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1938－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促成了此后几十年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关注。1954年，同米尔斯博士创立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Yang-Mills gauge theory），是研究凝聚原子核的力的精深理论。1967年杨振宁提出了一个方程，后来巴克斯特也讨论了此方程之其他意义，世称“杨－巴克斯特方程”。1949－1955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55－1966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70－1976年任洛克菲勒大学董事。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4年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的1994－1995年度鲍威尔科学成就奖。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的科学奖。复旦大学名誉博士。

读书教学四十年

作者:杨振宁

今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大的荣誉，也使我深有感受。记得，一九七一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那以后到今天，我访问新中国共十九次。在这当中，我曾多次来到复旦大学。从一九七四年起，我就同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好几位教师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这对我了解物理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帮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几位教师之一。那以后，我又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去我们学校访问、念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正因为这样，今天我接受复旦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都知道，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世界对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兴奋。我讲这句话，并不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国血统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因为，新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变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气蓬勃地采取许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想，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能在以后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

我是一九二二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许多人解释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宁”字来源于怀宁。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安徽省安庆县〈那时叫怀宁，是安徽的省会〉一个中学的教员，所以我的名字叫杨振宁。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一九三七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一九二八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7:32 编辑 ]

杰亮

小学与中学

一九二九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有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一九三三年进崇德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一九三八年我刚进西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坚实的基础：在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解放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一九七七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8 编辑 ]

杰亮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一九三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四二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

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一九八三年去世。

吴大献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美国密西根（Michigan）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了一个试验所，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一边搞试验。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谱学，工作量非常大。一九四二年在我快要大学毕业时，由于教育部规定每个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写二篇学士论文。于是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做学士论文。他指导我的方向，是群论与分子光谱的关系。群论是数学里的一个学科。这次论文的写作，把我引导到了群论与物理学关系的方向上，对于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我从联大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动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

科学研究与风格

由于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得以对物理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跟着别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树。换句话说，在你学习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老师的风格有所认识。我在西南联大时，就渐渐地使自己达到了能够欣赏老师的风格的程度。当时有三位物理学家是我最佩服的。他们是：爱因斯坦（Enstain）、费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因为战前他曾在那里当教授。可是在战时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 Alamos）主持造原子弹的工作。因为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失踪了。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候上课时，那里的秘书竟没听说过有一位叫费米的人。

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曾在西南联大听过张先生的课。他告诉我说，费米打仗期间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时他已听说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所以我就请求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我接触较多的除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称为“氢气弹之父”。他那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相当年轻的教授。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费米、泰勒和另一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艾里逊（A1lison）。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7 编辑 ]

NZWJ

我在中国曾有一个很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的物理学课程远不如西南联大。课程既不详细也无深度，教授也没有很充分地去准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在那儿学到了许多在昆明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活用物理学知识的方法。可以说，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演绎法的物理学，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归纳法的物理学。所谓归纳法的物理学，就是从实验开始，为了描述、解释实验中的现象，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去寻找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泰勒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物理现象，并有许多直觉的物理观念的人。跟他接触后我就发觉他的物理学与我以前学的物理学很不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新的先解，我想一天里他至少有十个见解。这十个见解中，至少有九个是错的。不过，也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就够了。而且，他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不怕讲错。九个错误的观念，他也总是非常乐意地讲出来。这点我在中国时是无法想象的。

近年来我常常回国来，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教师、学生有了一些接触。我听说中国有个所谓“四大力学”。这“四大力学”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有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个骷髅，不是活的，要既有骨干，又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曾经跟中国的许多教师谈过，觉得在课程里减少一些推理特别严密、演算非常复杂的科目，增加一些与物理的现象有关的科目，这对学生学活的物理学也许会有更多的好处。

我刚才说的关于物理学的价值观念的研究风格，也许学文史的同学不能理解，你们可能会说，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又谈什么“风格”？但我们知道，事实中包括着各种不同的现象，对这些不同现象所产生理论的美妙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也就产生了每个人对物理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所以，一个人的研究风格对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尝试实验物理学

