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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达志，1953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市。1968年下放农村。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往深圳参与深圳博物馆的建设。1988到1989年留学澳大利亚。1992年晋升高级经济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任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秘书。1997年任教深圳大学，1998年担任硕士生导师。并任深圳市政协常委、民盟深圳市委副主委。2001年起受聘任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2006年开始担任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主要研究方向：特区经济、产业经济。出版有：《达志文集》、《特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论》、《转型期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与结构预期》。合著有：《市场经济的两大结构》、《危机与重构》、《高科技产业化的十大条件》并参与主编大型20部丛书《深圳高科技与中国未来之路》。在《世界经济研究》、《复旦学报》、《读书》、《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学家》、《学术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多篇论文获全国性及省、市优秀著作、论文奖。

七七级的回忆:艰辛的求学之路

   

作者:魏达志

七七年的高考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人生并非如梦、往事亦并非如烟，过去的时光岁月仍恍如昨天、历历在目。我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深港国际大都会形成机理研究》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值得回顾的是，我自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后，肾脏疾病已经伴随我走过了30年的求学历程。1989年初，我双肾功能衰竭，此后肾透析5年，至1994年6月28日我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地施行了肾脏移植手术，闻名全军、德高望重的李炎唐主任、王晓雄主任、肖序仁主任、张磊主任、董隽主任亲自安排并为我施行了手术，我始终铭记着解放军的救命之恩，始终铭记着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届给予我的关怀与支持，最好的知恩图报莫过于将有限的生命投放到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上来，这成为我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从事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

正当这部《深港国际大都会形成机理研究》初稿完成之时，我的移植肾脏再一次衰竭，我又一次来到北京，又一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2007年5月5日，总医院泌尿外科、脏器移植中心的主任及医护人员，又一次为我植入新的肾脏，植入生命的新动力，特别是在肾脏移植、组织配型和抗排斥治疗方面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名扬遐迩、深受广大病友爱戴的敖建华主任又一次为我安排了移植手术和全程护理；泌尿外科主任、全军著名的洪宝发主任亲自主刀至凌晨2点；泌尿外科护士长周玉虹、丛冰，泌外师干护士长冯巍和全体医护人员，他们崇高的思想品格、科学追求、高超医术、敬业精神、医德医风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我、鼓舞我，我将对他们的深深敬意和感激，铭记于心，铭记于此，并引以为永远的纪念！”

两次肾脏移植，又一次新的生命，不仅意味着新的生命动力，更意味着新的时代责任。记得梁启超曾经说过：人最苦的事莫过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大抵天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还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了。……

我想，我们七七、七八级考上大学的人，命运大多如此。

                                 

（一）

我的父亲魏大愚是江西的著名书法家，直到2006年我才将经过文革浩劫之后仅存的父亲遗墨编辑成《魏大愚书法篆刻集》，一经出版，立即获得一片赞扬。

按照常规，我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理应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可是无辜的生命总是要受到来自命运的嘲弄，我刚满五岁，1959年1月18日父亲不幸辞世，从此一家的生计就象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我们不仅失去了慈父的教诲、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冲击，全家的生计亦几乎濒临绝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1: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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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刚上小学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日子过得尤其的艰难。贤良刻苦、勤俭持家与具有强烈自尊自强的母亲陈顺英咬紧牙关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每天起早摸黑，靠帮人带小孩、洗衣服、织棉纱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计，她不仅包揽了全部儿女的衣食住行，还为我们的读书操碎了心，母亲常常因为力不从心而背着我们悄悄流泪。她省吃俭用，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和辛劳，我们也就过着饥寒交迫、缺衣少食的生活，我们兄弟姊妹几乎都是饿着肚子上学，我就曾经因为饥饿引起的贫血而晕倒在地。

1963年6月1日，我加入了少先队，由于不可能买得起新的白衬衣，当我穿着姐姐的圆领衬衫参加入队宣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总算靠着母亲的辛劳、刻苦、勤俭和街道的助学金度过了六年的小学生活，童年留给我的确是许多难以回首的艰辛和委屈，但这些艰辛同时也在磨练着我的意志。

