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靠的是合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掌权者(政治家)中,张之洞等办“洋务”开风气;蒋介石抗战前的10年建设,一边削平军阀割据求统一,一边大搞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也相当快;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杨森、刘湘两位四川军阀,对卢作孚办“民生”给予了全力支持;外国资本家靠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逼迫中国通商开埠,按《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起的是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洋货进入,为民企生产和销售先期做了市场推广工作———使中国人见识到机器生产的“洋火”、“洋油”、“洋布”价廉物美。工人农民凭他们的本能和常识,抵制乌托邦的治国乱命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非公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和市民推动的,甚至可以说偷渡者冒死“用脚投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缺口……用社会合力观看问题,比二元对立的思维更有历史的解释力。
中国现代企业家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公”张謇从事工商根本就不是为了发财,他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事实上,他也是从居丧守制期间受张之洞委任“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开始做起。
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绑匪调查后,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说他兄弟创业艰难,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因此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CEO,他家股本占1/2000,股金没分过一分钱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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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4 11: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