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中国如何重建儒家？不一定非采形而上学的路线，因自五四后，对玄学家一直有偏见，现在“形而上”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指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所以又遇到了“态度”这个问题。西方的许多学者已开始转向，认为纯粹科学或是和科学相连的哲学，例如：知识论的一套东西，并非一切，欧洲传统渐受注意和风行。但是，受注意的东西未必是好的、正确的，不过，可能导出新路。不过，讲到诠释的哲学，这与中国较接近，早期的康德、黑格尔，与中国的儒家、宋明理学比较类似。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并非一致，但却有共同的取向。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经过现代的解说，并不如大家心中想像的那么落后。因此，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第一步便是知识重建的工作。
　　
　　西方的哲学并不全是思辨，它也一样重实践。注重实践的东西在中国是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接近。以马克思主义来讲，它也主张哲学的任务是批判世界、改变世界的，它也是强调实践。儒家的“尽心知天”根本是要改变世界，解释并非它的长处。这正是中国知识论比较不发达的原因。中国人讲“天”，但是从来很少去搞清楚“天”是什么，而是讲“尽性”，尽自己的性就能知他人的性，尽人之性也就能尽物之性，也就能知“天”。中国人并不注重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中国要重建传统的文化，就要在知识论上作加强和补充，尤其要努力argue，这个可在学院或知识界进行，重要的是这种经过现代重建的知识必须和生活逐渐融化成一体。
　　
　　如果把修身齐家放在“私”的领域，则儒家的道德理念是可行的，但却不一定要能推到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因为那是“公”的领域，这可以避免儒家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例如：新加坡人人批评李光耀是想把职位传给其子所以才提倡儒家。其实，儒家亦主张传贤。因此我们不能说思想文化被政治利用后，本质就变了；误以为儒家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如基督教有“君权神授”的理论，也有解放神学，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儒家解释成只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不仅不公平也不合时宜。所以应把“修齐治平”分成“公”、“私”两部分。儒家在维持家庭和谐的关系有其作用，在造就某种有品德的人与人的家庭关系上是有意义的。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正是此意。大陆如果要恢复或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必须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恢复民间社会的动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较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二是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并修正实证主义的观点，否则便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易得。
   
    问：思想或宗教信仰只要为意识形态者，皆有可能被利用作为政治工具，但这现象似乎在台湾特别严重。和大陆比起来，台湾是特别号称恢复儒家精神的，这可由中小学教材的编排很明显地看出。是否儒家本身确实有一部分特别适合作为政治利用的工具？
　　
　　答：你的问题是对政府提倡儒学的反感，这种反应也是应该有的。政府的确不该提倡任何一宗派、学派或教义，我个人反对文化政策，任何文化政策都是不需要的。政府可以提供某种经费给民间的团体或基金会，也可以在经费的运用上有其价值取向，但它没有理由提倡任何特殊的学说。同时我坦白地说，陈立夫编写四书等文化教材的努力是没用的，我想日后的教科书会重新编写，你说的也只是过去的现象，我们根本不必再去重视。
　　
　　问：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人权观念？若有，与西方人权观念有何不同之处？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其观念的发展？是否可比较一下中国的仁政思想与西方的人权观念？
　　
　　答：中国人讲人权，是由义务与责任开始。西方的人权来自上帝，因为生命从上帝而来，上帝就赋予生命不能被剥夺的人权。中国的说法则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生命为第一权利，吃得饱穿得暖为第二权利。中国人的仁政讲的是政府最起码应做到的事。灾荒时期人民必须赈济，政府有这个责任，倒过来讲，就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国人是讲义务和责任，义务的对象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西方人讲自然的权利，中国人讲的是“天理”。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便是中国式人权观念的表现。政府的责任便是人民的权利。假使百姓受饥寒，即表示政府未尽责任，亦即人民未享受权利。所以直接的语言是“责任语言”或“义务语言”，而非“权利语言”，西方亦有此二种语言。此外，中国人权观念不认可奴隶制度，西方则到了基督教时期才有这个观念。相当于西方人权的观念，在中国是有的，但其实西方的人权观也一直在变化，不断地在扩大。基本上，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比较起来，是各有千秋。中国人的第一个前提是尊重生命，第二是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为民制产”等权利。中国人的人权观是受了儒家精神、道德思想及佛教的影响，西方现在的人权观念则可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代表。

杰亮

　问：人一出生，文化就已经被界定。在中国长期延续、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突破这个界定的可能？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基本特征为何？为什么中华民族会形成这样的文化特征？
　　
　　答：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经过比较、判断后，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
　　
　　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根倒很难讲它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讲，它和外界是比较隔绝的，东南边是海、西北是高山沙漠，它可以自成一个区域，对外交通的建立并不是很早，外来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文化的特色，可以说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是一个很长的文化源流。在这里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主的。
　　
　　问：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与旧有文化间的取舍问题，有所谓的“折中论”，您的看法如何？此外，似乎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必然经过曲解的过程，是否必须如此，西方文化才比较容易引介到中国？请试以“民
　　
　　间文化”的观点来探讨：原始儒家文化是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成分？
　　
　　答：介绍西方文化时，曲解的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当时西方有些观念，在中国还没有适当的名词或概念与之契合。而且中国文字是图形的，它会令人产生联想，不似西洋的拼音文字，因此在翻译上更难掌握，所以早期的翻译不容易忠于原作。佛教初来时的“格义”便是如此，“格义”不失为最初沟通之一法，久而久之，认识便深刻了。
　　
　　“民间文化”在中国的资料太少，在古代没有“人类学家”去观察、记录农民的生活、想法。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太明显的阶级限制，农民没有束缚，彼此之间常有亲戚的关系，亲族的关系把阶级的界限给打破了。中国通俗文化极少史料可依据，没有教会的资料，也没有什么宗教的冲突，所以很少人记录。但整体说来，中国低层的民间文化与高阶层的文化并非对立的，而是多半由上层文化慢慢渗透到下层，经由口耳传授，或师生的传递，有时候也会变样子，但是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犹如儒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相延续的，对立性不似西方那么明显。民间文化的记载越是古代越少，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原始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样子，不过西方个人主义似乎不能于此求之。
　　
　　主席：由于时间有限，是不是请有问题的人一次把问题提完，然后请余先生综合回答，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场演讲。
　　
　　问：我认为中西人权的概念仍有不同之处，请余先生再作说明。
　　
　　问：我也认为中西人权概念有区别。西方的人权概念指的是政府不应剥夺人民的权益，而中国则主张政府应该做什么。联合国宣言中的人权概念则二者皆有之。我个人以为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建立与西方最初的人权概念相关最大。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是否也有同样的观念？
　　
　　问：我对文化重建的可能性感到怀疑。余先生所谈的，很强调超越性的意义，但是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很难建立起一系列道德上的规范，或是对道德、文化的肯定。传统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知识分子谈天道、义理，或从人性中引申出对道的肯定；一是通过家族观念、祖先崇拜、亲情等来肯定。但是，要产生作用必须有条件，例如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权威的地位……但是现在的困难是，以前所具备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社会又已趋向多元化，使知识分子间很难有认同感；另外家庭结构解体、宗亲观念亦淡化。总而言之，我认为价值体系重建的问题上，是无路可走的。
　　
　　问：有关台湾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我的生活体验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台湾保留仍多，因此有人认为：台湾文化是大陆内地文化的延续，但是在近代化的历程中，台湾文化和大陆内地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同。如果以大的中国文化圈子的角度来看，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变迁，彼此间有多大的差异？若差异大，那么未来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会呈现哪些面貌？

