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34]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国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
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无可奈何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普里马科夫外长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三、合纵连横,根据国家面临的具体利益及其主次关系确定和调整战略合作对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认同和战略默契关系,但不与任何一个大国持久保持结盟关系,是美国成功的重要经验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半个多世纪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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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37]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美国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