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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华风云论剑

应华夏时报和中国民生银行邀请5月10-12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有着“鬼才”之称的世界杰出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首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经济学界风云论剑,揭秘美国神话的迷失,把脉全球经济。保罗-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 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王松奇VS克鲁格曼 中国经济5年内能否超越日本

12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以下简称克鲁格曼）来沪，就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机遇问题进行主题演讲。期间，克鲁格曼坦言，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2日上午，面对主持人芮成钢关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迅速回答：“5年”。王松奇解释称，2009年日本经济增速萎缩6%以上，而中国则是增长8%以上，同时，人民币是唯一单边向上预期的货币。(「华夏时报」2009年5月16日 、记者：朱湘莲、李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16 10: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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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危机不会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中国还没有能力引领世界走出经济衰退的趋势，克鲁格曼表示，有消息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但其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此外，由于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并不大，所以，“中国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有经济学界“预言家”之称的克鲁格曼表示，世界经济将在几个月后止跌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复苏的时间，“谁也看不见”。克鲁格曼继续预言：危机可能会持续2、3年，甚至更久。

此外，主持人芮成钢提出人民币是否会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问题时，克鲁格曼则幽默地回答，“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可能是看不到了。”(资料来源:「新民网」、2009年5月12日，记者:王晓庆、张骏斓）

克鲁格曼：全球央行参与救市，效果很微弱

昨天，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过度举债造成了全球经济泡沫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而今年4月初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达成的继续举债的决议，只代表了各国短期内稳定经济社会的考虑，当经济复苏之后，全球经济必然改变这种过度举债的模式。

上海之行是他中国之旅的第二站，今天他将飞赴广州继续同一主题的演讲。

对于全球经济何时复苏，克鲁格曼表示，各国政府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挽救经济，可以提供一个缓冲，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让他找到经济复苏的理由。虽然存在缓慢复苏的可能，但世界经济很可能呈现一个L形，很长时间都无法复苏。

全球央行积极参与救市，并希望能够继续扩大政策力度，但克鲁格曼认为，利率政策用尽以后，央行购买资产、买入机构债等非传统举措，实际效应十分微弱，仅相当于降息1个百分点。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形是在上世纪30年代，实际上利率已经接近零，但负利率在实际中很难落实。

在回答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博客)的质疑时，克鲁格曼表示，G20伦敦峰会各国当前继续支持大规模举债刺激经济，是出于当前危机演变特点的考虑，政府短期内必然采取的一切可以避免形势恶化的举措来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但全球经济复苏之后，过度举债的问题将不会持续。

克鲁格曼VS王松奇 “买美国货”只是政治口号

昨天，在论坛上，中国学者和克鲁格曼再次延续了北京会场上的激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的最大国，应为拯救世界经济承担最大责任。

克鲁格曼认为，10年或20年前确实是美国一国独大，但世界已经变化了，现在不在是单极化世界，而是多极化，全球经济复苏不能只靠美国。“如果所有国家都共同行动拯救经济，就不会有国家担心我这么做不利于我自己。”

王松奇认为，奥巴马的救市计划中包括优先采购美国产品，显示出美国存在贸易保护倾向。

克鲁格曼辩解说，“购买美国货”只是国会里有政治意图的人的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政策。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保护主义。相反，“其实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他们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3 09: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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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VS克鲁格曼 改变美国在IMF独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和克鲁格曼对话时强调,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改变美国在IMF一家独大的局面。

夏斌表示，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IMF治理机构中间，美国老是一家独大的局面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决议85%通过之后，美国一个国家一家独大能够否决？通过这轮金融危机的教训，首先我们要把它改过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更是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克鲁格曼对此则表示，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一家独大的认识是非常好笑的。“IMF通常是由欧洲来运作的，我们必须要记着IMF是由法国人来运作的。这次美国还帮助建立了亚洲基金，为亚洲市场提供流动性。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政治的决定。”(资料来源：「东方早报」、2009年5月13日 作者：沈雁飞)

夏斌激辩克鲁格曼：美国是否应该卖黄金抵债

12日下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以下简称克鲁格曼）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就“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与多名经济学者进行讨论。期间，与会人员就中国贸易赢余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进行激烈讨论。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就各经济体负债危机情况向克鲁格曼发问，克鲁格曼表示经济体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继续发债是一项“权宜之计”，从短期应对策略来看，继续发债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增加杠杆刺激经济的发展，这样有可能可以渡过难关”。

