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人物周刊：蒋经国身上有很强的苏联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苏经历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

　　陶涵：终其一生，蒋经国先生主张人人平等。他的亲民态度，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而他这种观念形成是自发的，并不是什么力量强加于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

　　他一直对苏联保有正面评价，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的态度才发生改变。

　　人物周刊：今天大陆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蒋经国为何会在晚年选择解严政策，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选择？

　　陶涵：应该说是若干因素，驱使他最后作出了加速变革和自由化的决定。首先是他年岁已高，而且健康恶化。这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恐惧，他很担心一旦他去世，党内的保守派会反攻倒算，这其中就包括了蒋宋美龄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会被停止，甚至开历史倒车。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因素，华盛顿已经中断了与台湾在外交和军事(除军售外)的联系。(注：根据中美协议，美国与台湾断交，而且撤军。)蒋经国认为，台湾如果实现民主，美国国会与公众舆论就会更加反对大陆对台湾动武，这也会让台独势力不会煽动改变现状闹独立。

　　最后的原因，则可说是在1980年代涌动着民主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菲律宾与南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彰显这一趋势。

　　他的最后两年，苏联“公开化”浪潮兴起，更坚定了其在台湾推行民主的信心，他在1988年1月去世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在台湾与马英九先生有一个会谈，我很想知道，从蒋介石到马英九，台湾历经了4任领导人，您对他们分别是如何评价的？

　　陶涵：蒋介石从不认为他会凭借武力就能收复大陆，虽然大陆在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过他一些希望。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威权社会，同时又试图把传统的儒家伦理引入其中。1967年时，他说上天让他失去了大陆，而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给了他在台湾建立一个模范社会的机会，这是他之前多年的梦想，却没能在大陆实现。

　　蒋经国进一步巩固了台湾经济基础，实现经济转型与腾飞。他的措施是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与加大教育投入，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放松威权体制。他的最大挑战，是1979年美国对台政策的偏移。与此同时，他还开放了对大陆的贸易封锁，并允许人员交流。

　　李登辉则代表了台湾本土化，他做到了，但又开启了台独的大门。

　　陈水扁，一位公然支持独立的台湾领导人，他的政党在2008年遭受重挫，原因就是他和他的家人大规模贪腐。(受访者注：事实上，作为前“总统”他能够被揭发，他的妻子被调查，反映出了司法独立在台湾已取得成功。)16年来，尽管台湾的领导人有独立倾向，但台湾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却更加紧密。

　　马英九的目标则是，与大陆关系正常化，寻求共同对话空间，同时无限期推迟海峡两岸的政治联系。他希望北京能减少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同时，他还要巩固台湾的国际地位。

　　人物周刊：从美国视角看中国近现代历史，如何评价一个威权领导人实施民主？

　　陶涵：这取决于其文化理念和政治价值观，还包括自身与国际的政治环境。

　　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本，包括失去控制，这直接威胁到当权集团，他们要去考虑如何面对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对于台湾当权派尤为艰难，他们是少数派(外省人)。

　　人物周刊：在您的书中，参考了大量的美国和苏联的独家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外人对蒋经国有误解吗？是什么？

　　陶涵：应该说，蒋经国是一个务实、心怀宽广的政治家，他对公众福祉的关心是真诚的。来台初期的蒋经国，长期被岛内外观察家视为其父亲政策的执行者。到了1980年代，他逐渐放松岛内控制，被评价为一个正直的现代政治践行者和改革家。

　　人物周刊：在大陆，人们对于蒋经国的印象还相当模糊，该如何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蒋经国？

　　陶涵：在政治层面，蒋经国是温和务实的人。他推崇开放、健康的社会，尊重不同政见。他知道在台湾施行自由民主，将会对外省人的统治地位以及“一个中国”原则构成威胁。

　　但到了1985年，他认为应该冒风险变革，这是台湾发展的最好选择，而不是尽可能维持国民党在岛内的一党专政。2008年台湾大选中的马英九胜选，验证了他的判断。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判蒋经国的一生？