杰亮

　问：中国经“文化革命”以后，各方面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大的因素是来自百年来的文化失落问题。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是多君主的小诸侯国，但神是单一的；中国自春秋至秦，君主只一个、神明却不止一个。中国几千年来在强盛时期都实行天人合一，一方面表现在君权神授，一方面则是儒、道、佛三家主张凡人皆可修成神。但是到了现实政治中，儒、道、佛的弟子只能争正统，不能反叛，而政体与儒、道、佛三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欧洲诸侯国的君主是上帝之子，并非上帝的化身，他的弟子可以反叛，表现在现实政治中，便是多元的。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强调群体、理想，到了宋明理学，儒家虽有新意义，但宋时国家已积弱不振。今日，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中好的部分并未保留，优良的西方文化又无法吸收，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也许有希望，但在文化重建与人的再造上，我认为是无望的。
　　
　　问：欧洲有多少种不同的自由观？相互间有哪些异同？自由与平等是有冲突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政体中，对此两种价值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文化、知识与政治上的背景？
　　
　　问：个人观是否还可以从更多层面来探讨？
　　
　　问：讲到价值观和生活的结合，对于一些自认为“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人来说，自然只有享受“千山我独行”的寂寞，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种观念在今天社会中是否仍然适用？同时您对于《论语》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看法如何？
　　
　　问：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和思想就是科学，且只重视他们的技术层面，与西方科学精神的层面不同。近代耶稣会宗旨主要是论证基督教的价值系统，我想了解当时徐光启看耶稣会的西方文化是属于哪个层面；形而上的说法，是否当时就已经有了？
　　
　　问：我想请问余先生的个人信仰为何？
　　
　　问：我与余先生有两点同感：其一，反对革命、主张渐进；其二，在价值方面，我有很深的危机感，其中不只由于中国的政治转型而引起的，还由于西方的商业化和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转型而产生了危机感。此外，我有三项观察：
　　
　　1.现代科学已经和五四时的科学不一样。西方分析科学已经结束，而应回到东方的有机论的观点。现在的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已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鸿沟。我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宗教信徒，我就是余先生说的那种对科学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2.文化的讨论经常是危险的。我不同意文化有失落、倒退的问题，文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文化是无法重建的，但是可以演化。
　　
　　3.价值观的生长必须有个生长的出发点，不能像建空中楼阁地去架设，必须找到一个生长点去演化。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一谈到大陆上的问题，就说这四十几年是一片黑暗、一片落后，然后就说是要重建。我们一定得找到它的根，作为出发点、生长点。
　　
　　答：我现在综合地回答各位的问题。
　　
　　1.“人权”根本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只有相似的观念与之契合，但不能径以“人权”称之。最重要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对于法律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权是法律的语言，中国的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此外，权利是以个人为本位，这又和中国的家族一体的想法不合，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类似“权利”的思想。
　　
　　2.关于文化重建的种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陈平先生问的问题是很有趣的，他的一些观察，我是同意的，比如说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陈先生提到文化无所谓失落、再造……
　　
　　如果从现象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人的问题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比如说如果对这个现象有所不满、不适应，个人就会产生失落感，失落是好还是坏，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陈先生是乐观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长时期来说，我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
　　
　　3.文化重建是没有捷径的，是否值得重建则看每个人的判断。文化本身一直在改变，没有办法依照人的意志或历史的规律加以控制，所以无法计算文化如何发展，但至少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应担负澄清思想的责任。我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我相信人类在大部分环境因素被决定的情况下，仍有一点点可以活动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有其作用，至于作用大小，可能与历史状态和条件有关。关于价值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努力。提倡一种思想或改进一种文化，都必须长期努力，但不能妄想。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功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至于个人做得是否成功，我想都还必须超越功利的观点。
　　
　　4.台湾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支脉。严格说来，向海外发展是中国近一千年来的自然趋势，在郑成功时代台湾的文化确为内地文化的延伸。之后，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在这脱离中国统治的50年间也影响了台湾文化的发展。今日，台湾在文化上基本还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而新加坡大不相同。它曾受英国统治，政治制度为英人遗留下的法治，一切民主制度的形式与条件都比较完备，此外社会上的华人间有彼此分歧的现象，上层的华人是西方文化，但仍有下层的中华民俗文化。新加坡是由华人移民过去的，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产物。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完全是中国文化区，新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皆受过五四的洗礼，所以反儒家、反传统，香港则不然，它甚至是传统旧文化汇集的地方。至于台湾本地人所保存的中华文化仍相当多，此由家庭关系可以看出。至于台湾文化中有多少是日本统治后留下的阴影，我个人并不了解。但从政治制度来看，台湾以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追求，这很明显是受五四的影响。后期的台湾文化已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文化的基调还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区是大于政治区的，过去中国文化区甚至包含朝鲜、越南等地，政治区只包含中国本土。中国扩张主义不似西方浓厚。西方在移民之后有政府为其撑腰，中国则只是因为人口的流动、海上贸易的兴起才向外扩张。对于移民，政府亦极少过问。台湾文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日后也无法分开。中国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文化的概念，而非政治的概念。
　　
　　5.自由的概念相当多，德国式的自由与英美式的自由就不同。有人主张自由即人权，但现在讨论政治自由较流行的说法有：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早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主张：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后来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种废除分工后的个人自由，即个人可以任意发展他的才能。但恩格斯已在《反杜林论》中说自由即认识必然、掌握规律，说法一转，即成了列宁做螺丝钉的理论。中国的自由观念最初自日本传入，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至于胡适的说法是《论语》的“为仁由己”，相当于一种自由意志。庄子的《逍遥游》中的自由观念最传神，但强调的是精神自由，与西方以自由与权利相等的观念大异其趣。自由的地位在中国思想中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到底哪一种自由观比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是值得我们努力研究的。

