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走向民主的挫折

曾纪鑫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憧憧，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右两个方向放了两枪，以制造混乱与恐怖。随着两声清脆而刺耳的枪声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凶手一跃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窜。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车必有警察巡逻的车站，此时却找不到半个巡警的身影。凶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上摔了一跤，但他顾不得疼痛，迅速爬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壹

　　子弹由宋教仁右腰射入，伤及小腹与大肠，逼近心脏，伤势十分严重。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令人惨不忍闻。他自认为“从未结怨于私人”，实在想不出遭致何人暗算，呻吟中不由得连声叹道：“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疼痛稍止，他便授意黄兴代拟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在信中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只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当夜伤势渐重，便血不止。第二日清晨，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状，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2时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病情更重，唯一息尚存。1913年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1岁。临终前他有三事相嘱：第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第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第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陈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这一激起全国强烈反响的谋杀案究系何人所为，不仅宋教仁本人，社会各界也陷入迷惑，纷纷猜测不已。有人认为此案因党争而起，矛头指向其他党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党所为，企图通过这种残暴手段恢复满清皇权统治；也有人猜测与袁世凯有关——可袁世凯刚一接到宋教仁被刺消息，就义愤填膺地说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大骂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当即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凶手在逃，真相莫明，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同为肉体之躯的生命，某些个体的存在与失去，犹如一粒尘埃的飘浮与落地，显得极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与离世，会给某一群体、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与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改变某一时段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不论凶手是谁，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对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同时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则是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进程，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无可奈何地依旧背负着沉重的专制盔甲，蹒跚前行，离本真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和法制国家愈来愈远……

　

　贰

　　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宋教仁，虽置身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偏远宁静的家乡，但心中所向往的却是外面广阔而喧闹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书，受家庭环境影响，宋教仁自幼便有机会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一颗复兴中华的种子深埋心中并萌芽，终于长成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着的社会理想，与陶渊明笔下平和而宁静的“桃花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赋人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平等，有自由，过着一种“怡然自乐”、幸福美好的生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9 08: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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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不到五岁便入私塾，诵读之书，无非孔孟。可他对儒家中规中矩、文质彬彬之类的说教不感兴趣，而专心于时事、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就读，除继续研习四书五经外，还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新科目。他特别爱好兵、刑、名、法等其他诸家学说，“尤酷好历史舆地，许氏说文及古今政治诸书”，对天下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心怀大志、满腔激情的他，常与同学纵谈国家大事，每至动情之处，话语便如江河般倾泻而下、滔滔不绝。为此，大家便以“狂生”名之，一般同学担心受到牵连，不敢与他走得太近。可宋教仁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与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遨游聚会，饮酒赋诗，高谈阔论。

   　如果说四年漳江书院学习生活期间，宋教仁的反清革命思想尚属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当他于1903年春以优异成绩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接触到大批革命志士与先进思想，特别是结识黄兴之后，更是眼界大开，见识大增。此时的宋教仁，其反清救亡思想已上升到自觉的理性阶段，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之中。

　　1904年末，因策划发动推翻清廷的湘鄂起义失败，宋教仁不得不逃亡日本。留学东京期间，他对日本仿效西方经过明治维新施行君主立宪制后的迅速崛起感触特别深刻。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继续民族主义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并取代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目标奋斗不已。在日期间，他因出色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理论修养，深得留日同学赞许，被认为是“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排满反清是“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立”。不破不立，打碎与毁灭不是目的，只是过程与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先进的秩序，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标没变，胸怀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提升与超越。活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宋教仁，既是运筹帷幄、折冲尊俎的革命家与组织家，同时也是一名宣传民主、推行宪政的理论家与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并以研究学术为名，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号召所有留日学生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奋斗。不久孙中山抵达日本，与黄兴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之事进行协商，宋教仁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同年11月26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始，宋教仁的声望便不断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由于认识、性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加之反清起义多次失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对宋教仁来说，主要是思想见解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出入。鉴于同盟会倾全力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惨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断反思，于1910年提出了调整、变更反清计划的建议，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天下；中策是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事，然后北伐；下策即在云南、两广、东北等地起义，占据边远地区，再图发展。下策屡次损兵折将事业无成，上策难度最大一时无从下手，唯有中策最为切实可行。为此，他提议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及多数会员纷纷支持这一倡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时调整起义方略，为推翻清朝统治带来了新的转机。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迅速派遣同盟会中部总会要员前往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各分会皆受上海总部指挥，以连成一气，协同发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9 08: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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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长江流域八省各分会机关相继成立，在筹划具体行动方案时，宋教仁将武汉列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军身上，促请谭人凤前往武昌，力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相辅而行，伺机发动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正是同盟会中部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与推进，才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与长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响应，然后波及全国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叁

