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文化研究方法
作者:曹金祥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为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兼任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1991一1992)。所获学术荣誉计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被誉为“人文诺贝尔奖”的美国克鲁格奖(2006)。中英文著作数十种,包括《汉代生死观》(英文)、《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海内外学者大都对余英时做了极高的评价,钱钟书评之为“海外独步”,李泽厚说“余英时被公认为中学功底相当好,远超过其他人”,许悼云则谦虚地说“他是大思想家,我是小百姓,他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五十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余英时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也没有像梁启超或乃师钱穆那样撰写类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断代学术史,但是他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所涉及的方面也很宽广,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汉代)等。”可以这样说,余英时冷静、客观、超功利的治学气质,不偏尊一家、不轻立门户的治学态度,以及坚守本土学术理念的治学精神,是中国现代学术在新世纪重新出发的动力和典范。
余英时的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用史学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余英时在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时,是把它还原到生活和历史中来研究的,而不是运用哲学的观点把他概念化、抽象化。因为余认为,哲学化的方法有着他特有的缺陷,对理学研究而言,它使理学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家,并且和儒学的大传统严重脱节。这样就使得我们在进行理学研究的时候无法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余在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动态时总是采用史学的方法,尽可能的把握这些变动的历史过程,而且即使在余的文章中有少数的哲学概念,也被赋予了历史的解释。
这一文化研究方法很好的体现在余英时的相关论著中,如朱熹是以思想家著称于当时后世的,因此对于朱熹的研究,一般学者都是重视其“思想世界”。而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却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朱熹所生活、所参与的“历史世界”,所谓的“历史世界”是朱熹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在时间上则特别关注于十二世纪最后20年。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以前朱熹的研究者所忽视的。当然这一历史世界并不是与思想无关的行动集合。这不仅在“知人论世”的方面深化了我们对朱熹的理解,更在有关于朱熹的历史研究方面开了新的境界。相对于长期以来的对朱熹的“哲学研究”而言,对朱熹的“史学研究”使得朱熹研究的格局变得更为合理。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
然而,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黑格尔明确地提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第47页,三联出版社1956年版》)并在全书中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展开他对世界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思想史)的陈述。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观念的正式提出,对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意义都是划时代的。用某种理性的逻辑去匡定历史固然会对历史真实造成某种伤害,却有可能提供一种更为本质历史过程,也使对历史进行反省成为可能。史学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各有其价值,并非完全对立。
其二,余英时在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时,是用适应中国传统的概念来进行诊释,而尽可能避免用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概念以及西方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这就完全不同于冯友兰先生用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来框中国文化的思想。余认为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基本框架,而这与西方的基本框架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能够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套用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这样做不但会完全抹杀中国传统的特色,而且会将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相异之处完全抹杀了。只有用适应中国传统的概念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
余英时始终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和思想。说明了余英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的“理论框架”虽然不同,但是毕竟人类文化本身却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而且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论框架”也必须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比较表现出来,因此也不可以过于强调不同而忽视共同之处。
其三是依据文化多元论的立场,把注意力从一般文化的通性转向每一个具体文化的个性。这个文化研究方法原则是余英时整个思想立论的基础。
文化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概念。从19世纪以来,人们围绕着文化的含义、内容和分类所发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至今为止有许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余英时在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时采取了最广泛的含义,即文化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另外他还继承和发展了钱穆的文化变迁三层次的观点,提出了文化四层次说,“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大体而言,物质的、有形的变迁较易,无形的精神的变迁甚难。
余英时认为,在对某一个具体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仅仅从所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入手,而是更应该注意这一具体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个别文化的区别。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特征,并没有一贯单独的文化共性存在。如果要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特征中概括出适用于一切具体的、个别的文化的共性,就不得不通过最高度的概括,而这种最高度的概括最终也只能是一些空洞的形式,而失去了具体的内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8:4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