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者王元化
撰稿•贺莉丹(记者)
许纪霖:先生晚年最忧虑的莫过于三者: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其中,先生最大的忧虑是第三个,后来他每一次见到我,都要谈这个话题。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园清幽寂静,时至今日,同《新民周刊》记者忆及王元化先生,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眼睛,依然会微微湿润。与先生相交20载,谈笑有鸿儒,在许纪霖眼中,先生不仅“老派”,有滚烫理想,且有独立的意志和理论的思考。王元化晚年曾对许纪霖言,“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人是多么痛苦!”为思而在,故常感力不从心。尽管如此,黑格尔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亦是王元化终身的座右铭。其间不曾改变的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与思想的薪火相传。
“他总是服从自己的理性”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王元化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的位置?
许纪霖: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第一拨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求解放,那些真正 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文革”中的假马克思主义拨乱反正,上海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王元化先生在其中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这和王先生个人经历有关,他 1938年入党,很早出名。我藏有一套50年代初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选辑,1953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时,几乎所有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国著 名学者都写了批判文章,其中有王元化,过去的自由主义者对胡适的批判基本上是骂者居多,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语言,只能用政治表态方式;但我注意到王元化 批判胡适的文章和别人不一样,他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胡适,是说理的,理性的。多年过去了,王先生对他早年自以为正确的立场也有反思,但他有一点没 变——他总是服从自己的理性。
1955年,王元化先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他的反思比一般人要早。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都与个人处境有关,陷于困顿时,会重新思考。
《新民周刊》: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也是如此。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反思,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思想反思,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那时他读了黑格尔等人的很多著作,这成为他的 反思动力,他有一个长期思考过程,厚积薄发。王先生一开始就非常喜欢黑格尔,他欣赏19世纪人道主义立场,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们都拥有健全的理性思 考能力和独立意志能力。王先生早年欣赏鲁迅,鲁迅也是特立独行。不管哪个阶段,王先生都保存着蛮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革”甫一结束,许多人出来控诉,王元化先生的姿态不是从感性上控诉“文革”,而是反思,他与中共内部那些一流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理论家们 有着良好关系。王元化当时主要思考的是从康德和黑格尔思想中汲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关于知性的问题。我们学哲学都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但康德和黑格尔 都讲,人的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有三个阶段,知性是一个抽象理解,比如什么叫阶级性。知性是很重要的认识,但如果仅停留在知性阶段,以为知性就是理 性,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王元化先生发现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是教条主义,用抽象替代具体,而真正的理性认识是要从抽象再回到具 体,要非常细地把人放在历史背景里分析,而不是戴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帽子。
1982年,周扬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请王元化等学者作为起草人,王元化就在这个报告里贡献了对教条主义批判的关于知性的思想,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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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 08: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