　　武昌首义爆发时，同盟会主要领导没有一人身在武汉——孙中山在海外，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举义仓促，群龙无首，革命党人只有临时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没有及时赶往武汉，宋教仁追悔莫及，引为终生遗憾。谭人凤也因此而将一些始料不及的祸事怪罪于他：“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字）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谭人凤之言虽有夸大其辞之嫌，但武昌首义爆发之时，倘若宋教仁在场，就不会有黎元洪极不情愿之“出山”，倒也是实情。此后，宋教仁为将黎元洪拉下“马”来，简直费尽心机，但也没有成功。比如他组织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就是担心武昌成为中央政府，黎元洪成为政府首脑，于同盟会不利，才不得不如此而为，结果这遭到了湖北集团以及在武汉的各省都督府代表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扮演一幕滑稽戏。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里，也没能产生一个全国性的中心机构，给清政府以许多可乘之机，究其主因，当与同盟会不信任湖北军政府，担心黎元洪坐大密不可分。

　　其实，在起义爆发不到半月里，宋教仁就匆匆赶到了武昌。只是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永不再来，好些事情也无法挽回。历史老人有时大方得不着边际，有时又吝啬得不近情理。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汉。此时清军逼近，汉口危在旦夕，黄兴一心所系是打退清兵，先立战功，再作其他打算；而宋教仁的着眼点则在“立”，他力主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以取得交战团的合法地位。一番努力没有成功，宋教仁便转向以建设新国家为宗旨的立法活动，以其精湛的法学知识及长期充分的积累准备，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

　　从《鄂州约法》的草创，到此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以及民国初期国会的运作，宋教仁都是中心人物，贯穿其中的，便是一个大写的“立”字——创立、树立与建立。

　　同盟会核心领导成员中，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分歧。黄兴总是以其豁达的胸怀，不计前嫌，弥合裂痕，与孙中山尽可能地在思想上完全认同，行动上步调一致；而宋教仁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也想毫无保留地听命于孙中山，可其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拼命地阻止他。辛亥革命前，他们的分歧在于发动反清起义的具体地点，孙中山一直着眼于边远地区，宋教仁则留意于中部长江流域。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国建设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立即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而宋教仁则主张法国式的内阁负责制。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这一看法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专制政体刚刚推翻，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皇帝垮台，而总统又形同虚设，国家一时间极有可能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其实，宋教仁此前也赞成总统制，现在之所以反对总统制、极力主张推行法国式内阁负责制，主要是因人而设，从防范袁世凯的角度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就要成立了，孙中山即将当选临时大总统，但这一切都得附加“临时”二字。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议和代表谈判，订立草约五条，其中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据传黄兴也在一封电文中说“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而民众渴求和平，以为推翻清政府后，只要战乱平息，汉人中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眼见袁世凯即将坐收渔人之利，对他素无好感的宋教仁决计早为制约之计：“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宋教仁的真实意图不便明说，所以他的提议无人理解响应。另外，因责任内阁制设立总理，宋教仁遭到其他党人反对不说，还被误解为争权夺利，想当总理。

　　误解也好，反对也罢，宋教仁仍拼全力争取。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他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决定采取内阁制，孙中山就任总统，黄兴出任国务总理。

　　临时更改政体模式，宋教仁不得不对取总统制的《鄂州约法》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鄂州约法》已成过去，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为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政务的依据，修改须征得各省代表同意。为此，宋教仁宴请各省代表，发表演说，陈述修改理由，然而应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谣言愈传愈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虽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国务员的位置，责任内阁制并未出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9 08: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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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1日，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模式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华大地的结束——至少是形式上的最后终结。

   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受孙中山委托起草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政令，须经内阁附署，明确限制总统权力。不久，又以《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法》为基础，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