出处:「中国思想论坛」(2009年6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9:31 编辑 ]

杰亮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

作者：蔡禹僧

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展览从2006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出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六种古老文明——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美洲、希腊、罗马——的珍贵遗存，我有幸参观了展览，正如人们在世纪坛的甬道用百十步便穿越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甬道上以公元纪年镌刻着中国历史每年的大事记），在世纪坛二楼的圆形展厅几分钟便能走过六种世界文明。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放置内脏的陶罐、印度人的弥勒佛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的尼板、美洲玛雅人的器皿、希腊古瓶与浮雕、罗马人仿制希腊人的维纳斯女神的雕像······，——把数千年的时间距离拉近到几公尺的空间距离，当文明遗产如此集中地扑面而来，作为中国观众，人们在惊叹人类文明辉煌璀璨的同时，自然地会把这些古代文明与中国文明进行比较，因为中国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更为连续和持久。

　　古国文明大都远离我们而去，而中国文明依然活在中国人的心灵与生活中，文字依旧是五千年来一直使用的象形文字、人生哲学依旧是孔子等先哲曾思考和教导的，试想如果我们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对中国文明如此鲜明的感觉；把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浓缩在活人的灵魂中，这种幸运只有中国人具有。所有高楼大厦终将有一天倒塌，任何精密的机器都将朽坏，但就中国文明本身的性格来看，数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后，中国人的文字和哲学很可能不仅依旧为中国人使用和尊奉，而且可能扩大到世界范围。

　　如果不满足于对华夏古老文明顽强生命力的赞叹，就需要思考她之能长久“在世”的原因、中国的地理和气候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关系、其哲学和宗教的优长，尤其是她的世界意义——她的可资弥补世界其他文明如欧洲文明之不足的内容，这一切或能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我们说每一种文明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不过若一种文明太不稳定，那么其意义就很难说具有普遍性，比如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好战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给予世界的恐惧也极大地激发了被侵略人民的活力，但他们本身消亡的历史事实则说明他们的文明缺乏（经受历史选择的）韧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人常批判的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便不仅不是中国文明的缺点，而是她的优长。历史让一些民族激烈地表现自己后迅速毁灭，而让另一个民族似乎处在“停滞”中长久地保有她的文化传统，这里所显示出的历史理性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历史理性总是出人意料地埋下伏笔，如同他让一个新大陆（美洲）在近代被发现以便人类文明在世界大战中面临危险时以这新大陆的力量来拯救，同样他以旧大陆阐发其世界历史理性的意义，——当人们埋怨中国的科技理性不发达的声音尚未消歇，发达的科技理性给予全球的的环境危机（如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警告已经来临。所以历史理性使欧洲人发展出现代科学自有其意义，而不让中国发达其科技理性还可能有更深刻的寓意；好在我们的地球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各民族之间文明的相互交流已不会因地理障碍而阻隔，这样历史理性就可能在未来世界文明史中更鲜明地显示出世界历史过去时态所创造的思维成果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内容十分浩瀚，其四大发明（按：“四大发明”仅是代称，中国文明中的重大发明当然不止于此四项）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历史进程，很难想象若没有中国所发明的纸张和罗盘，西方文明是何样状态；而很早就传入西方的陶瓷、丝绸，其精美让西方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心智的明敏；其他如饮食、服饰、舟车工具无不体现着中国物质生活的精致和他们情感的细腻。不过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人物质方面和技术领域的创造性，而是侧重于他们的精神领域——即从哲学、道德、政治及文字与文学等四个层面展开讨论：1、从宇宙论的天人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2、从人的生存论方面讨论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世界意义；3、从儒家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自洽社会理想看儒家政治哲学的超现代性意义；4、从中国象形文字较拼音文字的优越性看汉字文化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文学（诗歌）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在此四点基础上又：5、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展望中国文明的文化复兴运动。


　　

一、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东南是浩瀚的大海，西部是连绵的山脉和高原，高山与大海之间广阔的平原被两条奔腾的大河分割开来，她们都发源于西部的青藏高原，更有数不清的湖泊和蓊郁的林莽，由于地理位置处在温带，肥沃的土地养育了广大地域上世代中国人民，他们史前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和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距今70~23万年），在长江、黄河两岸很早就发祥了文明群落，中国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另说为六千年）。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一般说来，哲学不大能产生在过于寒冷和炎热的地区，因为气候的极端使人的大脑无法进入沉思的状态。中国地理的博大和气候的温和给予心灵的激励是重大的，世界上没有哪种哲学能像中国哲学那样宽博、冷静而深刻，这一点在各个文明的从器物到文化的比较中都能显现出来。根据一种人种学理论，人类的祖先起源于非洲，然而非洲的气候过于炎热，使得非洲人民的精神难于安宁，所以他们的文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爱斯基摩人所生活的极地又过于寒冷了，他们把全部精力用在与大自然的直接抗争中，这样他们也就没有闲暇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没有系统的哲学。中美洲的热带雨林曾发展了一种发达的文明——玛雅文明，我们看玛雅人的器物很奇特稚拙，他们原始崇拜中那种对神灵的恐惧从他们的土陶中折射出来，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产生了自己的象形文字，说明他们心灵的成长经历了持续的发展，对于世界现象已经有了对应的概念，甚至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也有使人惊异的地方，但由于对世界整体性的观察还局限于粗浅的感觉、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还没有一个理性的把握，由于文明的突然中断（其原因可能是气候的突然性变化）使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质朴的感性觉悟上升到高级的形而上哲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1 10:04 编辑 ]

杰亮

而印度人精神的狂热从他们那生殖崇拜的雕像、舞蹈以及他们那许多偏执的宗教中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他们以为人能够在狂迷的激烈运动或肉体接受无休止的苦行中获得真理，殊不知领悟真理的最佳状态是心灵的宁静、安详与平淡；他们的历史常常与自己想象的故事混淆，时间在印度人心灵中似乎可以不与历史现实发生关系，现代历史学家要在他们的文献遗存中考证出准确的历史实在是太难了，所以直到中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到达那里才以沉静的历史眼光洞察了他们的世界，才使他们那混沌的历史学中发射出理性的光芒。固然印度的史诗有许多伟大的篇章，但我们实在很难分辨其中究竟有多少“史”多少“诗”。而中国在公元前三千年其历史已经比较明晰了，中国的神话与历史很早就有了区分，即使诗歌里的历史也往往是精确的（这也是近代中国史学家以诗证史之可能的原因）。