我到芝加哥大学后，就感觉到自己对试验物理接触太少。在西南联大，实验设备较差，而主要的课程，都是众多的理论课，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博士学位的论文一定要写实验方面的。

我先去找费米。他既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可他说我不能跟他做论文，因为他当时在阿尔岗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做研究工作，而那项工作是保密的。他介绍我去跟艾里逊教授。以后我就跟艾里逊教授工作了近二十个月。当时艾里逊教授正在制造一套四十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我们五、六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做了十五个月。完成后，我们每个人在加速器上做一个试验。我做的试验，是把氧与原子核的两个能极分开，结果不太成功。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恐怕天生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料。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别的研究生。很快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理论考试考不过我，可是他们在实验上却有许多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举例来讲，做实验时，假如一个线路不对的话，我的办法是：把图纸拿来，仔细研究，对照着再做；可是他们却踢一脚，立刻就好了。后来我也如法炮制，可是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15 编辑 ]

NZWJ

我的同学对我很好，因为我有时可帮他们解决理论上的问题。但他们也常常不留情面地开我的玩笑。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

我的试验做得不太成功，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天，泰勒教授来了。他说：“听说你这次试验做得不太成功是不是？”我说：“是的。”他说：“你前些时候已经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你不如就用那篇理论文章作你的论文。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这件事当时使我很失望。所以我跟他说：“我得考虑考虑。”两天以后，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这样想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似地轻松。这也就结束了我实验物理的生涯。我的朋友却又对我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在四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

有一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原子弹之父”。他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主任。那时，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所以我就跟费米和泰勒说：“我想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去呆一年。”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就写信给奥本海默。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就到了institute。

在我去以前，费米跟我说：“去institute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因为在里面你可以学会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不过，那里不是一个可以久居的地方。”因为据费米说：“institute里所做的物理太理论、太抽象。”他说：“institute就象中古的一个修道院。”我是非常敬佩费米的，所以他的话我记得很牢。

到institute一年以后，奥本海默劝我常住下去，芝加哥大学则是要我回去。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institute。这倒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费米的教导，也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话不能拒绝，因为人生不只是有物理学，我那时正在跟杜致礼交朋友，而她又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我刚才说过，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institute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走进新领域

我在四十年代开始念理论物理的时候，很幸运地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今天的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虽然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可是，它的大发展是到四十年代末才开始的。也可以说，象我这样年纪研究物理的人，是同这个领域一块儿成长的。

一个年轻人在开始起步做研究工作时，他所选择的方向对于他今后的成就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假如一个人非常聪明，可是他走的方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那么他再怎样努力，也不易作出什么有特别建树的贡献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7 编辑 ]

NZWJ

我在学校从事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和成千个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那里有很多人非常聪明。可是同样是非常聪明的人，几十年后他们的成就却有很大差别。这里最基本的道理，我认为就是，有的人选择的道路，是以后十年、二十年有大发展的，有的人没有走到这些方向，而是走进死胡同里，虽然他们很聪明，也很努力，最后还是不太容易有成绩的。

我刚才说到，基本粒子物理和高能原子物理是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大发展的。我恰巧走进了这个领域。回想起来，这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情。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是一个没有研究生的、纯粹搞研究工作的组织。那里环境非常恬静而优美。我在那里共呆了十七年。无疑的，这十七年是我有最重要成就的时期。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一九六六年，我离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去做教授。那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是一所新的学校。那里的校长叫托尔（Toll）。有一天他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希望把石溪建成一所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他希望我帮他一起做这件事。我答应了，并于一九六六年前去。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一座标准的象牙塔，是一座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塔。为什么我在那里做了有成就的十七年后要离开它呢？道理很简单：世界不只是有象牙之塔。象牙塔里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但却不是世界唯一可以有作为的地方。去帮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离开象牙塔，去做一件与社会比较有关的事，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