克鲁格曼还表示，依照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将国内资本借债给相对发达的国家，这样的举动不符合市场资本流动规律。“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新兴的经济体把很多自己存的钱输出到国外去，而且没有利息，以零利率借给外国用，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是对于中国资源的浪费”，克鲁格曼称。

“穷人得了脂肪肝”，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在12日上午的对话中如此回应克鲁格曼。王松奇解释称，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低效，目前不能有效地通过投资积累的方式进行资本储备，所以才会购买相对安全的美国债，中国政府2万亿的外汇储备是“不得已而为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则质问克鲁格曼，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债务，拥有8000多吨黄金储备的美国政府为何不在关键时刻卖一点黄金兑换美元，反而是不停地发债。此外，“美国的一些专利、技术该卖的都应该卖”，夏斌表示。

克鲁格曼则表示，“我们不需要钱”。克鲁格曼称美国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对，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么要求美国是不对的”。

同时，夏斌还表示，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构中间，美国老是一家独大的局面是不合适的，“为什么85%的决议通过之后，美国一个国家一家独大17%一否决？”

克鲁格曼则回应称，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一家独大的认识是非常好笑的。“IMF通常是由欧洲来运作的，我们必须要记着IMF是由法国人来运作的。这次美国还帮助建立了亚洲基金，为亚洲市场提供流动性。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这是没有什么问题，这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克鲁格曼说。(「新民网」、2009年5月12日，记者:王晓庆、张骏斓)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3 09: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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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称当前形势有助中国扩展领导力

2009年5月12日，由华夏时报和民生银行主办的“非凡财富”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活动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此次活动。以下为文字实录：

　　问：克鲁格曼教授，您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说利率不可能低于零，而预计的实际利率会为-5%，您认为政府怎么做能抵消5%的负利率？

　　答：我们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我们能做到但事实上还没做好的事，即让央行购买其他资产。我们不能降低短期利率，但或许可以把商业票据的利息调低，降低长期利率。美联储正设法做这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可以尝试采取财政政策，即刺激方案，来替代降息，增加开支。政府首先可以做的是设立通胀目标，来降低实际利率。政府可以作出一个保持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可信承诺，但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没做好准备。总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

　　问： 为什么政府现在不愿意这么做？

　　答： 因为很多人希望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低位，他们很不情愿看到这一目标发生改变。因此，现在这么做缺乏可信度，要等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需要这一政策的时候再承诺较高的通胀率。由于很多人仍然认为此次危机会很快结束，所以将其形成政策还不太可能。如果此次危机持续两三年，那时我们或许需要这一政策。

　　问： 您认为我们到什么时候就真的需要这项政策了？

　　答： 到我们真的开始像日本那样，出现多年的，当我们自己也出现“失落的十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目标或许就会成为一种可能的政策。

　　问：您预计那可能需要多久？

　　答：三年。

　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在昨天的演讲中提到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您看到许多人在酒吧一边看CNBC财经新闻一边讨论。您怎样评价这种公众文化，公众对财经的痴迷？

　　答：这是一种进行量化判断的简单方法，现在你也可以用谷歌搜索某个关键词，看它的点击量。这有一点指标意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种观察。很明显，在1992年，我们是一个对股票市场极其痴迷的国家，而在2005年，显然我们又对房地产市场着了迷。这些都是很好的指标。

　　问：在您看到这些指标事件后，您是否会回去研究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人们会在特定时期对某些事物如此痴狂？

答：我想上面两种情形背后的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股票涨了又涨，人们就会进入股市；房价持续攀升，(人们又开始买房)。我记得在2005、2006年间有张漫画，画的是纽约街头的人们，画面上呈现出每个人脑子想的东西，结果都是自家住宅的平面图。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心态。

　　问：您是国际贸易专家，而且您认为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您认为，此次危机结束后，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将会是什么样的？

　　答：我想会和现在差不多。等经济危机逐渐消退，贸易会恢复元气，除非危机比预想的严重得多，比如出现大萧条，造成国际贸易数量的急促下降，因为大萧条都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但我认为经济形势不会坏到那种地步。因此，贸易格局还是会跟原来差不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会持续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3 1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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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与印度的竞争力比较？