　　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那已被历史陈迹埋没了许多内容的古埃及，就发现他们文明的“松散”——就像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达到中国象形文字的密致而统一一样。他们的科学和神话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古希腊人，他们的象形文字通过腓尼基字母的中介成为欧洲各种语文的本原，他们的历史也经历了充分的漫长发展；但埃及人似乎缺乏希腊人那种从神话过渡到学说构筑宇宙起源的总体论兴趣，除了神话，他们的宇宙论和生存论哲学还躲藏在亡灵书中，由于缺乏直接明晰的表述，他们蕴涵在对死亡世界之想象的幽思如神秘主义者的诗歌，使后人难以开辟通达光明世界的诠释学通道；虽然通过他们的坟墓的建设和希腊人所记述的埃及人的科学使我们体会到他们思维的丰富性，他们决不乏敏锐的头脑，但却不能凝聚起一个整体的精神而把杂多纷繁的意象以明确的理念贯穿起来。当他们没有受到侵略，文明可以自由地发展，但一旦他们受到外界的入侵，文明的松散性就立即暴露出来，这一点如果与中国文明比较就更明显的显示出埃及精神上的松散而中国文明外柔内刚之精神的高度集中性的差别来。

　　再把目光投向美索不达米亚，这里和埃及文明一样，也是大河文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汹涌的河水可比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对农业文明的养育，这里的文明也同样古老，苏美尔人很早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发展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法律制度[1]，而亚述人的军事力量也曾盛极一时；但这里地理上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无法与博大的中国文明争胜，——它的地域过于平坦且狭窄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在这里则是一个海湾，而中国屏障般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在美索不达米亚是没有的，所以这块两河之间的平原是上演战争的舞台，一种文明的来临就意味着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种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而是不同文明的征服史，尽管那些被发掘出的泥板中甚至可找到《圣经·旧约》的痕迹，但直到欧洲人到达这里之前楔形文字里的信息已经被遗忘了太久，历史似乎没有充裕的时间使文明发展出一种超越朝代更替的哲学来。

　　也许以色列民族在精神气质上与中国文明是最为接近的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力并不亚于中国人，但是上帝给了他们太多磨难，他们的人口那样稀少，所拥有的土地那样狭窄，他们的精神就在对救世主的期盼中煎熬着，当他们寄人篱下，就只能在商业活动和上帝的祈祷中寻找慰藉，一定的苦难能使人意志顽强，而其强度若太大，则容易使灵魂扭曲；而中国人则没有他们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或者说他们的文明的韧性使他们能很从容地化解历史加予他们的苦难而使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成为必要的锻炼（而不是使灵魂扭曲），在外来侵略面前中国人毫不畏惧，他们人口的众多、地理的博大使他们藐视一切武力征服者，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来自于他们的祖先总是以文明征服征服者的野蛮。中国人很早就吟咏出《诗经》那样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人类健康的诗歌，而非如经》诗歌那样很少从容悠闲——如像约伯埋怨上帝的“病态”（中国也有“天问”如屈原的《天问》和司马迁的“天道是耶非耶？”但其格调是豁达通脱的——问而非怨）。

　　除了上述大河文明之外，古希腊、古罗马不是与中国文明一样伟大吗？是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中，我们领略到了与中国文明一样阳刚的精神气象，他们的诗歌与雕塑折射出的那种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可以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明净苍穹媲美。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神中缺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中国人精神的淳朴。在古希腊人伟大的自由精神向着太阳神飞升的时候却忘记越来越炙热的阳光会烧化自己的翅膀；而中国人的淳朴使他们的精神在张扬中总不离开大地，他们的自由是悠闲，宛如处子于晨曦的峡谷中在晶莹的露珠上寻觅诗句，而不是在竞技场上展示激烈的力量。我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感受到希腊人自由精神——从雕塑他们肉体的动态形象的雕像展现出来，这种纯洁的自由精神在世界历史中是十分宝贵的，但在一个浑浊的世界中则预示着危险，宛如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少女走进充满淫欲的眼光的世界是危险一样，所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希腊那种纯洁的自由精神由于缺乏淳朴而太容易遭受到外界的浸染-侵害，希腊文明的过早凋零盖原因于此。而古罗马的精神气质尽管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希腊，但希腊人最宝贵的自由精神却丧失了许多，他们的哲学家如果没有来得及消亡的话也遗失了希腊人那种纯净的活力，他们对于希腊人的“超越”——对角斗士血腥角斗的嗜好与对浴室的沉湎代替希腊人对体育运动会和剧场悲剧的爱好——可看作是希腊精神发展到罗马精神的象征，尽管古罗马也有自己堪称伟大的成就——如他们对于法律和军事的发展。到了将尽灭亡的时候，古罗马人的精神已经亟需基督教精神来拯救了。

杰亮

基督教登陆欧洲之后，就产生了既区别于希伯莱又区别于希腊罗马的全新的文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在希腊文明基础上产生了其他古国文明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以形式逻辑贯通的、系统的自然科学。欧洲文明的科学成就固然值得尊敬，但当自然科学的逻辑主义一旦试图扩展自己到形而上领域便立即暴露出其极端狭隘性，以对物质物世界的观察所获得的世界观来笼罩包括生物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宇宙历史，这里就有了世界观的错误，所以欧洲缘起的科学主义思潮比之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不仅是等而下之的哲学，而且是人类思维的歧途。

　　要阐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意义，我们只能拿希腊文明及稍晚的欧洲文明中最优秀的哲学来比较,在我们承认希腊、欧洲的形而上学有其优长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往往失之偏颇——缺乏中国哲学的沉静与安详，两种哲学境界的差别好比希腊健儿快速的奔跑和中国隐士在自己茅屋前垂钓的差别一样，前者的奔放与健康流露于肉体，而后者的悠闲与智慧内在于精神。比较老子与泰勒斯或赫拉克利特，就容易感受到中国广阔的原野给予中国哲人的博大是古希腊过于狭小的地理空间所没有的。万物本原于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修辞显得过于平实或激烈，而没有“道”的悠远与崇高，把“水”和“火”这样具像的概念赋予“本原”的意义，远不如“无中生有”的“无”的意义超越，所以近代中国学者粱漱溟以为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哲学，比如宇宙起源于无的意义——直到现代天体物理学才发现这个判断的超越性，甚至可以说，现代天体物理学不过是对老子宇宙无中生有论哲学的注解。当然这里并非混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物理学的关系，老子哲学的天才领悟之作为哲学与可证伪性的自然科学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当然二者还有本质的联系，我们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以其《历史哲学》中批判老子哲学的方式沿袭了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宇宙论的，而“无中生有”的宇宙论对西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