访问新中国
到一九七一年夏天，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冻结了二十年的外交关系，有缓解的可能。当时我就决定回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有我父母和弟妹，有很多老师和朋友。而且我觉得应该尽快利用当时的机会到中国来，这在七一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担心在很短时间内，一个稍稍打开一点小缝的门，又有可能被完全关死了。所以我就赶着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到中国来访问了四个礼拜。

我已跟大家说过，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

那年夏天的访问，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记得我离开中国时的情景，而眼前看到的新中国，已经与那时完全不同了。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周总理。

四个礼拜的参观访问，使我深有感受。回到美国后，我仔细想来，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我对两个国家都有相当了解和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要为加强这两个国家的了解和友谊而作贡献。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来中国访问。这一次已经是第十九次了。

回顾

回顾我念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幸运的。当我的同龄人多半都有种种不幸遭遇的时候，我享受了一个美满的童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既有中国式的传统教育，也有西方启发式的教育。这么多年来，我有了许多好的老师和合作者，又有了许多好的学生。我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十七年，又在象牙之塔外做了十九年。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我还应该继续努力。谢谢。

文章来源:「人文复旦·学术天地」
http://www.rwfd.fudan.edu.cn/xueshu/zhuanjia/dushu1.html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5 编辑 ]

NZWJ

本文是作者2009年4月13日在复旦的双子楼里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他就与李政道合作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时指出:在弱相关里面该定律是一般规则，这一理论的发现导致了50年代之后，整个试验物理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宇称守恒”定律在他们之前是被公认为公理性的，与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电荷守恒等定律一样很少被怀疑，后来一些试验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不过很少有人去怀疑宇称会不守恒，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理论上指出了宇称不守恒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表明了敢于挑战传统思维可能导致更大的创新。他提到了吴健雄所做的工作对他们工作的启发，吴健雄为了得到一个较大的晶体，曾经试验了很多次，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一个研究生将原料带回家，放在炉子旁边，第二天居然生成了一个大的晶体，整个过程充满着偶然性的灵光一现。他在回答提问时说:他自己在试验物理方面缺乏天赋，而主要在理论物理方面，他自己在试验物理方面确实缺乏动手能力，不过20个月的试验经历对他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试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对于问题的看法往往相差很大，而正是这种差异有助于他们后来的研究。最后作者勉励学生，中国未来的崛起势必会在物理学研究的领域大有作为。

物理学的诱惑

作者:杨振宁

好奇心诱惑学者们钻研
　　
　　法拉第是“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者，他用一个简单的设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在闭合线圈里面放一块磁铁，静态放置时不会产生电流，但是将磁铁向外拉或向里捅时，线圈便立刻产生了电。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电磁感应”。这也是发电机的运作原理，这项发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法拉第带领人类走进了电的时代。
　　
　　麦克斯韦是电磁场理论的提出者，他刚取得学士学位后便着手在法拉第“电磁感应”的基础上对电的现象做更深入的研究，经过六年的努力，麦克斯韦提出了四个“电”和“磁”定量关系的方程式，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计算出电磁波的速度和光速几乎相同，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光就是电磁波”的结论———麦克斯韦把人类带入了电磁波通信的时代。
　　
　　从这两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是好奇心引导出了一个个伟大的发现，就连科学家本身也无法预知在好奇心驱使下所做出的研究竟然可以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宇称不守恒”是可能的？
　　　　
　　1957年1月，吴健雄宣布“在β衰变中宇称不守恒”，她的实验打破了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正确的原理。当时美国物理学会的秘书长这样描述吴健雄作报告时的场景：“屋子里挤满了人，甚至有人从吊灯上爬了下来”。那么吴健雄是如何证明“宇称不守恒”的呢？
　　　　
　　守恒观念根深蒂固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物理实验都是小规模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汤姆生用一个很简单的仪器发现了人类所知道的第一个基本粒子———电子。二战后，核物理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世界各国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加速器。有了这些加速器，再加上宇宙射线，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基本粒子都被发现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最热衷研究的就是这些基本粒子的性质，也发现了“电荷守恒”定律，与之前牛顿提出的“能量守恒”一样，守恒现象在物理学界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普遍的现象。
　　　　
　　每一个粒子都有一个“宇称”，而“宇称守恒”的意思就是衰变前的宇称和衰变后的宇称是相同的，而在一个研究θ粒子和τ粒子的实验中，用理论证明出了“宇称不守恒”。于是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宇称能不能不守恒呢？大家都不相信“宇称不守恒”
　　　　
　　有三个根深蒂固的原因使得人们相信宇称是守恒的：物理世界是左右对称的；左右对称有很大的直觉和审美感召力；1920到1930年以后，量子力学非常准确地指出在原子物理中宇称一定是守恒的。如果宇称不守恒，那么很多实验结果都将被推翻，所以大家认为宇称不守恒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我和李政道研究了之前所有的β衰变实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是所有这些实验都和宇称守恒还是不守恒无关。于是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对绝大多数的力量而言，宇称是守恒的，但对另一些力量，则未必是这样（例如衰变）。接着又提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实验，测试β衰变及其他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
　　　　
　　我们的文章于1956年6月22日寄出，寄出后得到的反应是———大家都不相信。“宇称守恒”将被实验证明？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8:06 编辑 ]

