性、应用性便不至于颠覆其学术性和客观性。这样“普世性”历史，即学术判断和全人类文化理念没有差别的历史，也成为可能。当然，理想主义色彩这么浓厚的看法，早已不再时兴，况且，倘若理想世界来临，那么史学本质的讨论可能便是多余的了。所以，康德这一假设，我们尽可搁置一旁。

　　然而，从科学而来的理性和进步观念，却的确对19世纪史学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在上述文章中，康德就是以刻卜勒和牛顿作为发现规律可能性例证的。受影响最直接的，当是以追求历史真实，亦即其经验性和实证性，为标志的兰克学派。他们治学态度严谨，其基本理念就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此理念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也无可否认。诚然，从今日看来，这一学派在观点、理论架构和方法上，都有其局限，但那恐怕只能说是这一批史学家或者其时代的局限，而并非实证性理念本身的局限吧。
　　
　　举例而言，注重社会史、经济史 (而不再仅仅是政治史、军事史) 的法国年鉴学派，一般被认为是对实证史学的反动。但那只能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为举起实证研究大旗的兰克学派所忽略，也就是说，他们对历史领域或者“实证”的观念太过狭隘。但这显然不能用以论证，社会、经济现象和政治、军事现象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者前者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同一道理，无疑也适用于二十世纪兴起的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性别史学等等 ── 它们所探索的课题可能比较“抽象”，也就是必须从大量好象并不直接相干的资料中提炼出研究素材，然而，这和考古学家从骨头、牙齿的化石推断生物的起源和进化，天文学家从来自太空的各种混乱、微弱信号而推断宇宙的构造，有什么基本分别呢？只要研究的最终基础是客观的，是不能够任意改变的“证据”，那么这研究就是“实证”的了。至于研究的角度如何，或者从证据到结论其间要经过多少推论环节，那是没有关系的。在此，“实证”只不过是“以实际证据为依归”的意思，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 相近，而不应和孔德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混淆。
　　
　　所以，应该承认，随着方法和理论框架的扩展，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也就是“实证”的历史，的确可以不断进步，逐步“逼近”真实。然而，这却并不就等于说，历史至终可以成为自然科学之一支，或者自然科学就是它的典范。由于这一意识之上涨，到了二十世纪初，也就是第二次科学革命、数学基础运动，和立体主义绘画的年代，一个史学观的大转折也就以不可思议的巧合而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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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实证史学到心灵史学

其实，远从现代科学出现开始，自然科学和史学的关系问题就已经在论争中。例如，十八世纪初那不勒斯史学家维柯 (Giambattista Vico) 的史学8，就特别着重人与人所建立的体制，因而被视为“反笛卡儿主义”── 其实，“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 标榜纯理性和先验方法，它绝非非现代科学的同义词，但正如孔德 (Auguste Comte) 追求简单化历史规律的“实证主义”往往被等同于科学史观，这分别一般是不受注意的。其后，在19世纪科学史观冲击下，这一观点暂时沉寂下来。跟着，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了与维柯前后呼应的另一位那不勒斯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9。通过画分研究对象之为特定事物抑或普遍现象，他将艺术和史学从自然科学截然分割出来，然后进一步强调历史学的“自主性”，即其既不依附哲学体系，亦不倚赖科学规律 ── 在他看来，正相反，是科学倚赖历史证据而得以检验其规律。

　　不过，真正为史学的“独立运动”建立理论基础，从而将之推向高潮的，则是牛津大学的柯林武德 (R. G. Collingwood)。虽然他的钜着《历史的观念》出版于身后(1946)，但其内容则完成于三十年代，那和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哥德尔(Kurt G?del)不完备定理、波普(Karl Popper)“证伪说”(Falsification Theory)大体属于同一时期。柯氏一般被卷标为“新黑格尔主义者”，这其实不太准确，称他为“心灵史学家”应该更恰当10。他最中心的观念是：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因为后者研究“外在”自然现象，这可以绳之以客观规律；前者则研究人事，包括政治、宗教、社会、体制、学术等一切人文现象，这些固亦有其外在“表象”，即“历史的外面”，但其底蕴则在于造成此等现象的人之思想历程，即所谓“历史的里面”。所以，他认为，“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也就是“过往思想在历史学家心中之重现11。

柯氏的观点令人惊讶，但其背后的论据却相当平实。他指出，史学不能只是抄传、剪贴、排比之学，因此史料必须选择，以取其重要者；必须加以批判，以淘汰其不可信、不可靠者；最后，史家还得凭所谓“先验想象”(a priori imagination)，来补充(“interpolate”)史料缺漏不全之处，以重构其始末嬗变，并且赋予“意义”。这三个关键功能都只能够由历史学家凭其个人的心灵力量，即学养、经验、常识等等来完成，而无法借助于任何外在规律。因此，他强调，历史思考是全然自足、自主，独立于所有其它学科(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以外的。柯氏并没有否定历史证据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对历史证据的运用史家有自主性 ── 正如同样的材料做成什么样的饭菜，端视乎厨师的心思、眼光、手艺。