　　不仅有老子的《道德经》，更有《易经》哲学联系于、同时超越于西方现代数学、逻辑学、宇宙学，老子哲学与《易经》对宇宙本原的阐释都深入了宇宙历史的两个根本之点：一个是最高存在者（人格神）天的心灵逻辑演绎宇宙历史的天道论（而非西方文明的试图将历史还原为形式逻辑的还原论），另一个是宇宙乃有机生命整体结构论（而非西方物质主义的机械论），这两个根本点西方花了两千年时间直到近现代才有所领会。如果说老子的“有生于无”是宇宙发生学立论的根本，那么《易经》是宇宙生成学的根本。宇宙不是完全形式逻辑的演绎，如果是完全形式逻辑的演绎，那么宇宙的复杂性历史就不过是数学运算——宇宙的信息量并没有因此增加丝毫（维特根斯坦说——形式逻辑的推理不过是同意反复）。西方科学在宇宙生成学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决定论的错误，以为宇宙的历史全部包含在它当初的物质胚胎中、宇宙的演化历史都可以通过物质的物理性全部推论出来——这种方法论的错误最明确的表达就是“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出宇宙”（笛卡儿）；殊不知宇宙的大道是上帝的想象力时刻开辟的，物质是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的，你要想创造宇宙不仅必须要有无中生有地创造物质的本领，而且要有上帝所能避免的赋予物性完全的紊乱和完全的秩序的中庸之道（笛卡儿和任何人都做不到）。

     我们说，上帝的灵感也像艺术家的灵感一样尽管在创作前总有基本的谋划——物性当然不是与由物质物构成的复杂结构（生物与人）的结构能冲突的，但在创作中却是随着灵感即兴发挥，所以生命的形式、具体精神存在者的形式（地球人类只是具体精神存在者之一种可能形式）虽然有阶段性的稳定性，但永远是未完成的，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序列宇宙（我们先不设想这个序列是无限序列还是有限序列，或者一个序列仅仅是更大序列中的序列之一）中的一重宇宙，就是说在我们居住的宇宙具体精神存在者的形式即使不会超出我们地球人生命体的结构形式，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宇宙序列中的其他重宇宙的高级生命形式（人择原理的自洽性可能不是唯一的）一定与我们相象，因此宇宙历史的创造性之为上帝想象力的实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仅肯定超越我们地球人类的想象力，而且对上帝来说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历程。这当然不是说上帝不使用形式逻辑，他当然使用形式逻辑，但并非完全是依靠形式逻辑——仿佛上帝是数学家；上帝并不仅仅是数学家，他还是诗人、道德哲学家。他若是纯粹的数学家，那宇宙就是上帝的计算机，而计算机即使有再强大的计算能力也不能演算出一个活生生的精神自由者人出来；他如果是只认力量的博弈而没有任何道德观念，那么他就应该让狮子以自己的幼子为食——当然那样的严格逻辑世界肯定就不会有狮子等动物类发生了；同理，上帝赋予结构存在者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性发展序列以空间来分布而明确显示着，高级的灵魂只能以合乎美的理念的胴体匹配，如他不会给予不如哺乳动物美观的爬行动物如鹗鱼以哺乳动物如海豚的高级灵魂（虽然鹗鱼在它的同类眼里也是美丽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1 10:21 编辑 ]

杰亮

《易经》是论宇宙万物如何衍生与变化的，这里的衍生与变化就不是纯粹数学的逻辑演绎。有人说，中国哲学自称高明，可毕竟没有科学的精确。我们说，世界演绎自己历史的时候本来就不是按科学逻辑的精确，西方科学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本来并不精确的宇宙历史其实是对现象世界的简化。固然，西方的这种简化造成的错误在“实用”的意义上是近似正确的——不过仅仅限于物质物世界，好比地球显然不是圆的——那么多高山大河与丘陵盆地的凸凹怎么能说地球是圆球体呢！但我们宏观地看可以省略这些细节，近似地把地球看作球形体（严格地说是三轴椭球体）。当然这个比喻还不能完全表达我所谓数学之简化宇宙历史性所造成的世界观错误的意义，因为一个数学模型表达一个物体的形状而忽略该物体形状的某些细节的错误远不同于数学对宇宙历史性的忽视所造成的错误那样大——生物的自由、人类精神的自由在数学世界完全被忽视了，逻辑主义实际上由最初的对物质物世界微小历史性忽视导致了对全部形而上世界的忽视。

　　数学当然并不仅产生于欧洲，数量关系的计算在所有思维得到正常发展的民族都有所发展，但数学方法在计算宇宙现象中都省略了细节，所以数学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精确的，它在宇宙历史中的运用实际上是将动态的宇宙看成是静态的，某物时刻等于它自身——这在现代逻辑学中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无论罗素、弗雷格还是维特根斯坦等逻辑学家或分析哲学家都认为这个数学基础的a=a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过这在历史性的世界观看来是千真万确的错误。如果某物时刻等于它自身，你就无法说明树木是如何长大的、人如何会成长和死亡的，如果这里的“时刻”是无限小概念，则意味着无论巨大如整个宇宙、微小如基本粒子都时刻与自身相等，可光速的有限性既然使整个宇宙没有“同一时刻”，微小的物体也就没有“同一时刻”，只不过说微小的物体的同一时刻的错误性不如说大的物体的同一时刻的错误性显得明显罢了；显然，如果a不是与现象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纯粹符号，而是用来表征世界中的存在者的符号，那么历史性的宇宙观的判断应该是某物时刻不等于它自身即a≠a，宇宙、星系团、星系、星体，生命体、高分子、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结构体或“原子”（时空量子）它们时刻都不等于自身，只有时刻不等于自身，宇宙历史才会出现不断的复杂化-进化。全部数学以一个错误的假设来计算，所以数学的世界就不对应我们所经验的历史性的世界，数学不能从自己的符号中计算出诗意、道德，数学世界就认为诗意、道德不存在，——这里数学世界观的错误是数学约定论建立在错误的公设之上造成的。