　　答：其实我本人并不认同“竞争力”的概念，多年以前我就在自己的书中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快，但印度的增长加速度更高。我们无法预知两者最终的胜负，任何人言之凿凿地说二十年以后谁更胜一筹其实都在自欺欺人。中国跟印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只是两者都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大量的人力潜能，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问：一些人对中国南方制造业的竞争力表示担忧，以您看哪些国家会成为中国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对手？

　　答：我们知道，中国仍然是低薪酬的国家，但不是薪酬最低的国家。因此一些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重心在向薪酬更低的国家转移，比如越南。但这是很正常的，是发展的一个链条，可以说是个好现象。日本曾一度也是低薪酬国家，但它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生产高科技产品的高薪酬国家，日本也将很多制造业外包给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循环。

    问：包括您在内的一些人士对于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持批评态度。我们不妨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如果中国并未采取这一做法，您认为中国可以进行哪些更合理的投资？

　　答：中国没有必要持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我读到的所有资料都表明中国仍有大量的国内需求。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进一步加大，两万亿美元可以用于大量国内需求的改善，却被用来买了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问：您提到了对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表示担忧，因为测试结果看来银行似乎不会进行大的改革，如果确实如此，会产生怎样的相关风险？

　　答：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不对银行的透明度进行有效改革，结果就是金融体系会重新形成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相同条件。我们有两个前车之鉴。其中之一是在1998-1999年，当时的情形跟这次金融危机很接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信用危机，一同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严峻形势，但我们成功脱身。我们当时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进行改革，所以才为这次危机埋下了隐患。另一个例子是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大萧条，那次危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也带给我们50年的稳定。因此，我感觉我们正在滑向1998年而不是1930年的情形，这不是好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在10年以后又会遭受另一次经济危机。

　　问：这么说，您认为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重视您谈到的问题。

　　答：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说必须要进行监管，我写文章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进行改革。

　　问：我们都在谈论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及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果抓住这次机会，尤其中国和美国。

　　答：我认为机遇就在于完善经济体系。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弊端，也是严重不公平现象的根源之一，金融业的过度繁荣使我们的社会更加两极分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走出这一步，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公平、稳定。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对中国来说，这个话题要轻松一些。我常常说，在当今世界，意识潮流的领导者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有更多的可能性。当年我们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华盛顿说，我们知道怎么做，世界应该以我们为榜样，此外没有其它不同声音。但现在，情况证明美国模式也有缺陷，现在就有机会谈谈其他各种途径了。如果中国想在世界扩展自己的领导力，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就是个大好机会。

　　问：过去几天您在做演讲和参加讨论时有什么感想？有人说您不大了解中国，你对此怎么看？

　　答：没错，我对中国的经济是了解不多，但我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陌生，这并不是件什么难事。我也不想假装自己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

　　问：您提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与美国应该如何合作？

　　答：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在汇率政策上达成一致，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贸易上达成一致，需要制定一些贸易规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环境保护上合作，在这次危机过后，环保将是两国之间的最主要议题。所以，将会有很多很多会谈，很多外交斡旋，也会有很多人为此争论不休，但这是件好事。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2009年5月12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3 10: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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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群英四度论战克鲁格曼

从北京到上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旋风式的中国之行让不少人充满期待，希望大师一如既往地发挥预言家本领，预测世界经济的未来，更希望他能把脉中国经济给国人以高屋建瓴般的启发。但让很多人失望的是，克鲁格曼的演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多少建议，而是以学者的口吻指出中国经济的种种不是，甚至一度把经济危机的根源都归咎到了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之上，这引发了与多位在场中国学者的激辩。

　　事实上，在美国本土，就连白宫都小心地避免激起克鲁格曼的怒火，即便来到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有56年历史的文治堂，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和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大师显然也不想改变风格，既没有“客随主便”，也不屑于只讲讲“侬好，阿拉爱上海”式的客套话。

　　习惯了二元思维的中国听众第一次遭遇了某种尴尬。

　　