   表面看来，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可以有效地控制他所认为的“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但其内里隐藏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误区与罅漏：内阁之权如何得到社会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军权的袁世凯干脆将其一脚踢开，以武力解散内阁，看似设计完美的民主政体，又将走向何方？

　　

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旦确立，革命党人无不以为中国民主建设大功告成。

　　孙中山表示卸任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实业建设，黄兴常对人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两人皆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之争。1912年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又与袁世凯协商，就民主共和政体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与政党的地位、军队国家化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袁世凯表现出的开明通达，令一直有着防范心理的孙中山与黄兴相当满意。该做的似乎都做了，于是，他们也就放心乐意地将国事完全交给了袁世凯。然后，孙中山开办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准备实现他花十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的诺言；黄兴则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为国事呼号奔走，以达“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之理想。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议会政治，而议会政治的重心在于政党制衡，因此宋教仁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原来的同盟会属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会党，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宋教仁决心“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暗处走到阳光之下，“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早在1901年，清廷迫于各种压力，曾推行立宪新政，并颁发了一道开放党禁的谕旨，为立宪党人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政策保证。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所谓朋党。国人对历史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党派、帮派并无好感，常以“朋比为奸”、“结党营私”以蔽之；而对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的认识，也是通过与朋党的比较逐渐形成：“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也，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

　　有了清末十年开放党禁的立宪基础，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初年，在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刺激与促进下，出现了一股组党、建党高潮。一时间政党林立，派系纷呈，活动频繁，正如时人所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1年武昌首义至1914年国会解散的四年时间里，全国公开活动的各种会党多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为312个。除同盟会外，当时主要的议会型政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社会党、中华进步党等。

　　面对党派过多、混乱纷立的局面，宋教仁认为这并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造成两大党对峙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于是宋教仁决心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控制多数席位，将实权揽在手中，以制衡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而且将责任内阁制曲解为总统集权制的袁世凯。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联合，将他们整合为一个新党——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讲：“全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9月3日，孙中山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此时的他，虽不能说完全厌倦政治，但至少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因此，他坚决辞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9 09: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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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兴趣与着眼点，全在实际政治。作为国民党的实际党魁，他在武汉的一次演讲中曾慷慨激昂地说道：“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奋斗方式的选择上，宋教仁将选举视为一剂灵丹妙药：“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

　　其实，约法也好，选举也罢，都是信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革命党人所制订的一厢情愿的“游戏规则”。它们在世故圆滑的袁世凯眼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高兴了，就拿这些规则往自己脸上“贴金”；不高兴了，便置之不理。

　　我们审视当年的民主改革进程，只要稍稍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就觉得体制“因人而宜”的临时更改，显得相当草率，做得极不严肃。制度应该是对事不对人，不能说对孙中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总统负责制，而对袁世凯就要约束架空。对此，袁世凯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后在执政过程中，袁世凯每发一议、每出一令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附署，这使他感到处处掣肘、极为不满。因此，尽管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有过“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也是袁世凯当初认可的最佳人选，结果两人很快反目为仇。唐绍仪被迫出走天津，旋即正式辞职，第一任内阁仅三个月便在袁世凯的强力压制下垮台。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也是洞若观火。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袁世凯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为摆脱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撒手锏——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辞不就。当然，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并非不愿任职，只是总理之位，必须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选举，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名正言顺地得之。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

　　收买不成，宋教仁在袁世凯眼里便成了专与他过不去的政敌、异己与障碍。谭人凤曾言：“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1912年10月15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回乡省亲。虽置身于陶渊明笔下那宁静澄澈的境地，而外部世界的喧嚣，却不时搅扰、打乱他的心绪。于是，他不得不告别故乡，顺江而下，在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大本营”——长江中下游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每到一处，都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

　　正在这时，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初选告捷。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取得了参众两院总议席870席中的392席，得票率高达45%，而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三大党的参众两院席位相加，也不及国民党议席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得知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第一次真正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不由得欣喜异常地说道：“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踌躇满志的他，不禁跃跃欲试，准备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并考虑安排有关职位人选了。

　　

伍

　　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不仅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社会各方都希望尽快侦破宋教仁被刺一案。案件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他闻讯后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路局声誉，也主动拿出5000元赏金缉凶……