　　陶涵：蒋经国应该坚决反对他的父亲实施白色恐怖。他也应该更早地在台湾推进民主化，这也许会遭到军队的反对。

　　蒋经国的功绩是使得台湾的经济腾飞，以及在教育、卫生、城市化、科技进步、国民收入提高和消除贫富差距等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2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6 12:36 编辑 ]

杰亮

　

台湾强人政治，在政治强人蒋经国手中终结，这是出自历史的必然，或是偶然，恐怕连蒋经国都难以回答

蒋经国的统驭术

作者:张友骅

　　台湾政治强人蒋经国辞世已经21年，在这21年间有关他历史定位的讨论，随政局起伏变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今天不做，明天后悔”

　　比如他晚年启动的“催台青”政策(大力提拔年轻人特别是本省人士)。与外界认为蒋是“干纲独断”决策者的形象反差甚大的是，蒋虽是位高权重的决策者，但对政务推动仍有力不从心之苦。若非亲阅蒋的日记，令人很难置信蒋内心痛苦已到无可宣泄的地步。

　　具体事证如1972年，时逢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台湾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卧病在床，各种问题纷沓而来，在此期间，蒋经国的眼睛与腿疾因受糖尿病影响，已越来越严重。蒋强忍身心痛楚，积极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机，结果发现国民党官僚群仍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令蒋不胜感慨。蒋不得不启用年轻官僚，配合本土化政策来改造国民党，如晋用毫无行政阅历的李登辉、宋楚瑜、马英九等人，均是此时期的产物。结果谁都没有料到李登辉、宋楚瑜、马英九等人至今仍活跃于台湾政坛，间接延续国民党的香火。

　　从这则事例不难看出，蒋自知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他看问题与处理政务都在和时间赛跑，蒋曾说“今天不做，明天后悔”，就是这种心境的反射。蒋经国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必然会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则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从故事中不难发现，蒋是位意志坚定的决策者，也就是靠这股意志，蒋不顾元老、将领、官僚的反对，决心终结强人政治。还政于民。

　　许多人认为蒋经国是政治强人，但很少人能回答下列两则问题：台湾强人政治为何会终结在政治强人蒋经国手中？为何在蒋主政时代台湾政坛不曾出现“夫人政治”、“侍从政治”、“太子政治”、“黑金政治”、“贪腐政治”？许多学术著作都曾对此问题有所探讨，但提出答案总难以令人信服。有几个事例，或许可供外界参考。

　　如蒋经国开放两岸政策，许多人认为是因“老兵返乡”问题而起。然而从许多资料显示，李光耀绝对是关键人物。如李光耀某次访问中国大陆，后来台拜访蒋经国，携带几株槭树树苗，蒋经国指示部属将树苗栽植于官邸、陵寝内，蒋经国的细微动作，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因为该树苗显然是来自大陆，蒋指示栽植的用意，表明两岸关系解冻已指日可待。果不其然，蒋指令马英九负责处理老兵返乡政策，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预留伏笔。

　　再者如处理政务，蒋相当尊重部属权责，有一次海军总司令刘和谦签报军系人事晋升案，遭参谋总长郝柏村批驳。刘向蒋申诉，蒋找郝柏村当场下达指示，“人事晋升既是总司令权责，你应当尊重总司令权责，不能一个都不批吧！”郝回参谋本部旋即召见刘和谦，与刘沟通签报人事。尔后郝、刘因政见之争互不来往，但对蒋经国处理军系事务的态度，颇表赞佩。

    至于处理民生问题，为物价上涨蒋经国一度要求俞国华下台，令俞吓出一身冷汗。蒋当政时代相当重视物价问题，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的物价，这些都是与民生相关的民生物资。有一年因石油上涨，俞国华将石油价格向上调两元，蒋经国看到电视报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则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以蒋俞交情，为一二元而争，争的是民心，而非钱财，这在政坛的确是少见的现象，若非俞国华亲口说出内情，外界实难理解蒋经国的坚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6 13:03 编辑 ]