预热：超主权货币之争

　　其实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已经领教了一番克鲁格曼爱凑热闹的个性。

　　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发表于央行网站的署名文章中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在文中特别指出，应考虑充分发挥SDR（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用新的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这样的提议势必动了美元的“奶酪”。不久，克鲁格曼就言辞激烈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美元之困》的文章表示反驳。

　　他认为周小川之所以提出这个超主权货币资金，刚好承认了中国自己最大的短处与痛处。中国与去年相比，出口猛跌了26%，并且对在美购置的债券安全极度焦虑，所以中国才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提议，充分暴露了中国最大的短处，这个提议也让世界尤其是美国很不安。

　　归纳起来，克鲁格曼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已陷入到一个两难困局中难以自拔：如果设立新储备货币，必会引起美元狂跌，而中国在美元资产最多，当然受损也会最大了；如果不设立，目前中国已变成了“美国财政部债券共和国”，债券回报率接近于零，等于白给美国人作贡献，也挺冤的。

　　周小川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不容置疑的，那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节约习惯，是美德。对此，克鲁格曼也进行了挖苦。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中国民间不少学者，不久这次论战就拉扯进了更多的口水。

　　

第一战：贸易盈余与人民币汇率

　　可能隔空作战不够过瘾。在12日来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尽管克鲁格曼自称对中国经济不是很了解，但在题为《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演讲中，他抛出了他认为中国要面对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的贸易盈余问题，他说：“如果两年之后，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中国继续保持大量的世界贸易盈余，就会被视作麻烦的制造者。”

　　然后，克鲁格曼还语出惊人地把中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解释为是中国操纵汇率的结果：“美国国会每年会审视一下中国的货币，财政部会汇报一下是否每个国家在操纵货币，每年的审议中，答案都是中国没有操纵货币，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诚实的评估，这是避免冲突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讲得十分肯定，但自己也没有提出论据。

　　彼时，台下包括CBN记者在内数以千计的听众顿时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气氛：大师的演讲确实尖锐。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16 09: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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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格曼的这个观点马上激起在场中国学者的反驳。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回应说，贸易盈余问题怎么解决？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很清楚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我们长期的方针。但美国也要看到，当中国这个大国经济体以内需为主的时候，长期依靠进口贸易赤字维持增长的美国，或者说70%主要为消费GDP的美国，它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影响。

    就此，克鲁格曼表示并不同意该看法。克鲁格曼表示中国有可能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5年超越日本的猜测“不合理”。同时，克鲁格曼表示目前世界经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其实是美国和欧元区，中国依照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想超越美国或者欧元区，克鲁格曼坦言，“很难！”

    而让夏斌表示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老是引导我们讨论中美贸易汇率的问题？”针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底根源是什么？夏斌认为是美国对这场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判断失误，拼命地扩大信用。导致危机的客观制度基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引导世界的知识界去研究去改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夏斌这样质问。

　　在北京演讲时，克鲁格曼再次重复说：“如果要描述中国的盈余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的话，就太有想象力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且保持一个相对弱币的地位，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果。”

　　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反驳：“世界各国中，有些实行自己的货币不可兑换，有些决定不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克鲁格曼先生如果认为凡是选择实行自己的货币不可兑换的就是操纵汇率，那么中国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就注定要永远操纵汇率下去了。”

　　尽管双方措辞都有点激烈，不过克鲁格曼对于中国学者的质疑听得十分认真，不停地用手中的笔在纸上记录要点，并不时地思考怎么去化解和还击。

　　

第二战：美元是不是应该负责任？

　　对于美元的辩护，克鲁格曼同样采取了某位美国官员的逻辑：“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问题是你们的问题。”

　　他说：“美元的角色因为是流动性很好的货币，使用范围非常广，而且有个流动性非常好的债券市场，这并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为什么中国不这么做呢？要问中国外汇储备方面的官员，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决定，这是中国人的决定。”

　　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克鲁格曼表示了赞同。IMF民主化进程他非常赞成，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一股独大，也是非常好笑的。至于说IMF的治理结构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有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来代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什么问题，要求这个体系进行改革以反映现实也有道理。但他没有忘记强调：IMF改革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与美元占世界统治地位没有关系，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美国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对，但是美国没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么要求美国是不对的。