　  随着侦破工作的有力开展，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真相，如剥笋般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身材矮壮、满脸横肉的凶手——原清军武官、山西人武士英被抓。可他并不认识宋教仁，也不知道所杀何人，只是流落上海生活无着，为了1000元大洋赏金，按他人提供的照片，如此制造了震惊天下的“宋案”。一番审讯之后，武士英很快就供出了主使人——江苏驻沪巡查长、中华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应桂馨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孙中山发现他品性不佳，为人奸诈阴险、骄横跋扈，将其撤职。此后，应桂馨便来到上海谋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9 09: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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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巡捕房紧急搜查了位于法国租界的应桂馨住宅，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一位名叫周南陔的警探灵机一动，以计谋骗得应桂馨一名小妾的信任，从一个藏在墙角洞穴中的小箱内，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信件与电报。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电报、信件竟与北京政府有关，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此二人乃袁世凯心腹。事关中国政局，缉查此案的巡捕房不得不慎之又慎。但无可更移的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宋案确与国务院相连，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孙中山再也无法安心开办实业修造铁路了，宋教仁遇刺，凭直感，他觉得此案与袁世凯有关，于是他马上结束日本访问行程提前回国。3月25日他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宋教仁遇刺时，黄兴正在现场，当时一气之下，就想以同样方式予以还击，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后来冷静下来，觉得已是民国时期，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应按法律程序解决。4月16日、17日，应桂馨、武士英两犯由租界引渡到中国上海司法当局，所有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全部移交。在黄兴、陈其美等人坚持下，上海地方法庭决定于1913年4月25日公开审理宋案。

然而，就在开庭审理前一天，凶手武士英竟在严密的监护下中毒身亡。凶手目的昭彰，显系杀人灭口，以掩盖真相，干扰司法。本已明朗的案情急转直下，再次陷入迷雾与僵局之中。4月25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案情侦查情况及相关证据通电公布。《民立报》、《国风报》、《国光新闻》等全国报纸闻风而动，纷纷发表文章，称北京政府为“万恶之政府”，抨击“政府杀人，政府暗杀人”。一时间，全国各地因刺宋案激发，变得动荡不安。

　　对于如何妥善处理和解决刺宋一案，国民党内部分歧很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此时的孙中山，可谓完全看清了袁世凯集权独裁的真实面目，认为靠法律无济于事，只有迅速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说：“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而以黄兴为首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则认为，一旦开战，列强就会乘虚直入再次瓜分中国，况且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相比，实力远远不及。会议一次次地召开，双方认识不同，各执一端，也就无法制定具体而有力的应对措施。

　　直接凶手武士英已死，供出的幕后主使人应桂馨万般抵赖，与应桂馨电函往来的洪述祖逃入青岛租界，一时间又找不到赵秉钧授意暗杀的充分证据，刺宋一案极有可能不了了之。

　　事实也正是如此，洪述祖在青岛发了一个通电，说与应桂馨的联系，是假借中央名义，只想毁坏宋教仁名誉，并无谋杀之意。赵秉钧便以洪述祖通电为据，将宋案推得一干二净，对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的特别法庭的传讯，更是置之不理。不久，就连关押在上海监狱的应桂馨也被人劫狱救出，躲入了青岛租界。

　法律无法解决，唯有动武了。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似乎早就作好了动武准备，他一生所崇奉的一是贪诈，二是武力，贪诈不能解决的，便用武力。宋教仁倒下了，并不等于国民党的瓦解与臣服，他知道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事必不可免，同时他也想乘此机会，一举征服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一劳永逸。4月26日，即宋案证据通电宣布的第二天，袁世凯不惜以五厘高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磅的巨额借款合同，作为其动兵及贿买各方的备用资金。

　　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孙中山、李烈钧始终坚持兴兵讨袁，或反对、或游移的黄兴等人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观点不断改变，态度也在动摇，但意见最后仍未达成一致。直到袁世凯调兵遣将、军事部署完毕，撕破脸皮向国民党人发出通牒，并在6月份罢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后，国民党内部才达成一致，于仓促间发动了“二次革命”。