杰亮

　对于处理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当年台大学生李文忠、刘一德两名政治异议分子，为向“二二八事件”元凶彭孟缉抗议，于夜暗中在彭家外墙刷红漆、题字，经情治单位追查，发现是李、刘两位学生所为，案子送呈蒋经国，蒋仅问一句：“这两名学生几岁？”承办人员具实以报，蒋双手一摊说：“算了！”此事即从司法单位转交学校处理。

　　

盖棺论定，为时尚早

　　上述列举事例，多半发生于蒋经国执政晚期，有人说：“蒋经国愈老愈开明。”这句话仅是皮相之论。在蒋经国执政之初，对军系与情治系统官员就很开明，蒋认为军系与情治系统为封闭性团体，统驭起来不宜有“一言堂”现象，否则必会危及政权稳定。所以蒋在选任将领或情治首长前，相当注重他们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官夫人”对外活动。蒋常去部属家中做客，只要看居家摆设及夫人举止，蒋就明白此人能否重用。

　　如台湾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是蒋宠信爱将，有一次蒋出其不意地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蒋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箴。以周中峰待人谦谨、叶翔之霸气纵横，都遭罢官之运，说明蒋经国统驭术有其独到之处。

　　再者如王升，一生追随蒋经国，对蒋他言听计从，只因发言不慎，调职后毫不避讳结交宾客，为剪除王的羽翼，蒋不惜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将王远谪巴拉圭。事后王虽多次上报要求返台牙颐养天年，蒋不为所动地训令王不得擅离职守，以免他回台引起政坛骚动。从蒋处置军情系统首长过程分析，他的个性有其阴狠一面，绝不因旧情私谊而影响政务运作。

　　蒋经国对党务整顿最为无奈。由于党务系统元老长年追随蒋介石，论排班资历，均较蒋资深，兼以元老们又与蒋宋美龄交谊不错，喜透过夫人影响政治，搞得蒋经国不胜其扰。如时任秘书长张宝树自诩拥蒋有功，有意进军“立法院”担任“院长”。但蒋不念张宝树的拥戴之功，将张调任空有虚位的“资政”之职，逼张在“立委”、“资政”间作抉择。待张辞“立委”，蒋则发布张出任“资政”，改由亲信蒋彦士调任秘书长，以此整顿党务系统。或许是党务系统树大根深，蒋多次整顿均未竟其功，成为其腹心之疾，问题延续至马英九主政时代仍未改善。显示整顿党务系统之难，连强人蒋经国都无法解决，遑论马英九。

　　至于政务系统方面，蒋经国惯用霸气纵横的技术官僚担当大任。当年李国鼎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终蒋任内，他虽不喜欢李国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国鼎得以推动台湾科学园区，及产业加工园区，为尔后台湾经济发展开创20多年黄金岁月。

　　其实李、蒋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蒋约见李谈经济议题，蒋听多讲少；而李则坚持己见，为解决彼此的摩擦，李所上呈计划，蒋会转交俞国华等人参核，若俞等人认为计划可行，就交由李国鼎执行。是以李国鼎在其回忆录指出，他虽对蒋发展经济构想并不以为然，但蒋能容忍他长达30年，他则充满感激之情。以蒋李关系说明，蒋的用人绝非是“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就因为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K.T。李的英名流传于外。此番“君臣”际遇，目前在台北政坛已成绝响，令人颇有不胜唏嘘之感。

　　台湾强人政治，在政治强人蒋经国手中终结，这是出自历史的必然，或是偶然，恐怕连蒋经国都难以回答。然而蒋终结强人政治，却为台湾带来长达20多年的政治乱象，或许是蒋生前都无法预料的憾事，责任应由谁负？政客、人民或是蒋经国？

　　回首前尘，蒋经国若仍在世，他怎么看目前台湾的政治乱象？蒋一定会说，清廉、勤政至多是官员基本素质，官员必须拥有与时间赛跑的智能，因为老病侵寻的蒋经国为改造台湾，每天都与时间竞赛直到油尽灯枯，凭借意志勇度关山，与年轻时代酒色财气均沾的蒋经国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若要盖棺论定，为时尚早，除非史实公布，真实的蒋经国方能由史家做公允评断。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2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6 13:12 编辑 ]

