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在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过程中，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亚洲经济圈”理论，转换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构建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重构了亚洲史研究。亚洲区域模式由网络模式、海域模式和地域模式等构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特别是从注重空间领域把握亚洲的近代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作者孟凡东:2006年取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滨下武志: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任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学术》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1998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所长，以及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教授。本文是对这一理论的简要评价。

亚洲区域模式论   

——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

作者:孟凡东

滨下武志教授早年在东京大学专攻东洋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在日本属于亚洲学派，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江户时代主要有三种学问，即国学、汉学、兰学，东洋学一说是西方学术进入日本以后才有的提法，其在原有的汉学基础上，借用西方学术的话语系统，展开对东亚历史的研究。从西洋的角度来研究亚洲，京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而日本学者杉原薰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属于西洋派角度；川胜平太治日本史的研究，属于国学派或者日本派。滨下武志教授属于汉学派，治亚洲史、东亚史和中国史研究。滨下武志教授以上海为研究突破口，研究亚洲的国际性商品——中国的物产。对白银比价的变化的研究，论证国际性、区域性和地域性的金融变化问题——货币、钱庄和票号等关系。因此，滨下先生的研究以上海为突破口集中在中国和亚洲现代化问题。历来的关于中国近代金融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问题，滨下先生则主张从地方和地方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比如南方与北方的关系，以江南一带为核心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化。滨下先生试图从亚洲的角度来研究亚洲内部关系以及亚洲与世界（外部）的关系。

滨下武志先生的核心史学思想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亚洲的近代化（日本的学者的习惯用法，中国的学者也沿用了这一用法。但由于罗荣渠教授的贡献，中国的学术界采用了现代化的用法，亚洲近代化是指亚洲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东亚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因而，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与“冲击——回应”论不同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的，这样，建立了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亚洲区域的研究模式”。

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的可能性

1．  超越“西方中心”观

过去，历史研究是以“西方中心论”占主体地位。比如对于亚洲现代化研究一直占主导观点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1](p120－121)：“主要是将西方视为是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片面冲击着非西方世界的停滞社会结构。” [2](p485)通常认为鸦片战争就成为亚洲现代化或近现代史的转折点，而这正是从西方看东方的视角。

事实上，根据琉求历代宝案的记载认为，1838年，道光皇帝的上谕表明清朝自身试图对以往的朝贡以及朝贡贸易进行一个大的转换。[3](p52)鸦片战争中的朝贡体系问题反映了亚洲经济圈的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真实情况。鸦片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中央权威与南方商人的商业利益之争。道光皇帝在1838年就曾试图改变原先的朝贡贸易体系，因而在近代的变局中，所谓西方主动而东方被动的一贯说法未必是实情。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4](p1－8)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人们开始真正关注战后世界史的巨大变化――对19世纪中叶以来以欧洲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普遍性与现代性：欧洲的自我认识等同于世界认识的观念提出质疑，开始探求新的历史视野和研究方法。” [5](p2)因此，不仅要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检讨，而且要对非欧洲的世界重新进行评价和认同。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西方中心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诚然，西方有西方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总结出其相应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

2．亚洲模式的可能

实际上，世界史的西方中心观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问题，历史研究不应局限在时间范畴，以国家与民族的唯一主体（更为严重的是，原有的历史研究以西方国家与民族为主体）。“既然将历史视为排他性的必要存在的国家与民族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主体，那么历史的方法也就不能仅仅取决于历史叙述的方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再是以往的‘历史学’，而是将进入一个根据记录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书写历史’的时代。” [3](p34)

要超越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自身、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与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全球史学的出现也带来了本土史学、地域史学的勃兴，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的内在机制的研究，真正认识亚洲的历史，找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恐怖问题、老人问题等等的办法。即要强调地域的亚洲，又要强调全球中的亚洲：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与辩证统一关系：不仅要注意全球史学之东亚本土化，而且更要加强东亚本土化史学建设的全球化。战后东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视野把握，例如，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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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变动，比如英镑的国际化问题，美元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如果美元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尤其是东亚、中国该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圈将发生什么变化？亚洲是否要出现与欧元一样的统一货币？等等问题，我们应该提前作好准备。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解读，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东亚区域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只能来自东亚区域内部，“亚洲经济圈”理论成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内生机制研究的起点，[6](p148-157)从而构建了“亚洲取向”的研究模式。

因此，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是“尝试站在‘地域研究’这样的‘空间’视角对历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也就是说，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要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东亚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3](p34)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