柯氏的史学观念不但植根于深厚的哲学与史学传统，而且来自其丰富的撰述经验。但它之强调史学的自主和自足性，却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在于其极端的人性观，亦即他所谓人是自由的，人不是现象，不能够绳之以自然规律。假如这可以成立，那么历史是否还可以成为人类 (或者至少在历史学家之间) 具有共同规范、价值、标准的学术追求，就不免成疑；甚至，何以人类社会制度能够出现、发展、成长，也就难以理解。正由于社会和人文学术能够存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心灵、思想还是有规律可寻；历史证据的判断，也可以在历史专家之间形成公议，那是其它史家所服膺，也是下一代史家不会在没有新证据出现情况下，轻言推翻的。因此，历史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文化、传统 (也就是历史本身)影响乃至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整体性和客观性 ── 而不能说只是系于个人心灵。
　　
　　其次，柯氏似乎也夸大了史家的解释作用，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历史证据的客观性和重要性 ── 也就是把人文和自然现象截然划分，不承认其间有任何相通之处。其实，人很大部份行为和需求并不能脱离自然现象范畴及其规律：例如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皆属此类。这些日常现象不但构成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部份，而且对其好恶、心智，思想等等内心活动也永远有巨大影响。断然分割两者，然后否定其中之一的历史意义，那不但不合理，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行。视所有历史为“过往思想在历史学家心中之重现”不但过份偏激，而且并无建构性意义：说到底，史学家的判断和重构，还是建立于理性与前人经验之上，而并非完全自由的、任意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8: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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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从民国初年开始的“古史辨”运动，便是历史之受史学观念和客观证据双重影响，而非其中一者可以单独决定，的很好例证。这运动之出现，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实证观念影响，然后，在短时间内风起云涌，蔚为潮流，为许多人信服，从而强烈冲击、动摇数千年来那么牢固的古史信念。但是，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由于殷墟的发掘、大量简帛的出土，以及许多其它考古发现，传世文献中相当大部份古史记载被证实为确有根据，这“疑古”之潮流因此又慢慢倒流 ── 但并不是流回原处，因为我们衡量古史的态度和基础已经改变，我们对古史的认识也更加成熟了。这和前述我们对于西方中古的认识、评价之得到纠正，正如出一辙。
　　
　　

五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然而，在“心灵史学”和科学史学观的交锋还未曾充分展开之际，与在中国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时，另一场并不牵涉暴力，但其猛烈、激进程度却并不稍逊的文化革命，也在西方学界燃烧起来。它起源于哲学、文学评论，然后迅速蔓延到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史学自然也不能“幸免”。这迄今仍然在冲击西方“正统”学术观点和规范的大潮流便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显然，我们无法在此对这么广泛、复杂，而且牵涉强烈情绪的一个文化运动加以论述 ── 这样的尝试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稍为一提这个运动的理念和主张，然后作几点简短的观察而已。首先，就其基本倾向或曰意识形态而言，很笼统的说：“后现代主义”是反对以科学、理性、资本主义等等为标志的“现代”世界及世界观，那大概不会有太大争议。在此大方向 (说“原则”恐怕有陷入“现代”之嫌) 影响下，“后现代史学”所宣称的最核心观念就是：客观、确切不移的历史真相根本不可能存在 ── 即使在原则上也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叙述”总是根据 (由性别、民族、区域、政治集团、经济阶层等等所界定的)不同族群的观点、立场而变化；文献的阐释必然由于言语的暧昧本质而变为不确定；而权力重心随着时代转移更使得任何稳固、系统化的历史架构失效。因此，在这派学者眼中，历史应该远离冷酷、僵化、充满宰制性和权威意味的科学，而毋宁更应取法于文学、艺术、戏剧，特别是它们自由、个人化、不受拘束的特性12。

和一切“后学”一样，“后史学”充满了反叛性和战斗性。然而，它所代表的，实在是一种风尚，一种社会、文化潮流，而非学术立场。当然，这潮流、风尚无疑会影响学术，例如导致更多“软性”，近乎小说、戏剧的历史著作，或者强调某些弱势族群观点的著作之出版，从而使得历史“公议”的重心转移，或者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它和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历来从未间断的历史解释权之争夺并无分别。而且，这种风尚也不见得就是灾难 ── 在历史学界爆炸性地膨胀的今日 (例如，在1989年有人估计，当时的史学家数目超过了迄1960年代为止，历史上所有史学家的总数13)，它毋乃说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趋势。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8:1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