杰亮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

蒋经国学校三弟子

　　

作者: 杨潇

“你等会”

　　1984年2月15日，台北中山楼。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在召开，蒋经国的办公室离会场不远，从舞台左边的小楼梯走上去就可以看到，办公室备有床铺，多数时间，蒋经国躺在那里休息。中常委们都在观望，究竟是谁从那个小楼梯走上去，谁又走下来，每个人都期待被蒋经国找去，这意味着有机会升迁。其时，蒋经国正为他就任第七任“总统”寻找一位副手，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辉获得了上楼梯的机会。

　　很多年后，李登辉回忆说，“后来我有机会当上‘总统’，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瞬间，就是二中全会获得‘副总统’的提名。”从那时起，李登辉在“蒋经国学校”开始了漫长的“潜伏”，他即将全面参与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之路，并在其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在李被“钦定”后，台北政坛开始流传一个段子：在那次会议上，蒋经国进洗手间时，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追至走廊询问蒋经国属意人选，蒋经国说“你等会”，结果这句浙江口音浓重的“你等会”，被蒋彦士误听为“李登辉”，并且利用这个空档转告给了诸位中常委，于是李登辉顺利被举手通过。笑话归笑话，却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精英心目中李登辉的分量与形象。

　　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淡水，1940年代，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曾两进两出共产党，1950年，在岛内大环境的压力下，他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从此长期受到政治监控。1971年，受本省及外省友人的强力保荐，加入国民党。此前，李曾遭警总约谈17小时，询问持续一周，“足证蒋经国曾经企图澄清一些疑虑”。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时年49岁。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李登辉虽历任台北市长及“台湾省主席”，但一般人对他的印象，仍不过是个受益于“吹台青”政策(1970年代以后，在本土化运动的压力下，蒋经国拔擢体制内的台湾籍青年才俊)的农经专家。

　　李登辉自己则早有预感，1983年7月，他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工作报告《省政府向下扎根的做法》，就获得蒋经国很高的评价。李登辉后来回忆说，“后来他为什么放心让我去当‘副总统’，我的想法是，第一，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过世；第二项，就我看来，蒋经国多少受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选择我，可能是认为我和他具有同样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而且当时要求本土化的气势很强，他只能加强台湾的本土化，这样国民党才能生存。”

　　

“宁信白种人的谎言”

　　同样是1984年，宋楚瑜结束了他“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兼“政府发言人”)的5年任期，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这一年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还有马英九，这位34岁的年轻人，三年前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经人介绍，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成为“蒋经国学校”中最年轻的一员。彼时马英九还是一个胖子，有时候，他在完成翻译工作起身后竟把椅子也“带”了起来，不免惹人发笑。要再过十多年，台湾进入真正的电视民主时代，瘦身成功的马英九才可以在全岛刮起持续不断的“马旋风”。

　　在蒋经国身边的日子里，马英九始终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扮演的是技术性官僚的中性角色，虽不显山露水，却也避免了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和马英九不同，作为湘潭同乡的宋楚瑜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常常不按理出牌，这一点在选举时代会看得更加真切。不过在1978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建交、与台湾“断交”前夜，正是宋直奔士林官邸，唤醒已经入睡的蒋经国，告知他美国驻台代表希望次日会见。蒋经国事后大赞其应变能力，一个月后，任命他为“新闻局局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6 13:25 编辑 ]

杰亮

　作为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新闻局长”，宋楚瑜显然是尽职尽责的。1979年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次年1月25日，英文流利的宋局长在台北向新闻界公开抨击美国《新闻周刊》对事件的报道，称其报道为Yellow Journalism(黄色新闻，意指其报道风格小报化与哗众取宠)，“宁信白种人的谎言而不信黄种人的真话；白种人的优越感使其认定黄种人无诉诸司法能力，而先行代为审判”。有意思的是，26年以后，宋楚瑜“搭桥之旅”访问大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两次举起手中最新出版的《新闻周刊》(当期封面为“中国的世纪”)，深情地说：“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