1966年7月小学刚刚毕业，就遭遇了十年的文革浩劫，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并没有让我们学习任何知识，而破四旧的一把烈火却烧毁了父亲留下的几乎所有文化遗存。到1968年4月4日，虽然按照街道分布让我们进入了重点的南昌二中，但是很快地就让我们响应号召去了农村。

1968年11月13日，南昌二中整体迁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们列队步行前往，不满15周岁的我，心情与整个的天一样，都是阴沉沉的。家里能够为我准备的就是一床小棉被、一件旧棉袄，牙膏与牙刷是邻居同年娘送的，仅仅两个月后，我们的班级也就以四连三排的连队建制全部去了鄱阳湖畔的南湖农场，我穿上旧棉袄再在腰上补扎了一根草绳，我们这些无知的青年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开始了4年的农村劳动和生活。

割茅草、做土砖、建草房、打井、开荒、种菜、插秧、枪收、枪种，几乎所有的农活、大大超越自己体能的农活我们都干过。艰难的农村生活，艰苦的伙食状况，使得我经常呕吐酸水；凛冽的寒风、薄薄的棉被、四面透风的草棚，又迫使我与同学搭被合睡……不久，我在1969年患上了急性肝炎，1970年又患上了胃溃疡，常常胃病一发作我就痛得卷成一团。繁重的劳动和身体的疾苦一直陪伴着我，深深的皱纹早早地布满了我的少年头，就这样熬过了在农村的四年生活。

    1972年的8月，我们一批下放知青调回了省城南昌，我被调往江西药科学校（江西中医学院前身），年底分配至该校的红旗制药厂，即现在著名的江中制药厂。我在中药炮制车间工作了两年多，由于家学的原因，我的书法在单位小有名气，至1974年11月30日我21岁生日那天，我被江西中医学院党委书记马堤亲自点名调往学院教务处教材科从事教学绘图工作，直至我考上复旦大学。

（二）

除了家学渊源我喜欢书法之外，我还酷爱小提琴。我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期间，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被借调到校史馆从事文字书法工作，这个阶段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时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宣传队集中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青年，我几乎对乐队的所有乐手都十分熟悉，特别是几位小提琴手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刻苦的练习和优美的琴声，总是能够打动我的心弦，令我寝食不安。我决定学习小提琴。

慈父的早逝与家庭生活的艰辛，使我们懂事很早。1971年的清明节，早春仍寒，路上行人欲断魂。哥哥魏来（原名魏?志）与我一起为父亲扫墓。我们在南昌北郊回民公墓父亲的陵墓前抱头痛哭，痛定思痛，抹去眼泪暗自发誓：一定要不辜负九泉之下父亲的期望，立志成才。哥哥立志要接好父亲的班，做个书法家（哥哥魏来与我同时考上大学，并担任江西大学书法学会会长。后来留学日本，现为东京中国书画院院长魏来五道，其作品已呈大家气象，事实证明他已经非常成功）；我则立志学习小提琴。兄弟抒发了自己的理想，默守着我们的誓言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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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就熟悉父亲“立志须高、入门须正”的谆谆教诲。哥哥魏来学习书法，家中尽管还有父亲留下的藏书和碑帖，但没有钱买纸墨怎么办？哥哥则以木碳代墨磨，捡废报纸临习各代名家碑帖，为节省纸张，他一张报纸两回用,先写一遍浅色字,等纸干后再用深墨色写，先临小字后习大字，并学父亲手吊秤砣负重练功，在右手臂上缚一块铜尺悬腕习字。这种精诚也传染了我。

我要学习小提琴，可是没有家学渊源？我们懂得“取法乎上”的道理，哥哥与我商量，决定兄弟鼓劲互励，亲自闯去找江西最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江西省歌舞团首席小提琴手王树槐。王老师是东北人，德艺双馨，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崇高神圣！我们既从不认识，又没有人介绍，能行吗？当时23岁的哥哥和18岁的我硬是闯进了江西省歌舞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居然欣然允诺答应做我的老师。我们后来分析，一是王老师知道父亲魏大愚先生在江西书画界和老百姓中的影响力；二是王老师看见我用磨宽了的蘸水笔，用手抄的五线谱就象印刷的一样工整漂亮，他从细节中发现了我的学习毅力与求学的精诚。1971年10月25日，我正式跟随王老师学习小提琴，从此我就有了这位让我永远尊敬的老师！