    当然希腊人也不是没有看出某物时刻等于自身与它时刻处于变化中的矛盾，比如赫拉克利特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判断，即是对宇宙历史性之不断变化的领悟；而古希腊人芝诺用悖论显示了时空无限连续性认识所存在的矛盾。人们曾想当然地认为时空是无限可分的，但这种主观的规定无法解释芝诺佯谬；直到近代人们才发现，时空无限可分的数学约定论与普朗克能量量子论是矛盾的，由于宇宙时空没有绝对零能量态，因此时空必然是非零能量态时空，也就必然是量子态时空，因此时空绝不是无限可分的，时空当然就不是无限连续的，因此莱布尼茨-牛顿的微积分理论的公理基础（时空无限可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量在小视阈的物理学计算微小到可以忽略掉，但在宇宙历史之大的视阈，微小错误量的忽视就累积为巨大的错误了。所以，西方逻辑主义认为宇宙历史是可计算的——其错误性表现在我们人类精神世界在宇宙历史发展出高级生命后的产生在逻辑计算主义世界观中被彻底忽视了[按：因为计算的可能性只能是对在时空中能标志其存在的存在者的计算，而精神者的精神并不能在时空中标志自己存在，所以计算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就采取对形而上学存在者的忽视，认为形而上学存在者（上帝、灵魂）以及形而上学观念（如美、善、爱等观念）不存在]，世界如果是严格逻辑的——等于说宇宙时空是完全连续的——等于说康托尔假设是普遍的真理，则量子的非完全确定性和结构发展出生命的自由性都丧失了时空结构的基础；但我们一般都将量子理论用来矫正人类当初想当然地认为时空无限连续的世界观，并且不否认生命是从宇宙中生长出来的（而非从宇宙之外飞入），因此自由者的自由性一定有其时空结构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完全连续时空结构的一定程度的否定：非完全连续性时空结构。这并非重蹈逻辑主义：时空结构的非完全连续性逻辑地决定了结构发展出肉体自由者（生物）和具体精神自由者（人类），而是：时空结构的非完全连续性历史性地缘起了结构发展出肉体自由者（生物）和具体精神自由者（人类），这里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历史性地缘起”绝不是“形式逻辑地决定”。

    就是说，作为宇宙历史中发生的自由者的自由性要求一个非完全形式逻辑的时空结构作自己的基础，说我们居住的宇宙并非完全形式逻辑的——就等同于说宇宙时空是非完全连续性的——等于说康托尔假设在严格意义上是错误的，宇宙历史作为上帝的心灵逻辑的演绎是道德理性、思辨理性、审美理性的三位一体的统一，形式逻辑的狭隘性使它不可能将此统一理性包括在自己之内。如果认为形式逻辑能还原宇宙历史，那就等于说思辨理性能还原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的思辨理性由于根植于形而上学性因此具有创造性、而并非单纯的形式逻辑推理，我们的智能是超越于物质物能量的因此就突破了热力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创作的著作所包含的智能不等于（远超越于）我们吃的面粉与蔬菜的能量；我们能从黄山烟云中阅读出诗意来，而形式逻辑只能把云雾理解为水分子的气态集合，而无论如何无法从烟云中推论出美的理念来。当然在我们人类的世界观之所以发生智能超越物理能、诗意超越分子结构意义的情况乃是上帝使宇宙历史发生了语义学转换——是他实现了从物理性存在到形而上学性存在的历史性发展。因此可以比喻地说，相对于“统一理性”这巨人足而言，形式逻辑这只鞋子太小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1 10:34 编辑 ]

杰亮

如此否定现代自然科学的形式逻辑基础，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而不是让他们单纯地学习太极八卦图说或老子的宇宙形而上学呢，既然自然科学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老子》、《易经》是更高明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我们说由于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理性的行为、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演绎，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整体性世界观相对于科学世界观来说当然是正见（而科学世界观是偏见），然而科学世界观忽视历史性而把世界看成逻辑的世界又具有有机自然主义整体性世界观所没有的实用性，这是因为科学世界观忽视宇宙历史的历史性在一定视阈内不仅使历史性的复杂世界大为简化，而且其错误量并不造成太大的误差，因此这种被简化的世界就近似我们所经验的现象世界（主要是我们所经验的物质物世界）。比如等式：10000+1=10000，肯定是错误的（y+1=y，将导致1=0），正确的式子应该是10000+1≠10000，但这里10000+1=10000的错误量很小，如果把式子中的一万换成万万或亿亿或更大数字，那么错误量就更小，由于错误量很小以至于我们就可说10000+1≠10000可以化简成10000+1=10000（注意y+1=y将推论1=0，在1=0式子里没有显示出随着y的增大将导致y+1=y的错误量减少的意义，1=0与y+1=y在逻辑上似乎是等效的，但如果将其与现象世界联系起来，1=0与y+1=y意义明显地有所不同）。

      数学之所以能成立，或者说以自然数为基础构筑的数学能近似地描述我们所生存的现象世界，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化简——由于我们居住的宇宙中物质物结构并非瞬息万变就把它在短时间内的微小变化量忽略掉；简化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我们关心的量不要求特别精确，所以大致不错，这样a≠a 与a=a虽然是严格对立的，但在不要求绝对精确的意义上，a≠a 可化简为a=a，等于说非无限连续时空观的时空量子的有限小量近似于无限连续时空观的无限小量，等于说康托尔时空无限连续统假设近似正确。但是，如果把这种忽视的微小错误扩大到整个宇宙历史中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因为宇宙历史信息量的增加本来就是从各部分微小的变化量集合累积起来的，你把这微小的变化量都删除了，那么宇宙就成了机械性的宇宙了，数学世界之不可能通达形而上学世界盖因数学世界斩断了物质物世界的微小历史性，从而就使得历史性累积起来的精神世界完全处在数学世界之外。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宇宙绝不是精密的逻辑机、而是生命体，它的组成部分（如一块石头）的确没有生命、也显示不出目的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自由的“活性-目的性”实在是太微小了，但微小并不是不存在；而数学将微小的目的性当作不存在目的性——数学对局部世界活性的忽视造成的微小错误扩展到更广大范围的宇宙就成为世界观的错误了，因为那在数学中忽略的微小变化量（这变化量就是物体的活性-目的性表现）从全部宇宙中收集起来就成为宇宙的显性的目的性了，而宇宙历史的目的性是人类精神世界目的性的本原——这个本原通过发展出人类精神世界使人类精神世界在对宇宙历史发展出自我（人类精神世界）的历史过程的反思中领悟了宇宙显性的目的性，这就造成了：人作为精神者能理解数学逻辑，而数学逻辑不能理解精神者的精神。目的性当然只有生命体才有，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局部地看是死的，全体看却是活的，局部世界是宇宙整体这个大生命体的有机部分，而你若把宇宙组成部分的活性省略，并把这种省略推广到整个宇宙，你就认为宇宙不过是一堆机械性死物而无生命可言，如此那产生了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的人类思维“你”就没有了发生学基础。