　　在就任“副总统”前，李登辉曾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同游。李洁明后来说，这是因为蒋经国希望日本背景浓厚的李登辉也能“熟悉美国观点”，通过私下接触，他评价李登辉“是聪明的政治人物”，对民心颇有了解，公开场合谨守国民党路线，私底下却很有主见。

　　李登辉后来说，当时虽然身居国民政府高位，但也经常看党外杂志，“这些杂志很有趣，我可以让秘书帮我去买，就说我要检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论杂志的言论问题如何处理时，他仍对蒋经国提出个人看法报告：“希望以刑法为主。”

　　“那时候《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还没公布，我的主张是依法处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缔，我建议以刑法处理，其实就是建议用《出版法》处理，有明确犯罪事实时，依明文规定以有期徒刑方式处理。”他为自己辩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报》以本报记者名义刊载李登辉访问(巴拉圭)归来一文，主标题“李‘副总统’远行归来”，副标题“工作繁忙了无倦容”，文章特别赞誉李登辉“深获‘蒋总统’倚重”、“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李登辉说，他当时就觉得报道“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写成。蒋经国只要跟文工会说：写点东西。他们就会刊出一大堆这样的文章。”

　　当时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会也是戒严时代国民党管制媒体的重要机构，李宋有时需要沟通，以确定如何把握舆论导向。以4月9日为例，李登辉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报告‘总统’：‘十信案’后，民众士气低落，如何回复？文宣工作如何处理，与宋主任谈论事，请示‘总统’裁示。”

　　讨论的结果是，“加强文宣”。

　　

“情同父子”

　　在“蒋经国学校”，“校长”通常不会把话讲得很具体，“他的话都要让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诉我，‘我身体不好，有些事请你多帮忙。’”如是，李登辉不仅学习了如何面对民间问题，更修炼了官场的手腕——这一点，未来宋楚瑜会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农历前一天，蒋经国特别指示：新年度，与党外人士之间，设立管道沟通，指示李登辉多参与。“他可能会想：党外的力量愈大愈好吧？如果是我，也会抱持这种想法。毕竟党外的力量一旦壮大，国民党内的人就不好过日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改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改变。领导者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说单单只考虑国民党要如何发展。”李登辉说。

　　这一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访问台湾，蒋经国认为邮报旗下的《新闻周刊》对台湾不友善而不愿见她，宋楚瑜劝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策向她说明，也许会有好的效果。”9天后，蒋经国接受葛兰姆独家专访，表示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坐在两人中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我把经国先生对访客所说的‘我们即将研究终止紧急命令(解除戒严)’”、“开放政治团体合法化(开放组党)”等关键词汇，逐字、逐句，精准地翻译传递给访客知悉后，当时强烈地感受到，身体犹如有电流通过任督二脉一般，通体舒畅，有一股参与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令人振奋不已！”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6 13:40 编辑 ]

杰亮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任“代总统”，在之后的13天里，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到蒋经国灵前祭拜，以显示自己不会改变其路线，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登辉入选代理国民党主席一事，宋美龄不希望看到本省势力坐大，故反对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兼任党主席，会议陷入僵局。此时，宋楚瑜越次发言，站起来质问中常委，要他们拿出党心和公心来，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李登辉当选的提案。

　　这“临门一脚”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也成为此后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开始。次年5月，李登辉投桃报李，宋楚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更近权力中枢。

　　

“被李登辉骗了”

　　李登辉执政之初，为免引发党内反弹，尚谨言慎行，但从1990年起，开始以渐进变革的方式瓦解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并最终大权在握。