在王老师的安排下，我几乎是按照学院派的方式学习小提琴。我踩着小提琴教材的节奏、每周一课，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学习《佛而法特》、《开瑟》、《马扎斯》一二册、《小顿特》、《克莱最尔》、《罗德》等教材。那个年代没有印刷的乐谱，旧版的如凤毛麟角般珍贵，我借来一笔一划地抄，用的全部都是自己的手抄本，如痴如醉、起早摸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了名师的亲自教导和指点，加上自己的刻苦和投入，我与几位师兄弟很快地达到了江西省业余小提琴界的最好水平，我与他们不仅考取了江西省评剧团（原中国人民志愿军评剧团，后撤消），而且还经常被借到其他专业文艺团体演出，如庐山文工团等。由于当时学习音乐成风，我还教了十几位学生，其中也包括王老师由于太繁忙而推荐给我的学生，我往往从歌舞团学习回来，家里就有学生在等着我。

我之所以要写这一段，是因为王老师对我的七年教育，他的道德修养、严谨学风、科学方法、敏捷思维和人格魅力，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我以为也填补了我初中与高中的学业空白，师恩永泽，终生不忘！

（三）

1977年，我和往常一样，除了在单位上班，要不就是借在江西展览馆搞书法，写展版说明文字；要不就是借在文工团拉小提琴。1977年的夏天，我被借到江西永修文工团在江西九江地区巡回演出，当我回到南昌，才知道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消息，这个时候我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这个时候距离考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二是我这个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能够考上大学吗?

其实，在此之前我是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但是由于当时可供选择的学校太少，亦不甚理想，所以有点想法的我一直在等待更好的机会。这下好了，所有的推荐机会就此结束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抓紧时间学习知识，准备考试。由于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江西中医学院的不少著名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和忘年交，他们或是找我画教学挂图，或是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小提琴学生，比如当时的著名中医教授张海峰、万有生、药理教授陈芷芳、药学研究所蔡教授夫妇，我受到他们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其实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加上我有不少机会参加当时的开门办学，如我曾经陪同七五级药学系的老师同学前往井冈山开门办学，老师们的现场教学和渊博知识往往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我决定报考医学院。

报考医学院校属于理工医农类，需要考试的科目包括数理化等等。天哪！我从来没有学习过数理化，怎么办？学！我从哥哥、姐姐、邻居与图书馆、凡是能够借到书的地方借来了数理化的教材，从头学！

我硬着头皮硬是在两个月之内通读了从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课本，应该说，我基本明白了这些基本的原理，也记住了大部分的公式……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并非是你能否认识或是理解这些知识原理或是你仅仅机械地记住了这些公式，而是在于你能否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即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与公式来对付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坦率地讲，我没有这种能力。当我哥哥魏来向我讲解或是推理若干数理题目时，还有我的领导、忘年交李可政科长向我讲解化学原理时，我是能够听懂的，但当我独立面对这些题目时，我确实显得晕头转向而束手无策。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09: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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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按照这样的方式再去努力一个月，要考上大学基本上是白日做梦，非得另辟蹊径。于是在高考前的一个月，我决定临阵磨枪并报考文科。当时的社会，一反文革时期“文化越多越反动”的氛围，已经大兴学习与高考之风，这时的图书馆甚至已经借不到教材之类的图书，好在我的工作单位是高等院校，我只有借阅图书馆的保留本，并按照考试的科目分门别类地做笔记，如政治、历史、地理等等；与此同时，我在一个月内连续作了八篇作文，并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当时中医学院的储东涛老师为我评点，我还听过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老师关于“如何打标点符号”的一次内部课程，就再也没有机会上任何的补习班。

我的自尊心决定了我只有在坚持上班的前提下，以起早摸黑、勤奋刻苦的方式来弥补以往的知识空白和即将到来的高考，直至高考的前一天我仍然在坚持上班，因为惟恐别人笑话我请假不上班还是考不上大学！