NZWJ

当时声名显赫的泡利教授就指出：“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弱的（指弱相互作用）左撇子（指左右不对称），我准备投注一笔很大的金额，实验将会得出一个对称的分布（即宇称守恒）。”还有布洛赫教授，他因为发明了核磁共振（NMR）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说要是宇称不守恒，就要吃掉自己的帽子。
　　　　
　　但是李政道和我认为我们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缺乏实验证明。可是我们自己也不相信，宇称在任何相互作用中会不守恒，换一句话说，我们跟所有人直觉的想法是一样的，认为宇称当然是守恒的。所以在文章发出去之后，我们就改变了方向，开始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直到半年后，吴健雄证明了宇称不守恒之后，我们才立即回到了原来对宇称不守恒的研究。好奇心证明了“宇称不守恒”
　　　　
　　大部分的物理学家都不想进行我们提出的实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提出的五个实验都非常困难，大家观念上都觉得这个假设不正确，一致认为实验结果一定是肯定了前人已经知道的规律，也就是“宇称守恒”，所以根本没有价值去做。
　　　　
　　吴健雄具有战略性的眼光，最后完成了这个实验。她也不相信宇称不守恒是真的，但是她觉得一个基本的自然定律必须要用实验来验证。是好奇心引导她去尝试，完成了这个“独具慧眼”的实验。
　　　　
　　吴健雄从国家标准局召集了四位低温物理学家一起进行其中一个我们提出的实验，但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光是制作一粒很大的晶体，就花费了她的团队三个星期的时间，当她带着这粒“美如钻石”般的晶体回华盛顿时，她说“我知道我是全世界最快乐最骄傲的人”。在经历了种种复杂和艰辛之后，1956年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宇称不守恒，虽然差别比较微弱，但是她坚信实验的准确性，向外界宣称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消息。
　　　　
　　“宇称不守恒”的影响
　　　　
　　这个曾经被视为攻不可破的堤坝被攻破了，物理学家纷纷测试在各种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最终证实了“宇称不守恒”是弱相互作用下的一般特征。
　　　　
　　吴健雄的实验对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把“对称观念”提升为基本理论物理的一个中心概念；第二，引发了对“离散对称性”的深入研究，后来四位美国科学家所提出的“时间逆转不守恒”获得了诺贝尔奖；第三，对中微子性质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后有三个诺贝尔奖由此而产生。可以说吴健雄的实验导致了4个诺贝尔奖。

文章来源:「复旦论坛」(2009年4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8:13 编辑 ]

杰亮

主持人的话: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上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热烈鼓掌）本文译自日本《读卖新闻》(1973年7月26日》。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杨振宁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21 11:49 编辑 ]

杰亮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文革期间的混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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