　　为了拔除掌握军权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辉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依法郝柏村必须辞去军职。李借助郝柏村的强势作为，动员军警力量扫荡犯罪，赢得了民众对“治安内阁”的支持。可是在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李登辉于1993年以“修宪”完成为理由，要求“内阁”总辞，郝柏村被迫辞职，由李所提名的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1992年12月，“立法委员”全面改选，改选后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达八成以上。此时，李登辉想要换掉郝柏村的意图极为明显，台北街头出现以外省老兵为主的示威游行，高喊“拥护郝柏村、打倒李登辉”，这个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势力消长——在此之前，只有民进党等本省人势力才会采取街头活动。1994年4月30日，李登辉更发表了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场所的悲哀》，提到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令不少国民党人直呼“被李登辉骗了”。

　　但李登辉推动的三次修宪，也进一步终结了威权体制，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1991年5月1日零时起，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1994年12月3日，台湾省省长与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举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实。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还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数当选首任民选省长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过了“总统”李登辉，但在他省长任期刚刚过半时，李登辉喊出“冻省”，宋李关系由此急转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布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李登辉为保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将宋楚瑜开除出党。同年12月，李抛出“兴票案”，指责宋楚瑜之子的“中兴票券”账户中有来历不明的1.4亿元新台币。宋楚瑜长期树立的清廉形象毁于一旦，原本领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终以3个百分点之差输给陈水扁，苦涩地“成就”了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李宋至此彻底反目，再无往来。

　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其动力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族群主义，党外人士经常高呼“台湾人出头天”的口号就是一个佐证。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李登辉在掌权后的一系列举动便不难理解：因为仓促接位时缺乏权力根基，为了对抗国民党内的既有势力，故必须通过民粹的方式，吸纳民进党“族群动员”的资源，同时，为了斗垮国民党的非主流派(1993年分离出去，成立新党)，必须拉拢财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和地方派系，于是也造成了黑金政治的蔓延。

杰亮

1993年，马英九任连战内阁下的“法务部长”，严办地方上的黑金势力，由于办案力度过猛，成为党内箭靶，“总统”李登辉干脆直言，马“差点把国民党搞垮”。在强大压力下，1996年，马英九转任闲职。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1988年以来的台湾，由于报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体政治时代，官员的形象以及对民意的回应，迅速成为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焕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有一次在主持“国建会”并向海外学人介绍政府首长时，刻意透露，“英俊潇洒的马主委(时任研考会主委)，最近受到许多女性的‘打扰’……”此话并非“新闻”，但藉由“行政院长”口中说出，倒确实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某种变化。

　　事实上，从政这些年，马英九一直是媒体宠儿。资深媒体人王铭义说，记者打电话找小马哥，不管是马秘书、马副主委、马发言人，或者马“部长”，他都会亲自接听，电话留言也尽可能回电——此外，记者们还赠他一绰号“马更正”，盖因他经常来函报社要求更正相关报道。

　　有人说，过去20年的台湾政治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政治人物的“变脸史”，马英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洁的形象，殊为不易。

　　1997年，白晓燕命案后，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对治安表示担忧，民众对政府处置口蹄疫事件也极为不满，游行中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猪死了，没有人下台

　　人死了，没有猪下台

　　马英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拒绝“行政院长”连战的一再请求，坚决请辞，“治安败坏，政府难辞其咎，这不是某一个人有责任，我个人感到愧对国人，我要认清自己有共犯的责任。”

　　对于他的辞官，有人质疑他“以退为进”、“维护自我的政治洁癖”，而他激动地回应：“我不能再蒙着眼睛，继续混下去了！现在当政务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一年后的1998年，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并由李登辉出马，以“新台湾人”的称呼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击败希望续任的陈水扁，台湾政坛开始响起清晰的“马”蹄声。

　　10年后的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第十二任“总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按照亨廷顿“双翻转”(two turn-over)理论，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若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和平转移政权的过程，则可视为完成民主化。如是观之，马英九胜利，标志着台湾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蓝营过去和现在的领袖们是否会借这个机会实现“大和解”尚不得而知，但当他们向蒋经国的遗像三鞠躬时，想必会有难以尽言的况味。时代，真的不同了。

　　