在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关于亚洲经济圈的运行、转化和发展，以及亚洲近代化的动力和历程等问题，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研究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西方世界以及亚洲问题，这种以国家为主的历史观、亚洲观，内容比较简单，并且也不符合亚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战后亚洲的现代化发展。而“以地域关系来讨论亚洲的区域模式，特别是历史上的区域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式。” [7](p13)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模式包括地域模式、海域模式、网络模式、朝贡模式、腹地模式以及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等等。由于这些历史模式的存在，构成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其内在纽带和原动力，这就是长期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圈。“亚洲经济圈”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为基础，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成的，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8](p10)这是历史上存在着的，不可否认，因而必须以此为基础，从西方如何融入亚洲早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圈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另一番同等重要的研究。从而形成亚洲的地域研究和区域研究。

如何研究亚洲区域内的关系？亚洲经济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模式？通过对东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为核心的所形成的网络与体系历史研究来确定。滨下武志教授认为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由网络模式、海域模式和地域模式等构成。

1、 网络模式

网络模式是从网状结构出发，考察点与点结合的经纬关系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以经济史而言，网络市场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但如果严格的解释是网络居于中介地位，使制度可以权宜改变而较为弹性的作法。” [7](p18)滨下先生特别关注对“中介地”研究、朝贡体系和华人网络研究。

首先，“中枢地”研究为亚洲地域研究的起点：以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马六甲、琉球为中心而形成地域关系。这是“亚洲经济圈”研究的基础，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亚洲经济圈的地域中枢地位和金融中枢地功能。因而，滨下武志教授重点以上海和香港的研究为中心，考察华南与东南亚的地域内的、地域间的区域关系。例如，从人、物、财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地区之间关系之时，首先考察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部所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从而建构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成。正是由于这些中枢地的存在使亚洲的地域圈相互影响而形成“亚洲经济圈”。它们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朝贡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数世纪以前中国开启的朝贡制度，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整合系统，涵盖了亚洲和东南亚。朝贡制度不仅包含两个国家的关系，在某些时候更包含着一个像卫星似的朝贡关系——曾几何时，越南向老挝和高丽索取朝贡，而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也派遣朝贡团到日本，琉球的国王在清朝/德川年代，也分别与江户（东京）和京师（北京）有朝贡关系——从而在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关系” [9](p38)

这种网络关系与西方的以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不同，朝贡网络秩序则是一个涉及内部与外部的广域空间模式，体现着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相互关系，塑造了亚洲的大地域主义：“牵涉宗主权和周边的主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南北关系、中心与周边的关系、大陆的开闭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各种相互关系的变化，导致现在的亚洲演变成以南方为主、以周边为主、以海港和海关为主、以地方为主的时代，以及未来以华南为主的可能性等。” [7](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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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华人与华侨网络是亚洲地域研究的主体之一，空间展开的重要主体。华商对亚洲的近代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商人仍然十分活跃，上海、广东商人在神户、横滨、京都等城市投资设立棉纱厂，以上海为核心的经济流动对日本商人形成巨大冲击，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日、朝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三角贸易关系。华商在东亚（含东南亚、东北亚）的纽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在东亚历史体系中，华人网络模式是近代亚洲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0](p124-143)

2、海域模式

注重对亚洲海洋的研究是滨下武志教授学术的重要思想。亚洲区域模式的一种形式。

首先，“以海域融合为主的观念来说明亚洲的历史，比过去以土地为主的观念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亚洲海域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海、黄海、南海，从印度洋到澳大利亚大陆有西里伯海、阿拉福拉海、珊瑚海、塔斯曼海等以上各海域连续起来，使得海洋与半岛、岛屿之间互相联系，构成历史上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沿海的作用性和以国家为主的地域关系不同，它是以海域为主关系。特别是亚洲的海域关系，比其他的大陆如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等更为绵长。”[7](p15)这是亚洲特色，也是海洋亚洲的重要内容。

其次，海洋的历史或海洋问题研究与陆地的历史或陆地问题研究相比，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沿海问题，如海关、移民、贸易、港口、沿海城市关系、沿海城市与港口关系（如上海与宁波、香港与广州、新加坡与马六甲）、沿海宗教信仰（如妈祖信仰）、民间和官方的交流与冲突关系问题等。因而，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研究成为海域模式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7](p19－20)

第二、跨海问题，如跨海商人集团（如宁波商人）、跨海城市关系（如上海与长崎）、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跨东海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比如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九州之间的商贸联系，就比宁波与中国其它地方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研究。由此，可以形成跨海网络交流，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可以进行“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老人问题”等的交流。

第三、海与海之间的问题，如东海与南海之间的问题，广州与东海之间的交流，广州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因而，腹地模式研究也是这一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7](p18)

再次，对海洋问题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陆地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结合，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儒家文化从北而南的传播和海洋文化由南向北的传播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它反映了亚洲区域模式的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从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儒家意识和海洋意识形成互动的、良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亚洲区域的传统意识不仅有利于东亚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认识，而且它是东亚的重要传统资源，是东亚社会的发展的积极因素。