　　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失败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而在两年之前，他还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清廷请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他提出六项措施作为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解除党禁，可他一旦当选民国大总统，就出尔反尔、倒行逆施了。此后，袁世凯更是偏离民主建设轨道，在专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4年1月10日，强令解散国会；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1915年12月12日，下令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上演了一出称帝闹剧……

　　宋教仁被刺一案既促成了袁世凯的迅速垮台，也造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动势力的猖獗。毫不夸张地说，宋案乃中国近代一大转折，标志着17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广为采用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象征着近代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的努力归于失败。               

资料出处：「传奇故事」(2008年第12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9 09:08 编辑 ]

杰亮

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

李强

一、学术界关于民主问题的纷争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主与宪政问题在两个时期成为我们国家关注的焦点：一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另一个就是最近十多年。前一段，有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影片——《走向共和》——以电影的方法，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段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政治改革的问题，已有很多争论；但是，对于中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这一问题的实际的讨论，出现在民国初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然而，中华民国的实践，并没有像民主的倡导者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带来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相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采取了法治之内的和法治之外的手段，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追逐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或者他们自己的私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民国初年，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体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袁世凯为后台的筹安会，邀请了当时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政学家、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古德诺，以及日本非常有成就的宪法专家有贺长雄。他们提出了所谓“国体”的问题。国体问题基本的要点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传统的国家，中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有贺长雄提出，存在着两种共和：一种，是君宪共和，有君共和；另一种，是无君共和。按照他的逻辑，在中国这个国家，如果想实现政治稳定的话，可能实行“有君共和”比较合适。

当然，很不幸的是，这场关于民主国的共和形式的讨论，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讨论。袁世凯个人的野心以及他所采取的一些相当不正当的政治手段，把这场讨论的学术性掩盖了。作为它的对立面，不仅当时的革命党强烈地反对，而且一直与袁世凯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进步党——以梁启超为代表——也强烈反对。梁启超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露了袁世凯企图复辟专制帝制的阴谋。但是，梁启超对有君共和与无君共和这样一个本来值得仔细探讨的问题简单地一笔带过了。当然，当时的环境确实不适合讨论中国是应该实行有君共和还是无君共和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袁世凯本人利用了这个理论为自己复辟帝制服务。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

最近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来，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在理论界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本来，在改革开放之后、90年代初期之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民主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问题只不过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需要付出什么努力、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外在的环境。90年代之前，大家对于民主制度的可欲性、它本身的价值，人们的怀疑是不多的。

那么，为什么最近有人争论了呢？我想，这和国际大背景有关。一个是，苏联东欧的以民主化为重要内容的改革，并没有带来大家开始所预期的那样一些积极的后果。在苏联东欧之外，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以民主为内容的改革，也遇到了种种挫折。所以，国内学术界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有了许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争论。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两类主要的观点：赞成民主的和反对民主的。

赞成民主的学者们，可以从国外民主派的著作中得到很多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亨廷顿的“第三波”理论，这个理论把西方的民主理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概括。这个理论说，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正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化浪潮。根据亨廷顿的分析，第一波，1828年到1926年，主要发生在西方传统的民主国家，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倒退；第二波，1943年到196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其余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之后，又有一个短暂的挫折；第三波，1974年至今，规模更加浩大，向世界其他国家蔓延。

根据西方主流民主派的理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那么，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把赞成民主的理由概括为四个论据。

第一个是保护性论据。自近代以来，很多人持有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讲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一个好的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阶级控制了政权的话，它就完全有可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追求社会大众的利益。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民主制度是必要的。这个论据，最早应该是在英国19世纪向民主制过渡的时期，由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如边沁（Bentham）、穆勒（John Mill）提出来的。在国内，希望实行民主化的人，在本质上是诉诸这个论据的。他们认为，我们的政府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的腐败，有很多追求少数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现象，甚至有很多强势群体，利用政权剥夺大众的利益，追求他们的私利。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使中国的政体进一步民主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腐败，增加政权的公共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 08:51 编辑 ]

杰亮

赞成民主的第二个论据，可以概括为合法性论据。许多人秉持一种观点：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人们有理由、有权利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自主。公共权力是大家共同的权力，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政权。一个政权，如果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就没有资格得到人们的拥护。我在讲西方思想史的时候，经常讲到卢梭的理论。卢梭讲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强盗，闯到我家里来，拿着刀子，逼着我把钱给他。我不得不给，但是，我没有服从他的义务。同样的道理，一个政权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我就没有服从他的义务。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政权如果希望稳定、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政权就只能是民主政权。