      就好比一个寄生虫在人的肚子里，它只注意到它周围的世界是外在于它的死物，它哪里知道我们人体的各个细胞的活性表现得尽管不明显但这些细胞构成的人体却是一个寄居着灵魂的生命整体呢。我们每个人生命体的自由性就是从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微小活性综合而来的，宇宙整体作为生命体的自由性也是从构成宇宙的微小活性-自由性历史性地综合而来的，只不过我们人类生命体体积比宇宙要小得多，这样构成我们生命体的细胞虽然其活性很小，但比起那体积巨大、而相对于宇宙整体的相对体积却很小的星体的活性要显得更大。

　   中国哲学为什么能领悟到欧洲人不能领悟到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哲学的最重要方面是整体性地沉思天人关系，他们从“我”思考“天”，复从“天”转到“我”，仿佛天也在看我，“相看两不厌”才领悟出“天我”之间的“一”性：我如果是生命体，天也一定是生命体。其实这种天人感应的“宇宙心理学”本来并不复杂，但由于科学主义者仿佛把自己置身天外，在思维中斩断了“我”与“天”相联系的脐带，于是就把“天”（宇宙）的必然性与“我”的自由性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了；殊不知如果宇宙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死物或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必然律的机械物理物（而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庸之道的宇宙），它怎么可能产生出有目的、有感情、有道德、能审美，忽而犹豫不决、忽而斩钉截铁，忽而温柔体贴、忽而狂暴凶猛，忽而怜悯善良、忽而冷酷无情的人出来呢。宇宙如果不是比人更复杂的有机体，那么它就不可能产生人这种有机体，宇宙如果不寄居着宇宙灵魂那么就不可能有人的灵魂。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09:37 编辑 ]

杰亮

地球如果不是在萍末、树杪、微云、淡烟中蕴藏了丰富的情感就不可能有人的情感；如果地球表面没有江河湖海的水循环系统，那么动植物的血液循环和体液循环系统便不可能；如果没有宇宙恒星以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而创造的光芒，就不会有人类的眼睛；如果宇宙中没有任何声音，就不会有人的耳朵；如果没有宇宙星系行星看似无目的的转圈子使行星持续地接受能量而促使行星之上的结构发生变化，就不可能有男女人体性交时通过重复摩擦运动释放精子到子宫而孕育生命的运动——肉体引擎的重复运动是对行星重复运动的模仿（圆周运动和水平运动可以互相转化）、子宫孕育婴儿是对地球原始海洋通过有节律地接收太阳能而形成生命结构的模仿；如果宇宙理性只有形式逻辑而没有道德，那么人类的道德便不可想象；如果宇宙不是以引力中心为法律构成无数星系秩序井然地组成宇宙的“星系帝国”和原子内部以核力和电磁力构成的“原子王国”，那么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国家。由此不难看出，宇宙的有机生命体性征是吾人作为有机生命整体性的本原，他像一个伟大的父亲，在它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为人类的产生准备了模坯。——这样的目的性的宇宙是如此显明，而在科学主义者眼里，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仿佛是善于想象的诗人的形而上学虚幻的诗篇——毫无意义可言，他们哪里知道中国人早熟的心智已经参悟了人与宇宙的关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而现代大部分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古代文献的疏远，只“信仰”科学，他们从先秦到宋明理学的短语中只看见“腐朽”，却没有能力读出伟大的宇宙论哲学的“神奇”了。

　　中国的《易经》以及综合老子与《易经》的《太极图说》（周敦颐）的高明处就在于其宇宙生成模型包含数学-形式逻辑又高于数学-形式逻辑。莱布尼茨以为《易经》里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符号，这两个符号蕴涵着宇宙演化的最本质描述，因为其意义并不仅于数学符号，这两个符号就是阳爻“—”与阴爻“--”，此二符号对应的数学符号就是1与0，全部数学都是从这两个符号出发而演绎出来的——就如同计算机屏幕的文字、画面、声音、色彩都不过是1与0的程序逻辑演绎一样（这种演绎当然是外在于计算机的人加予的，而非完全的形式逻辑演绎，所以“程序逻辑”不全等于“形式逻辑”），如果按照罗素的观点，数学与逻辑是可以相互通约的两个系统，可以说全部数学与逻辑的起点就是1与0。——莱布尼茨如此对《易经》的解读既显示了天才，也包含了误会。天才之处就在于它暗合了现代逻辑学的最本质的东西，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把数学系统从两个基本符号演绎出来（当然找到逻辑起点才最了不起，而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是最基本的数学系统比《易经》于此的发现晚了近三千年）；而莱布尼茨满足于《易经》阳爻与阴爻对应的数学的两个最基本符号的误会在于，《易经》两个基本符号蕴涵的意义决不仅于数学的基本符号，莱布尼茨把《易经》的两个最基本符号理解为代表1与0的误解反映了东西方对宇宙历史理性理解的根本区别——西方认为宇宙历史是逻辑的、而中国认为宇宙历史是超逻辑地历史性演绎的，这是西方毕达哥拉斯主义宇宙观与东方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的根本区别。