3、地域模式

地域关系和地域经济圈的研究体现着地域模式思想，地域模式是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的核心内容。这是区别于历来以“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之间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进而又成为演变种种历史史实的舞台。在后者研究中，在“国家”和“国际”之间找不到“地域圈”的领域研究的可能。

由于以国家为主的分析框架掩盖了亚洲的地域关系，因而必须把握亚洲这种具有复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地域模式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研究经济史时，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史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去寻找本身的位置。” [8](前言p6)

如前所述，又由于拥有在地域圈中各地区能够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的连接，促使这些地域圈与朝贡贸易圈的共同作用形成亚洲经济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成。这些地域圈相互以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为中枢而交叉存在。亚洲经济圈的存在是亚洲历史的存在。因而，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地域模式研究，是亚洲研究的一种新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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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

探讨亚洲内在的联系，应把亚洲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体来把握。过去在对亚洲现代化进行研究时，学者总是从外因方面（如冲击—回应论）去寻求把握亚洲近代史的契机，或者仅仅孤立地从各国的内因方面去寻求，把亚洲史的面貌仅仅看作内容各异的国别史的简单总和，而没有把亚洲当作一个有机联系、互相影响的区域性的整体来把握。事实上，亚洲历史上自身存在着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一个历史体系：由于网络模式、海域模式与地域模式等的共同作用，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相关的朝贡关系，各种关系的作用形成了“亚洲体系”。“只有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从中寻求把握世界史进程的契机，同时通过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体的各国历史的把握，才有可能对近代亚洲取得正确的认识。” [8](前言p4－5)因此，滨下武志教授的视角是从“地域性”到“区域性”再到“全球性”的线索展开的对“亚洲经济圈”理论和“全球化与东亚区域历史”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样，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形成了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真正地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域。即“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 [8](前言p5)

滨下武志教授围绕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考虑数百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所给予这些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不能看成是可以用单纯的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说明。在此需寻求的视野，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它应当在意识到历史上认识主体的同时，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并将之与现代的认识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由此，去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的任务。这种视野，就是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研究在今天得以存在的理由。[8](前言p10)

评  价

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反映了近20年来史学研究的新转向——多元的全球史学的发展。学术影响非常大，引起了日本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6]p(148－149)尽管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如美国学者柯文[9](p38)与日本学者中村哲[11](p15－16)。“虽然目前滨下武志教授的理论和观点并不为同仁所认可，甚至在某些观点上还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可以说，即使是不同意滨下武志教授看法的学者，也认为‘亚洲经济圈’理论的提出很有意义，特别是关于亚洲是一个有机体制的假定，以及亚洲是一个统一体的构想，对于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具有相当的意义。” [6]p(157)

滨下武志教授是以亚洲为中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同时又吸收了“全球史学”观点，[10]p(192－222)形成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研究特点表现为：第一，亚洲连续性的研究是考察亚洲自身的历史连续中的亚洲区域区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第二，亚洲整体性的研究要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整体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性的亚洲近现代；第三，亚洲空间性的研究是将近代史改变为从历史空间进行把握这样的课题，实际上是将至今为止从时间顺序之中探讨历史现象因果关系的历史研究，改变为更加注重从空间领域，注重从空间模式提示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8](后记p362)从而寻求亚洲内部的互动，寻求亚洲与欧洲的近代互动。亚洲区域模式论不仅考察了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而且考察了亚洲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一种多元的亚洲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以一种模式为中心。避免单一化而尽量“存异求同”：“正是主体自我认识与再生的力量，而由于将‘他者’放入视野，使得历史研究再一次注意原先所忽视的领域，不再将西方概念化为单一实体的同时，也解构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同质化看法，而异质多元并存的文化思维，使得依据‘近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叙事结构与主题，转为‘全体人类’。这种‘无国界’（超越国家的区域）或‘越界’（国家、种族、性别、族群）思维的‘后国家时代’新史观，正为世界史写作开启了新的论述方向。”[2](p486)

滨下武志教授注意到跨学科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注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网络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的、多元性的、动态性的特点。注意理论与材料的结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当我们一方面强烈地感受日本近现代上的历史观念；一方面考虑‘作为历史而存在的现在’的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除了切望能洞察那些与现代中国、现代亚洲、现代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方方面面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企求呢？” [8](前言p11)

    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滨下武志教授的研究由于涉及实证性与理论性的多方面研究，特别是理论性研究由于人力的原因，还缺少力度。这也影响了他的学术影响。这也反映了滨下先生对亚洲史重构研究的努力，亚洲本土学者开始重视和审视自己的历史，在全球史学的影响下，破除西方中心观而建立亚洲研究取向的不懈努力，转换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黄俊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交错的亚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
[6] 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北京:历史研究,1999.2.
[7] 滨下武志.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0.
[8]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 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8.
[10] 滨下武志.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东京:山川出版社,1999.
[11] 中村 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文章出处:《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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