赞成民主的第三个论据，就是民主的教育功能。尽管国内学者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讲得不算多，但是大家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会隐隐约约地谈到。鸦片战争之后，在我们中国最早接受西学的时候，人们就对西方的民主制度非常感兴趣。很早的时候，林则徐、魏源等人就已经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导致了上下一致、君民沟通，导致了西方人的强烈的爱国心。甲午战争之后，严复专门写文章讲到，民主制度下的人爱国。这就是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才能够培养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公民意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专门提到，美国人爱国爱到贪婪的地步。他说，在美国，大家讨论国家的事情如同讨论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国家有一个人受到了外国的不公正待遇，全国的人都会像自己的家人遇到了不公正的事一样愤慨。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穆勒在《代议制政府》里专门讲过，在民主制度下，可能有千千万万个爱国者；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最多只可能有一个爱国者。中国近代，从1840年以后，许多思想家都希望在中国引入民主制，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认为引进民主制之后，中国人就会爱国，就会齐心协力保卫国家。

赞成民主的第四个论据就是，民主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不是所有人——对经济有好处。当然，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民主对经济有没有好处，我想，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得诺贝尔奖的Sen在讲到民主和经济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在民主制度下，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灾荒。Sen最早是研究饥饿经济学，灾荒经济学的，他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灾荒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发现，大规模的灾荒、大规模的饥馑、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独裁国家、专制国家。独裁和专制会导致信息的不流通、信息的封闭，会导致分配的极度不均，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关于粮食的信息，从而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在比较民主的印度，尽管人均粮食产量、人均GDP相当低，但是，印度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关于民主的优点，大概有以上四个方面。但是最近若干年来，在国外，也包括在国内，人们对民主的质疑越来越强烈了。现在对民主的批评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是领导层认为我们条件还不成熟，稳定是第一要务，我们要慢一些。现在，很多人从理论的角度批评民主，这包括中国的学者，比如，我的朋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就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批评“民主的迷信”。当然，他只是众多批评民主的人之一。反对民主的理由，我也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民主能不能实现共同的利益？赞成民主的人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防止某一个阶层专断地控制政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共同利益。但是，这些年来，反对民主的人，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在民主制度下，也往往有利益集团通过操纵选举，或通过影响立法，影响政府决策。大家如果想到美国研究民主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多元主义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就会看到这种反对民主的论据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此，他们认为，民主往往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利益定格化、明显化。不实行民主的时候，大家还朦朦胧胧的，你的利益、我的利益还不大清楚，大家往往还有一种共同利益的幻觉。要是真正实行了民主，就会造成阶级的分化，你的利益，我的利益，穷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非常明显。而且这些利益还会通过政党的方式定格化。当然，有些反民主的人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按我的理解，他们的担心就是，一旦实行民主，不同阶层的利益就会固定化；如果这些利益分歧再和政党结合的话，就会使整个国家的利益完全分裂成多元的利益，从而不能寻求共同的利益。

与第一个观点马上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在一个多重民族、多重文化的国家之内，如果实行民主，往往会激活多重民族、多重文化的identity（认同），形成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因为，任何研究也不能否认，民主可以使民族的identity明确化、政治化。比如，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台湾实行民主，台湾的独立意识就变成了台湾政治中“免费的午餐”。因为，在实行民主的时候，在一个民族、种族或者族群内部，调子唱得越高、越激进，越能获得选票。世界各国都展示出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实行民主的话，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就会特别强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 06:55 编辑 ]