　　而针对夏斌教授对于美国扩大赤字向世界借钱的现实，克鲁格曼显然在大打太极。夏斌问他说：“美国政府不停发国债救危机，可能会有通货膨胀的隐患。既然如此，世界黄金储备24000多吨，美国一个国家8000多吨黄金，它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卖一点黄金换点美元进来，还不停地发债，为什么？”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16 09: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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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格曼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他说：“我们不需要钱，我们为什么卖黄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两年之前，美国想为世界其他地区筹集资金，现在这个钱不是问题，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美国要采取大规模的措施筹集资金？我不是特别明白？”而就在前一天美国政府刚刚宣布2009年政府的财政赤字会高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

第三战：碳的民主是否可信

　　而克鲁格曼第二个自称为稍微缓和一些的“中国问题”也与贸易相关，他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常常是相同行业的，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彼此都进出口汽车，并且两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种贸易不会带来太大的企业倒闭、失业增多等压力。而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则不是这样。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比较优势，在经济危机下这会导致其他国家该行业企业倒闭，这会带来专业化分工，很大的重组，还会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

很显然克鲁格曼在演讲中只讲到了贸易方式给西方带来的危害，而对其享受的价格好处只字未提。

　　在当CBN记者问参加对话的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克鲁格曼的演讲是否暗示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语气时，金岩石无奈地叹了口气。

　　克鲁格曼的第三个问题是环境资源问题。他提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上升，已经超过美国。他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带来了压力，必须采取措施。”克鲁格曼甚至表示，“美国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让步，我的余生会就这些环境政策进一步进行讨论、谈判。”对于这个问题克鲁格曼的语气确实十分坚硬，大师对于全球环境的保护意识值得学习，但能源和环境问题并不只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

　　同样来自西方国家经济学者的前伦敦市市长John Ross不认同克鲁格曼的观点。他说，唯一我们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个公民都应该享用相同大小的它，超过使用量的国家必须减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讨论个合理的碳排放量进行平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块。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的碳排放应该下降，中国、印度这样人口很多的国家它们的碳排量应该根据人口排，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尽管克鲁格曼并不是非常相信碳的民主，但他也最后强调，富裕的国家必须达成一个协议，新兴国家也必须要减少碳排放，解决方案应该是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折中方案。

　　尽管克鲁格曼的演讲并没有如之前期待，或者对中国的要求也有些苛刻，但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张明对CBN表示的那样，我们也需要从之前的贸易和发展中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即使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保留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美国政治立场。(北青网、200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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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16 09: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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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北京之行引爆思想激荡

保罗·克鲁格曼5月10日首次造访中国。民生银行和《华夏时报》广发英雄帖，中国国内经济学界顶尖的专家、学者纷纷应邀赴会，与其展开思想激辩。中国的新闻媒体也不失时机，与其进行观点的正面交锋。

民生银行副行长毛晓峰表示：此次举办“2009年中国民生银行‘非凡财富’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活动，就是要给客户搭建一个与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交流的平台，为客户提供非凡专享服务，帮助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且相信民生银行的客户可以从克鲁格曼先生那里获得收益和启迪。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先生则说道：“克鲁格曼猜中了金融危机的上半场，我们更关注的是下半场怎么了结？我们怎么走出衰退？全球经济什么时候复苏？中国经济今后充当什么角色？这是我们所关心的。所以，我们现在把他请过来，给大家解疑答惑。”

“我需要点时间来冷静”

“你们太热情了，有如这热情的天气，我需要点时间来冷静。”克鲁格曼坦言，由于一下飞机就有着很紧凑的行程安排，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虽然他这样诚实地表述他的观点，但是“热情的中国人”对他可没有丝毫“怠慢”，早早地张开了“天罗地网”，做好了准备“拷问”他一番的准备。

11日早上六点多，北京的金融街显得很安静，空气也很好，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进入威斯汀酒店，记者才发现，很多媒体早已摆开龙门阵，占据了“风水宝地”，“抢”新闻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专访室里，路透社和凤凰网的工作人员早已摆好了摄像器材。路透社更是派出了在《纽约时报》开专栏的主编与克鲁格曼面对面进行采访。