我几乎每晚都拒绝外出活动、都要学习到凌晨一点以后才能休息。记得有一次，我几乎天天见面的最好朋友、现江西歌舞剧院小提琴演奏家胡小青由于有一个月没有看见我，甚是想念，一定要到家里来坐10分钟，并声明仅仅是抽一支烟的时间，这是我在高考冲刺期间唯一的一次特例。

                           

（四）

1977年12月4日、5日，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3日下午，有关单位安排我们提前参观了考场。考试的科目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与地理。

4日，我凌晨5点起床，披着棉衣在床头温习功课。母亲也早早地起床为我做了可口的蛋炒饭，可是我却感到一阵恶心，事后我才明白，这正是肾脏疾病最先向我发出的信号……

我特别记得考试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由于我事前的充分准备，这个题目对我似乎得心应手，我没有打草稿，而是逐字逐句、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这篇文章，记下了文化革命结束而迎来了全新时代的心灵感受。

两天的高考终于结束，对于总体的考试情况，我的感觉并不十分好，而我却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已经虚脱了！我并没有停滞我学习的脚步，我还在准备资料，并准备迎接新一年的高考，似乎有一种不上大学誓不罢休的劲头。

事后我知道了我的考试成绩，四个考试科目总平均为70．3分，这个成绩对于我来说几乎就是惭愧和羞辱。与此同时，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的武装，我是显得多么的无能、渺小和脆弱。

不知道是苍天不负有心人，还是上帝安排不合理，江西的高考情况居然惊动了中央，原因就是江西的文科考生普遍没有考好，关键是数学题目出得太难。因此，上级决定对江西文科考生的分数重新计算，即除掉数学，只算文科科目的分数。这对于我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因为我的政治考分是89分、语文93分、史地90分，平均为90．7分。

1978年1月4日，江西省招生办公室公布了文科的录取线是86分，看来，我还是有机会上大学的。次日，我接到了体检通知。当时南昌市东湖区考生共千余人，但是参加体检的却只有14人，而且大部分是老三届的高才生，可见当时竞争之激烈，真可谓是百里挑一。我一方面庆幸自己能够入围，一方面仍然十分的不自信，我在深刻地反思：学问是最真实的存在，而绝不能靠临时抱佛脚。

之后，我被借到南昌陆军学院（时称福州军区军政干校）搞展览写书法。1978年2月3日，意外地得到学院教务处马世良老师通过叶伟元参谋转来的通知，说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这样的好消息，简直让我难以置信，马世良老师平时就亲切和蔼，这个时候我对她更是崇敬有加！2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来自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份沉甸甸充满血与汗的录取书！

（五）

中医学院教务处长唐玉芳、教材科长徐诚余为此亲自批准赠送我一整套大学的医学教材，我带着老领导的期望和嘱咐，前往复旦大学去报到。

1978年2月26日，我离开南昌前往上海。上海，就是我心目中的天堂，而复旦，则是这天堂中的圣殿。28日是我来到学校的第一天，一早我就起来跑步，撩开清晨的薄雾，雾里看花，复旦的校园更是美丽，真大！真漂亮！真是高楼深院、绿树成荫！我简直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历史系的迎新会上，我表演了小提琴独奏《打虎上山》和我老师的领奏曲《公社春光好》。不久，我被推荐参加复旦文工团的考试，一曲帕克尼尼《无穷动》的快弓还没有拉完就被打断了，听到主考老师的自言自语“怎么江西也有这样的考生？”。我想我正在开始全新的生活。

但是，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对于我这样一个仅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无疑是走进了云山雾海之中，排山倒海的知识冲击波，琳琅满目的图书资料库，令我目不暇接，我真的感觉很吃力，我需要扫盲。从此我的书包里总是放着《新华字典》，去面对《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汉语》中的那些艰涩深奥的字眼。

进校不到三个月，5月21日晚饭后，我突然腹痛难忍，被同学送到校医院后即被吉普车转送长海医院，从此，我被迫停止了军训和体育课，除了每天两瓶中药就是频繁地跑医院，误了课就借同学的笔记，上课则用椅背顶着腰，我开始了一边学习一边与疾病斗争的日子，肾细胞的不断死亡伴随着我学业的不断进步……直至大学毕业，直至今天……

