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朱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1970年在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至1991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发表有「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等论文。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目录
(1)火车上的记忆(第1－第6楼)
(2)娘希匹”和“省军级”(第7－第11楼)
(3)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12－第15楼)

火车上的记忆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望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 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象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 1949 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 49 次特快是中午 12 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象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8 00:33 编辑 ]

杰亮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向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6 09:40 编辑 ]

杰亮

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

　　后来阅世梢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乾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个低洼的盆地里，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一部落，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们离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想念，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象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6 09: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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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人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

    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确实很难听。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的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见，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

　　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象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 1997 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就象三个平平淡淡的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猛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6 09: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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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杉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确实“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车站，都是两边敞开，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只要有足够耐心，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补票认罚，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边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有时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理。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 60 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成一夥。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那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 9 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6 09:50 编辑 ]

杰亮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里空气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

     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　不看犹罢，一看大惊失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的卡中山装，上衣口袋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的，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锚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起转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幸亏我那时年青，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象现在那样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抱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窃贼体面下场，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 Amtrack 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象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转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我自然想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它们总在提醒我：别装蒜啦，老夥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就写那五花大绑，就写那三寸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贼”！

　　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了。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肤。再难想象还有比这句话更为狠毒的判决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也无望走出这三点式褐色标记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8:35 编辑 ]

杰亮

娘希匹”和“省军级”

――文革读书记

朱学勤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当时也有一个消息曾激起小伙伴们的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的莘庄中学和川沙县的高桥中学。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能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象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切块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三十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四十岁以前的表情，归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表情，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四十岁改成二十岁。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五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是重点中学，有高中部，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如果临近部队大院，则更为不幸。一九六四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内地大院文化者不能办。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8:17 编辑 ]

杰亮

此为衙内语，是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八旗者，霸气也，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这才能酿出这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就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注一）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五十年代更名为继光，六十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六十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  述两类略好一些。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他们举办过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才领我们进教室。我记得我们那个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为一进校就贴出过一份长达十一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四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四万藏书中，还有许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象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8:11 编辑 ]

杰亮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的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九点开门，八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读禁书，也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 ，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雷轰顶，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儿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这些人听后十分意外，因为我当时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十二个班，六百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为是我所写而撤消这一案子。当时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进校抓人，风声鹤唳，气氛迹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消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对她提过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的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
     
    我成天抬不起头，但也得到过一些温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新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这个苗子，推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１）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人也正派。每有集体性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怎能顶过这个男教师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十三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注二）另一个助我过关者只能暗中出力，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8:22 编辑 ]

杰亮

当时的工宣队队长，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五十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吊胆，一直认为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一九七二年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问我父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后来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到《上海文学》这种地方，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敏感，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历史，后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真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象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Ｂ５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七十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星。毛泽东总爱播火玩火，但这一次从效果看，他肯定是玩砸了。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那时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伟人，还是大众，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大概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五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不知道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后者即使有，也是极为朦胧。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充实目前文革精神史过于乾瘪的研究现状。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八十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去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8: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