九点论坛才开始，但是八点多参会的人员陆陆续续地就开始签到入场了，他们大多为金融机构或者企业的中高层以及民生银行的贵宾客户。

民生银行的贵宾室里，主办方的领导和众多经济学家与克鲁格曼开心地沟通着对于中美两国银行业的一些见解。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先生是最活跃的对话人物，他和克鲁格曼就有关美国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进行探讨。对此，克鲁格曼表示，未来两年美国银行并不会全线崩溃。“我还是比较同意压力测试的结果，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能熬过未来两年。”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北大分会场活动的地点选在光华管理学院。本次活动主题名为“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

“克鲁格曼来了！”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号令，专访开始。

“请问克鲁格曼，在您看来，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怎么样？”生怕失去机会，本报记者抢先一步问道。

“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专栏上面您说您并不相信美国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是不是银行系统还是很差？”其他媒体的记者也都纷纷发问。

“你们实在太热情了，我想我需要冷静下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不失幽默的克鲁格曼在面对媒体发问时，不时地抖抖自己的西装，摸一摸自己的皮鞋。

半个小时的专访过后，克鲁格曼走进会议室，那里迎接他的是更加热烈的场面。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华佗CEO论箭组委会首席专家严介和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等业内名流都亲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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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学者针锋相对

最精彩的当然要数论坛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与克鲁格曼的对话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中粮君顶酒庄总裁陈云昌、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与克鲁格曼展开的激烈对话让更多的听众兼听则明，不同的声音让大家深受启发。

和提问者斗智斗勇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场高端对话，作为普通的投资者不是只有旁听的份儿，现场的听众也有提问的机会。

当主持人芮成钢一宣布提问开始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有点应接不暇了。

“对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刺激政策上的对应，您怎么评价？”一位抢得先机的现场观众快速而简单地提出他的问题。

“美国政策当中还包括减税，但是不是核心的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公共的支出。美国的基础设施的支出还没有开始，有一些项目刚刚获得资金的资助。”克鲁格曼有备而来。

提问的环节变成了在场听众们斗智斗勇的考验，一位民生银行的客户在抢到提问麦克的时候，问道：“您会不会建议美国人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中国这个有庞大的内需做保障的国家？”

克鲁格曼笑了，他或许也觉得面前的这个中国人很可爱。继而笑着回应：“简单地说，不会。”

“对于那些风险承受能力小的人，我不建议他们买非常复杂的投资产品。”克鲁格曼给出他的投资建议，并表示他自己买了一些公司债券，也买了一些政府债券。

“除了我的悲观的态度，我觉得美国政府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并不特别担心。”克鲁格曼这样评价自己所在国家的经济政策。

有限的时间自然只能回答有限的问题。坐在记者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女听众最终还是没有抢到提问机会，记者不忍心看她失望，于是跟她说：“我可以试着帮你问问。”

“作为报忧不报喜的乌鸦嘴，您为什么总是会预言危机呢？是你整体悲观的人生态度决定的吗？还是你认为预言危机会让人印象深刻，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她兴奋地把问题告诉记者，一扫脸上的失望，并拜托记者一定要帮忙问到答案。

记者不负所托，终于问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克鲁格曼幽默地说：“因为危机更有意思，好天气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飓风、暴雨就会激起人的兴趣。”他表示，他总是关注潜在的危机是因为这可能对于世界将来更为重要。

“在过去要想了解危机现象，我得乘飞机到雅加达或者是委内瑞拉。现在我只要坐火车到纽约就可以到危机的中心，所以说我得非常感激世界经济的走势。”克鲁格曼这时候体现出一个亲历危机身处危机中心的经济学家的调皮与诙谐。

由于主会场场地有限，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在北大开辟了很多分会场，分会场只能通过大屏幕一睹克鲁格曼的风采。即便如此，分会场也是人满为患。

在分会场，记者遇到了北京大学的教师王女士。王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名额限制，自己没有机会到主会场就坐。“但是在分会场也一样能够感受到大师的思想精髓。”

主会场这厢，大师们的论战已经开始了，精彩正在上演。克鲁格曼的演讲结束之后，张维迎、李稻葵、姚景源三人纷纷向克鲁格曼发起“攻势”。

进出口贸易、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安全问题、中美经济刺激方案的争端等等，在这场论辩中都有交锋。克鲁格曼对于三人的攻势显然是有备而来，应对沉稳而巧妙。（「华夏时报」、2009年5月16日、记者：朱湘莲、 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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