参考资料：

　　彭怀恩《从政成功到马英九：台湾政治变迁史》，(台北)风云论坛，2008年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1998年
　　王铭义《该出马时就出马——金鱼缸里的马英九》，(台北)商业周刊出版公司，1998年
　　李登辉《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年
　　张炎宪等《李登辉先生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2004年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2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6 13:47 编辑 ]

杰亮

蒋经国诞辰100周年纪念

伟人不是毫无私欲、毫无缺点的完人，不是影响巨大、粉丝众多的强人，不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独夫。真正的伟人，必有定国、安民之业，有泽被后世之功。在蒋经国离世20余年之后，他却成为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为什么人们会给一个独裁者戴上如此的桂冠？

一、苏联烙印

　　从十五岁到二十七岁，蒋经国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接受教育，从少年到青年，他的整个人格塑型，深深烙下苏联的印记。蒋经国亲眼目睹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化建设的奇迹，计划经济使得苏联从沙俄时期的农业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工业强国，这一切令他兴起艳羡之情。无论是赣南新政还是台湾的十大建设，我们都能发现其背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子。

　　1、蒋经国十三载留苏生涯

　　中山大学的“洗礼”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于1925年10月离开了弟弟蒋纬国，同其他3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出国来到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首都莫斯科。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中山大学是一所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校。这里教学的重心，是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而不是学者和科学家，所以主要课程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和其他有关著作)、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

　　基于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计，共产国际认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中国此时已接近革命总爆发的关键时刻，急需能胜任领导革命工作的干部。因此，中山大学的学制为2年，要求教育必须速成和讲求实效。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为苏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或其他各国的革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这条道路，所以在学校的大纲里安排了一定的时间，让学员深入实际，文武并举，既能够挥毫著文动员群众，又能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

　　另外，这所学校培养的学员，将来都要成为新型无产阶级政权的骨干，他们应该了解怎样当领导者，执掌政权。因此在学习期间，不但要努力读书，还要对当时在政权形势和党的建设与组织方面被认为是全世界楷模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做深入的考察、了解。

　　在校期间，蒋经国学习相当努力刻苦，俄文成绩进步很快，不久就能与人用俄语交谈。其他方面，表现也非常活跃。入校刚刚2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苏共预备党员。同时，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经常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很受瞩目。

　　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蒋经国置身“红都”，被“赤化”是在所难免的。不用说当时苏联社会的大环境，单就“中山大学”校园里的气氛，就给人一种非革命不可的强烈感染，使学员们时刻牢记肩负的重大责任。同其他学员一样，此时此刻，蒋经国也把谋求中国的解放视为神圣而伟大的使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7 07:53 编辑 ]

杰亮

实际上，蒋经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当中。那时，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斗争甚为激烈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

　　虽然中山大学有不少人崇拜托洛茨基和他的理论，可都知道斯大林的厉害，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也有所耳闻，一般都不敢把自己的观点表露出来，也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观点。

　　此时此刻的蒋经国，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先在校刊上发表了《我从来没有如此说过》的文章，为那些同情托洛茨基而受到压抑的同学鸣不平。尔后，又竭力鼓动同学间的暗中活动，并劝他们书写小册子和开会，表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同时，也给同学中间那些支持斯大林的人造一点压力。涉足政治的危险性，这时的蒋经国还未有深刻的认识。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担任了中山大学墙报《红角》的编辑。到中山大学不久，他就为墙报写了一篇题为《革命必先革心》的文章。在文章中，号召“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他主持的墙报，得到中国共产党旅苏支部的支持。

　　从蒋经国到达莫斯科起，一直到1927年的春天，可以说各方面都如鱼得水。他除了搞好学习外，对所担任的社会工作、社会活动，都做得一丝不苟，确实可说是“无须扬鞭自奋蹄”。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蒋经国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为父亲的作为难堪，也感到受了羞辱。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可这并非容易。蒋经国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教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传统的伦理纲常构成了他的道德观。此刻要与父亲“划清界限”，站在“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边，那就是说，他也要去声讨亲生父亲。最终，经过激烈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登上了主席台，对蒋介石公开进行声讨。