      《易经》两个基本符号所显示的是——世界全息性地（非完全全息性意义上的全息性）存在着两种对立并统一的力量之意义，这个意义的重要性在于，宇宙历史运用数学但并不等于数学，宇宙的诗篇不是以数学写就的，而是天道之大我（最高精神者）写就的，而且大我并不是外在的创造者，而是——他就蕴涵在宇宙中，正因为他的蕴涵才使宇宙是活的生命体。1与0是对立的意义，比如可分别代表有与无，而不能用1与0代表男与女（因男与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但阳与阴则可以反映这种建立在差别之上的对立统一观念——阳中有一“点”阴与阴中有一“点”阳（阴阳对立者双方相互蕴涵对方一“点”）而形成的第二重对立——在太极图中本质性地表达了出来。把微小的对称性破缺历史性地发展为对立统一的两种复杂系统（如生物的雌雄与人类的男女），吾人对此历史理性的洞见之无法表达为形式逻辑-数学语言是因为逻辑-数学语言中省略的那微小的部分[将¤+1≠¤简化为¤+1=¤（其中¤对应巨量存在物的量，1是微小的部分），相对误差率=1/（¤+1），¤越大则相对误差率越小]虽微小但确是上帝内在地进化物质物结构的源泉，因为在¤+1≠¤简化为¤+1=¤中1并非是外在的附属的——好比一个机械零件之于机器一样；内在的微小差别蕴涵于整体结构中，如人类男女的差别尽管是一点肉体却不是那一点的差别——如机器那样把缺少的零件加于机器上机器就正常运转了，给女性安装上男性生殖器官并不能使她变成男人，因为微小的差别建立在整个系统的差别之上，1的表达也就无法穷尽这种结构能的整体性的意义（由此也看出我们用数字表达数学对宇宙历史之“数学残差”之忽视意义的不得已）。

杰亮

中国哲学超越于世界其他哲学系统之处就在于“象数”表达的整体结构进化的意义。象数是一个用抽象的形象反映形而上学理念论的天才表述形式，“抽象的形象”图符所表达的意义是字母文字和数学符号所不能胜任的，它既非几何学的描述空间的图象，也非文字表达的不能图象化的概念，非具象的抽象形象——反映了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对宇宙大我创造性的本质性领悟。《易经》的两个最基本的符号是描述宇宙变化的基元，而这两个基元的对应的“象”就是太极图，太极图所反映的是宇宙从纯有向实有转化的宇宙全息性的图象——无论在宇宙宏观演化还是在宇宙微观演化都可以以此太极图的“象”来显现，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象”到“数”的演化-复杂化就是宇宙的演化。现代宇宙学理论如比较成熟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以广义相对论理论为基础大致描述了宇宙的创生，但对于为什么发生爆炸“无中生有”——现代宇宙学并不能回答；《老子》与《易经》是形而上学性的回答——“生”“变”的内在动力蕴涵于天道意志中，这当然不是科学的回答。不过那种认为关于宇宙本原可以科学回答的人可能存在着对世界的误解，因宇宙的创生之动力的问题并非完全是形式逻辑问题，就像人类精神从宇宙物质结构中的萌发并非是逻辑问题一样。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所创造的符号有如太极图符和八卦图符如此形象地暗示了宇宙的发生与发展，《老子》与《易经》是最早的宇宙历史哲学，对于宇宙的创生、生命的诞生、人类的诞生——这三件“神迹”，老子的道论、易学的象数开辟了一条从人类生理结构形态与人类个体自我心灵的意象形态解释宇宙的形而上学途径。纯有在向实有转化——这里是宇宙奇点的完全对称到对称性破缺的演化过程——太极图符形象地表达了内部分化的两种力量的孕育和发生直至从一个整体的太极图分化出无数的太极图的历史复杂化-进化过程。这种透过纷纭复杂的宇宙万象而深刻地把握宇宙本质的能力的令人震惊处在于，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总是在印证太极图说与象数论的先见之明。

　　是否因此说太极图、八卦图的象数之学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了呢？在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时代，说某学说是科学是对该学说的赞美，而在反唯科学主义者看来，说中国哲学是科学则是误解。一种宇宙论形而上学当然不是科学，科学自有它的荣誉，但哲学-形而上学的荣誉却在科学的荣誉之外，以科学阐释宇宙历史——这在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看来是思维的误区，因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不认为宇宙历史能被完全还原为形式逻辑的科学的解释，科学的形式逻辑的精确是因为它的数学决定论的先天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作为“数学残差”在一定视阈可以忽略，因此近似正确）。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并不是以形式逻辑来支配的，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综合在一起的灵魂的“灵魂逻辑（或曰心灵逻辑）”是非形式逻辑的，也就是说我们灵魂的自我演绎是高于形式逻辑的，比如我们人脑虽然许多时候不如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强，但我们的灵魂要远远高于计算机在于——我们能懂得我们阅读或计算的东西的意义、而计算机即使再强大的计算能力也不能懂得它计算的东西的意义，“意义”只有灵魂存在者能够理解，这就是说形而上学性的人是高于形式逻辑的计算机的，计算机只有逻辑而没有灵魂，也许因此可以在此建立一个供逻辑主义攻击的靶子：人类永远不可能在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中注入灵魂。

　　太极图关于宇宙整体系统结构论的本质描述超越了西方唯物主义决定论，而西方哲学花了两千年时间才从原子还原主义逐渐认识到东方有机整体结构主义的意义——结构能并非是构成结构之部分功能的数学和。我们决不是说——因为还原论的世界观不如有机整体论高明而应该将还原论抛弃——我们不会因为有机整体论比还原论高明就企图以前者完全代替后者，而是说——还原论只能作为极高明的有机整体论之下的一种必要的思维工具，有机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关系其实就是思维中的道与技的关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技”（数学思维）可以使吾人作为理解“道”（历史性思维中的宇宙历史理性）的一个途径——技近乎道，但“技”毕竟不是“道”。实际上宇宙的有机整体性是在其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当宇宙历史产生出我们人类这种有机整体性的生命体才得以将宇宙的有机整体性以我们人类语言说出来，宇宙从最初的无的完全对称性到对称性破缺是四种力从统一到分化的开始，而四种力的形成就为物质物结构进一步进化——形成微观原子结构和宏观星系结构——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原始物质物世界的法律是四种力，那么宇宙从对称性破缺造成的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地球上从最初的耗散结构发展为自组织、自维生的生命结构——就不再是力学的法律所能笼络的了。或者说从物理学的四种力到结构能发展出所谓生命力，这里吾人从物理学可量化的物理力（四种力）到不可量化的形而上学“生命力”的语义转换实际上是基础于宇宙历史的语义学转换，是宇宙历史在结构发展中通过累积结构的创新成果而从物质形体存在者之上生发出了超形体存在者（灵魂）的。结构能对物质物能量的本质性超越在于生命体的自由行为不再遵守物质物的力学法律，而生命体的行为自由对结构本身的正反馈作用使系统结构的进化得以几何级数地增长，直至地球上一种生物（人类）出现，其大脑的结构能就把生物世界的结构能发展为极至——形而上精神世界的创造性思维的诞生，结构能的肉体自由就发展为精神者的精神自由，精神自由者对宇宙历史的能动的扰动就使人类精神世界成为对原始物质物世界的超越性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