1982年1月，我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同时也参加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其中担任原复旦副校长蔡尚思教授学术助手两年。复旦的恩师不仅哺育了我的成长，而且给了我登堂入室的机会，他们的境界、学养、渊博、方法与精神，使我一辈子受益无穷，我的心灵深处永远铭记着我的复旦导师！在复旦的七年，是永志不忘的七年！

七七级啊，也是永久的七七级！

文章来源:「深圳博客·魏达志的博客」(2007年9月30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5 08: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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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是政府行为 全球化是企业行为

作者:魏达志

南方都市报与奥一网联合举办的珠三角改革规划纲要“拍砖会”第三站于3月22日在深圳举行，来自深圳、香港、东莞和惠州等地的多名民间学者、网友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珠三角规划纲要的精神和珠三角东岸的发展猛力“拍砖”。拍砖会上，对于珠三角东岸的发展步伐四地民间专家和网友代表共同讨论。

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的五大背景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来之后，深圳市政协的理论中心组曾请我过去做过一个辅导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我谈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当我拿到这个规划纲要的时候，我主要是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这个规划纲要作为一个区域政策的出台，它是顺应了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它的精神特质、它的灵魂核心、它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它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高度上出台这个东西的，这是我要思考的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在思考，因为纲要中给了深圳"一区四市"的新定位，我就思考这"一区四市"的定位当中具体有哪些东西可以成为深圳的重要抓手，它应该抓住哪些核心内容来实施战略上的布局，既要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并且又要具有可操作性。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想解读一下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它的出台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发展背景、是顺应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规律，我想从五个方面的发展背景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新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不同的经济时代催生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一个背景条件，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一个区域政策，这个时候推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个人解读的，也未必是纲要推出主体的意思。我在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无序的，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它比较有序，就是中国区域政策的逐步推出，形成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色，就是在递进、平衡、梯度当中的发展，并促成了中国的崛起。

比如说80年代初经济特区的推出，80年代中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接下来是沿江、沿边的开放，90年代初上海浦东的开放，接下来是我们开发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到03年CEPA的出台，再稍晚一些时候中部六省的崛起，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实现了区域政策的全覆盖。

这个阶段有三大模式非常引人注意，就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温州民营经济模式，自上而下形成的苏南乡镇企业模式，以及前店后厂的珠三角外向发展模式，它们代表着中国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初期的三个典型，他们的模式、经验在全国得到了传播，知名度也非常大。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了新的动向，就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有一些概念逐渐地出现并且越来越清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出台的区域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动。发生了什么变动呢？中央开始推出了上海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天津滨海的综合配套改革、成都、重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还有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建设，以及今年出台的珠三角规划纲要，旧的三大模式影响正在淡化，而新的三大模式正在崛起，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

当区域政策全覆盖的时候，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中西部落后地区追赶东部发达地区的问题，解决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奔小康的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在继续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它要解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要解决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所以要打造城市群作为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位，本质上打造城市群就是打造国家代表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珠三角的改革规划纲要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5 08: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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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学术界理解问题，应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时代高度来认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背景条件。

寻找新的改革突破口--实现"市场化"向"国际化"的夸越第二个背景条件，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特区和中心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可以概括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做的事情，其灵魂、核心、纲要和主体内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用"市场化"这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这个东西在珠三角、特别是在经济特区先行了一步，市场经济的体系在全国已经建立，政策在全国已经普及，不管是深圳、广州还是其他城市，要想在市场化方面再创一个新的业绩，形成新的亮点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因为市场经济在全国已经得到了普及。

如果说珠三角的改革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谋求新的突破点，这个新的突破点，其灵魂、核心、纲要和主体内容我想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国际化"，为什么这样讲？从06年的12月11号开始，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已经是国门洞开，跨国公司可以自由地进来，我们也可以自由地出去，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要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惯例、准则来做，这个时候，任何城市、任何地区在建立国际化体制、机制方面先行一步，都可以获得先行的制度性的效益，这一条如果在珠三角地区有所突破的话，对全国才有真正的示范意义。