　　摇摇摇摇蒋经国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可以看出，蒋经国当时的举动确出于挚诚，并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和准布尔什维克。至于后来在他身上又发生的180度大转变，则是另有它因了。

　

　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武装”

　　自从蒋经国发表声明，向世人表示了他与父亲蒋介石划清界限的政治立场之后，他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处境尴尬。过去，美丽漂亮的苏联姑娘曾把这些中国留学生当成中国未来的领袖群，频频向他们以目传情，暗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处处遇到的都是鄙视、轻蔑的目光，几乎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行走时，经常会有人朝他们愤怒地呼喊:“可恨的蒋介石！”“该杀的张作霖！”真是“恨屋及乌”。而蒋经国却未曾受到如此冷遇。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7 07:55 编辑 ]

杰亮

1927年7月，中国政局又发生了出乎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料之外的事件。曾被斯大林定性为“革命政府”的中国武汉政府与被他定性为“反革命政府”的中国南京政府实行“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共同对付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一原因，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由于谴责反革命的父亲有功，非但未被遣送回国，而是根据其表现，在中山大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府干部的列宁格勒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校深造。

　　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推翻或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而优秀的军事干部则是建设好军队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此刻，为全世界输送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肩上。因此，苏联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花费和动用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去发展军事工业和培养军政干部。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就是直接为这个目的而服务的。

　　这所院校在苏联历史和政治斗争风浪的正反面记录中，一直是榜上有名的。苏联的权威著作和官方舆论把这所学校与苏联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发挥了“钢铁长城”的作用。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里对这所学校有过这样的记述:这所学校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干部和学员们都树立了英雄主义、忠于革命利益和苏维埃祖国的崇高榜样。共产党员们在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斗争中，是党中央的可靠支柱”。能到这所院校学习的人，均非等闲之辈。一般青年人都把能到这个学院学习看成是无比自豪的事，就像当初中国进步青年争先恐后地到黄埔军校去一样。均由一流的“国际型政治家”组成和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把蒋经国送到这里来学习深造，可谓用心良苦。

　　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教学以社会科学为主，课程有苏联共产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党政工作、军事教育学和心理学在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培养途径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的蒋经国在台湾党政军中地位的日趋上升也完全运用了在这里所学到的理论。

　　从此，“党军”的思想在蒋经国的头脑中生根。根据教员的讲授，蒋经国认识到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非党群众绝对信仰执政党”，军队中政治部的任务是:决定政治工作的全部计划和实施，以保证战斗的胜利；使每个参战人员都明白战斗的政治目的；政治部要特别注意党员的分配，要保证到处都有党的影响。党在军队中是最为神圣的，党权是高于一切的。这些思想在他后来回国从政实习期间得到了发展。在主办三青团中央干校和从事青年军政工作中，他就利用各种场合和一切机会去发展所谓“忠党爱国”的人，即使文娱活动的时间也不放过。文娱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必须要绝对信仰他的“理论”，无条件服从他的调遣，否则即为“共党嫌疑”。他不折不扣地把在这所院校学来的信条——“使到处都有党的影响”——落实在他统治下的一切领域之内。

　　军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对领袖的忠诚。学校反复对学员指出“列宁不仅是苏联人民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保证布尔什维克掌握军权的重要前提，学员必须真正认识到并且接受这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当时的蒋经国，对此深信不疑。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列宁和苏维埃政权是密不可分的，能在列宁身边工作过，是非常荣幸和令人羡慕的，蒋经国也有着同样的心理。由于有心，关于列宁的私人警卫战士李富清的事迹，蒋经国几乎能够倒背如流。在李富清给蒋经国叙述的与列宁在一起的往事中，列宁的平易近人和关心部属及由此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情节，蒋经国记忆尤深。这件事也给了他不小的影响。日后蒋经国在赣南的微服出访、体察民情；在台湾横贯公路现场奔走于大山险境之中，时常出现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不能不说与此时他在这里受到的教育有关。

　　蒋经国在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学习，为他日后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涯中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当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于他在校期间的学习与所谓的政治表现也无可挑剔。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7 08: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