杰亮

美国人打伊拉克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以为打了伊拉克之后，就是解放了伊拉克人，伊拉克人就会接受自由和民主，放弃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identity。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历来认为，讨论政治理论的时候，有三层问题：最高的是identity的问题，who is who，你是谁，我是谁；其次就是关于制度的问题，自由、民主还是专制、独裁；第三个，最低层的问题，就是政策问题，譬如分配问题，正义问题，你多一些，我少一些一类的问题。三层问题中，identity处于最高层。没有实行民主的时候，identity往往不能制度化、定格化，如果实行了民主的话，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identity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反对民主的论据就是怀疑民主制度能不能产生高素质的领导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对于一个政府制度而言，政治结构的高效率、领导人的高素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民主制度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把原来的多重标准简化为单一标准：数人头，多数人认为他好，他就上去了。然而，在选择政治家的时候，一般老百姓的理性能力并不是永远都令人钦佩的。对此，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比如说最近美国加州的选举，著名影星阿诺就当选了州长，至于阿诺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的加州州长，我想大家有很多的质疑。用民主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最终标准就是数人头，然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唱歌唱得好，跳舞跳得好，人性随和，等等；人民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原因，但是他并不一定适合当领导。当时美国总统选举，布什当选，很多人就说，布什这个人不聪明，他们说，这就叫民主吗？民主有什么好的？不就是选出这样的领导人吗？我们国内选举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不民主的时候，100个领导有99个混蛋，大家都说：哎呀，不民主的制度嘛，这是可以想见的，没有办法。如果实行了民主，100个领导选出了1个混蛋，大家就痛心疾首：这就叫民主吗？这样的人怎么能选上去呢？怀疑民主制度能否产生高素质的领导人，是批评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

批评民主的人还有一个论据涉及到民主和经济的关系。我个人感觉，民主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的发展有着多重因素，不能轻下断言。比如，中国最近经济发展得好，印度经济发展得差，而中国民主的程度没有印度高，这是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化程度高，中国的低呢造成不同的经济结果呢？我想，我们不能马上得出这个结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因果联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给学生讲政治理论的时候，第一节课要讲一个小故事，以说明建立因果联系是极为困难的。什么小故事呢？我本人的一个小故事。我以前在英国念书，1987，我从到美国访问——当时我太太在美国念书，去了以后没几天，国内发生了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后导致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辞职。过了两年，1989年，我又从英国到美国，过去不久，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八九风波。这两件事情，我去美国和国内政治风波都有先后次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推论：由于我不明智地采取了从英国到美国这样的行为，结果导致了国内政治的重大事件呢？（掌声）休谟很早就警告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现象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是极为困难的。

回到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有多种因素。譬如，马克斯·韦伯讲过，新教伦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极大。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一位朋友跟我讲，为什么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比当地人经济成功一些？他说，好比说拉洋车，印尼人拉了三天，觉得后两天够吃了，就先休息两天，然后再干；中国人呢，拼命地干，攒到钱以后买一部洋车；他们最开始是自己拉，拉到后来，就可以出租洋车给别人拉了。我想，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经济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在分析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另一个社会经济不发展的时候，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的原因是不合适的。如果真要这么做，也必须要有分析框架，指出民主如何导致经济的不发展。当然，经过仔细研究，我觉得，民主确实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民主可能导致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以印度为例，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驻中国及驻印度官员的著名经济学家林重庚指出，印度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特征是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林重庚注意到，印度农村存在“广泛而持续的贫困”。但印度的政治家“很少采取行动去改变它们”。相反，由于民主选举的压力，印度的地方政治活动“变成了竞争性的民粹主义”。“在每次选举中，各个政治派别许诺向农民家庭免费提供水、电力、煤油和其他基本商品。目前，对电力、食品、化肥和汽油的补贴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很早就预言，民主有可能导致福利主义。印度、拉美民主政治中民粹主义导致福利主义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在我把当前赞成民主和反对民主的论据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必须在两个非常不可爱的选择之中进行选择：要么，实行民主，我把这种民主概括为大众民主，比较强调大众参与、直接选举；要么，为了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可爱的后果，就继续维持权威主义。目前的理论界大概就这么两种观点。所以，我今天希望超越大众民主和权威主义，提出来一种新的理论思路，以期鱼和熊掌兼得，这正是我今天这个题目——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的涵义。那么，我马上转向今天演讲的第二个部分：西方的共和主义传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 06:56 编辑 ]

杰亮

二、西方的共和主义传统

对“共和”这个词，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什么是共和？共和就是无君。比如，原来我们中国实行的是君主制，后来，我们废除了君主制，发展为共和国。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共和国的基本含义。这个含义，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共和主义”。共和主义和共和国之间有不少联系，但是我希望通过历史的描述给大家展示共和主义的内涵。