实现利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全球化是企业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行为第三个发展背景，我们要把眼界放得更开一些，我们看到世界上涌动的两大潮流，这是我经常在很多场合讲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潮流，它们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少的话题已经从本来的意义演绎开了，我想还是回到原来理论上的意义。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企业，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干的事情，它是经贸活动在世界领域的扩大，换而言之，经济全球化是企业行为，它的特征是无组织、无制度，自发的、自愿的、无序的行为方式，它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经济全球化往往成为双刃剑，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获得利益，可以不顾环境、不顾对方利益等等其它的东西。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什么意思呢？它恰恰和全球化的意思不一样，它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它的行为是要在不同的国家、经济主体和独立关税区之间形成体制和机制的衔接，因此，它的行为特征是有组织的、制度的、有序的、协议的方式来进行的，它的目的是要把成本最小化，比如分阶段的减免关税、甚至完全减免关税等，这种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当今世界上互利互动、并行不悖的两大潮流。我们在理解一体化的时候，一定是政府行为，理解全球化的时候，一定是企业行为。

如何迎接科技全球化的浪潮--科技全球化需要城市群创建科技创新中心第四个发展背景，我们要关注一个崭新的浪潮，就是科技全球化的浪潮。科技全球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全世界出现了科技资源大规模地跨国界进行配置、转移，科技的创新、垄断、扩散、共享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它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或者说任何一个文明的衰落都会导致一批城市的兴起或者衰落。换而言之，中国要打造国家代表队、要打造经济增长极，就必须打造能够迎接科技文明浪潮冲击的科技创新中心。假定我们珠三角不能打造这样的科技创新中心，珠三角在全世界城市群当中的竞争是没有力度的。

因此珠三角的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我想哪个城市，或者哪一组城市，或者是各个中心城市能够形成互动的、差异式的发展，能够迎接这种科技文明浪潮的冲击，是我们这个城市群面临未来时代最严肃的问题。深港创新圈是一个包容不同城市优势、不同城市资源的创新联合体，它们的有机结合，有可能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中心城市，这是未来城市群真正的中心城市。

按照经济规律确定中心城市--城市群的不同城市需要不同的功能和定位第五个发展背景，是我们看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成长路径和发展过程。区域经济学中非常典型的发展路径，叫做点轴圈城市群的形成路径，一个城市圈当中最开始有可能会有几个经济增长的核心，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香港是一个经济极核，广州是一个核，像惠州、中山、佛山都是这样大大小小的增长极核，在增长极核当中会形成最具辐射作用的城市中间的对接。比如说广州和香港之间有一个对接，就形成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轴，这个轴是成长路径的第一步，这个轴形成的过程当中就崛起了深圳、东莞以及珠江西岸的若干城市，中心轴地理空间的布局、城市化的水平、工业化的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它的空间会出现一种饱和的现象，同时它聚集的要素实力，包括资本、人才、技术、信息就会产生一种扩散，这种扩散就是由点到轴，由轴向圈层的扩散，这样就必然扩散并影响到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包括惠州等等，这样就形成了点轴圈扩散的主导路线，它们的扩散效应是按1：3：9的几何级数倍增的。

接下来回到珠三角的发展建设上来，有珠三角、大珠三角、环珠三角、泛珠三角不同的概念和名称，我们理解珠三角纲要的时候，千万不要理解成为省辖下的珠三角，如果谈城市群、经济圈的概念，千万不要忽略港澳，因为它们才是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最初始的增长与辐射极核。

曾荫权提出构建深港国际大都会，其中一条就包括深港经济总量很大，是上海的两倍。当我们谈到长三角的时候，立即会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上海的总量没有深港大，但是长三角覆盖的城市和面积比珠三角大得多；珠三角却恰恰相反，尽管深港作为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很大，尽管覆盖的面积不大，但是中心城市、龙头城市总是确定不下来，主要原因就是采用的标准不同，到底是经济标准，还是其它标准。

借用一位香港政协委员的观点，他说珠三角的中心城市是深港，副中心是广佛，珠澳是次中心，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我们先不管这个观点能不能成立，这位香港同胞至少提出了在珠三角城市群当中主要城市是有不同的分工和职能定位的，这个分析的前提是完全科学、完全正确的。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奥-网」( 200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