如果我们要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实还是相当复杂的。从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来说，西方几千年，真正比较成功的，是一种叫“共和主义”的制度。当然，我后面会讲到，共和主义制度是包含着民主的成分的。

在西方，共和主义有三个主要的里程碑，或者说有三个主要的代表：罗马，英国和美国。下面我想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共和主义的问题。

西方在古希腊的时候，都是一些小城邦。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制度代表：一个是雅典，实行民主制；一个是斯巴达，实行贵族制——有人把它叫做贵族共和制，但是我觉得还是贵族制更加合适。

在我看来，希腊的政治是不太成功的。为什么呢？第一，城邦特别小，五万人，十万人，多的三四十万人。而且城邦之间还不停地打仗，开始是小的冲突，最后，以雅典为代表的一方，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另一方，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雅典和整个希腊地区元气大伤。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伟大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次战争。战争之后，许多希腊哲人开始反思希腊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反思的结果，比较一致的看法，民主制度是比较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的制度是一个循环的制度。他指出，希腊历史上最早的制度是君主制，是一个人的统治。君主制最开始是有道的君主，为什么有道呢？因为他考虑的是整个城邦的共同利益。但是，如果君主的权力不受限制的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君主制就会堕落，堕落成暴君制或者僭主制。这仍然是一个人统治，但是这个人已经不考虑共同利益，而只考虑他一个人的利益、一家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在城邦里有地位的人——也就是贵族——起来跟他进行斗争，这样君主制就转变为贵族制。起初，贵族制的统治虽然没有君主制那么精良，但是也还是能够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城邦的利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几个大户往往就联合起来追逐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忘记了社会大众的利益，贵族制于是堕落成寡头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城邦的人就会很愤怒，就会起来反抗；反抗的结果往往就是把统治权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城邦就变成了民主制。但是，一旦实行了民主制，由于人的层次参差不齐，一般百姓对政治不甚熟悉，民主制最后就很容易堕落为暴民统治，或者多数暴政，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所以，当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雅典的政治非常不满。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比较好的政治，应该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成分混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既能保证政治的稳定，又能保证政治的质量。然而，希腊人并没有能力、或者说并没有能够最终实现这样一种共和的理想。共和理想的实现首先是在罗马。

我今天讲的共和主义是从共和政体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学术界以前对罗马的研究是相当不够的。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对哲学、文学强调得比较多，所以希腊成为我们研究西方文明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希腊是相当不成功的。那么几个城邦，巴掌大的小地方，还不停地打仗，从来没有能力在大家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但是，这种情况在罗马就不同了。

讲罗马的时候，我要谈到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罗马时期的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所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的兴起》）。波利比乌斯是希腊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在罗马见到罗马政治的运作，发现了罗马的伟大。罗马建立共和国之后，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但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的时间，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帝国，统治了差不多欧洲当时所知的全部地方，统治了北非，统治了中东地区。于是波利比乌斯就写了《罗马帝国的兴起》，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波利比乌斯发现答案非常简单。在《罗马帝国的兴起》的第六卷，他说，罗马成功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罗马的constitution——直译的话就是“罗马宪法”，我把它译为“罗马的政治制度”。罗马的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呢？波利比乌斯发现，罗马的政治制度就是典型的共和制。共和这个词，res publica，就是从拉丁文来的，指的是“公众的事务”。共和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真正建立共和制度的，是罗马。

波利比乌斯把罗马的制度与雅典的制度、斯巴达的制度、北非迦太基的制度进行了比较，比较之后发现，罗马的制度是最优秀的。为什么优秀？共和。什么叫共和？共和就是混合政体。波利比乌斯说，任何一个政体，如果是单一因素的——君主制也好，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都不会稳定，这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一样的。单一因素的政体为什么不会稳定呢？如果君主能够一心为公的话，君主制也是很好的，但是君主往往不能一心为公，他会堕落为僭主、暴君；几个大贵族联合起来进行统治也是挺好的，但是贵族往往堕落为寡头；民主如果做得好也是很好的，但是民主往往导致多数暴政或无政府状态。所有单一因素的政治制度体都可能堕落。波利比乌斯发现，罗马制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罗马的制度把各种因素混合在了一起。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 06:5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