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吴敬琏，1930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54年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师从苏联专家阿·毕尔曼(阿·毕尔曼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改革》杂志主编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1984至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发表有大量著述。

对新兴媒体的期望

作者:吴敬琏

今年是《经济观察报》创刊八周年。写下几点期望，聊表祝贺之意。

中国的经济媒体并不是这些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回想起来，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与中国经济媒体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以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甫一成立，就举办了各种报刊杂志。如刘大钧的《中外经济周刊》、吴景超的《新经济》、陈翰笙与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等等。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封杀舆论，经济媒体也随之衰落。

我本人出生在一个老报人家庭。父亲吴似竹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大中华日报》主笔，因为信奉新闻自由，1929年，二十二岁时“下海”与同事陈铭德等人一道创办了《新民报》，家里的好几位亲戚，包括我的母亲邓季惺都曾在这家报社工作。这家报社也产生了赵超构、浦熙修等一大批“名记者”。直至1947年，因母亲在国民党立法委带头反内战，人差点被抓，报纸也被迫停刊。新民报业集团是解放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之一，其下属的“一报八刊”不仅深受社会各界民众的欢迎，也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呼唤民主与进步的中国新闻界的一支进步力量。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自然对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这一行当情有独钟。

我之所以关注新闻报道，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所从事的职业经济研究与新闻报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和面向现实的行业。所谓经济学，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它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它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这就是说，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有一个相同的职业要求，即客观性，首先是“是怎样”，而不是“应当怎样”。

当然，虽说新闻记者和经济学家有很多共通性，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专业。真正的经济学家可能在理论分析上有所专长，但在对事件把握的时效性和表达方式上，新闻报道则更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好的财经记者对经济政策的发言权甚至比经济学家们来得重要。当然，多数时候是大家从不同角度合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理论界离不开新闻传播界的支持，新闻传播界也离不开理论界的参与。这样的例子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譬如农村改革初期，大记者吴象的新闻调查文章 《独木桥与阳关道》（1980年），所起到的号召作用并不比理论家们的长篇大论逊色多少。大家都还记得胡舒立 《改革没有浪漫曲》（1993年）、王克勤 《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2002年）、仲伟志《民营经济96小时》（2004年）等报道，这些文章对推动某些方面的改革起到了好的作用，也是日后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记者的长项就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真实世界。如果失去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兴趣，记者的灵魂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仅仅掌握了许多事实还不够。由于现象和本质常常是有区别的，人们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往往有矛盾。因此，为了探究规律和寻求真理，就要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从现象来探究事物的本质，把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

在政治利益和金钱利益这两种潮流的冲击下，有些媒体似乎出现了有违时代精神和传媒价值诉求的倾向：一种是采用貌似 “用事实说话”的方式，用一些精心选择甚至编造的 “事实”来“证明”早已规定好了的结论；另一种是以现象来掩盖本质，以炒作短期利益来遮蔽长期利益，以此来误导不明真相的大众。从这方面看，我很赞赏《经济观察报》倡导的理性、建设性理念，希望继续发扬光大。

任何形式的媒体，只要是第一手的有深度的观察、调查和报道，都会有读者，有市场。我十分推崇《强盗贵族》等普利策获奖作品。我也喜欢林达夫妇的《近距离看美国》、《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笔记》等系列书籍，这些书以通俗的笔调给我们传达了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西方世界。他们虽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甚至也没有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但他们的作品绝对是一流的普利策奖所谓的“非虚构类作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有一支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队伍，也还将会形成以各类专业人员（白领工人）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和一个由进城务工务商的农民衍生而成的新市民阶层。他们对财经报道的需求将会成为新兴财经媒体的巨大市场。这些媒体服务于企业家，服务于专业人员，也服务于普通读者。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已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走出了各自的成功之路。

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信息和学识的支持，因此，现在需要大批独立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财经记者。经济学家也应当学会面向媒体、面向大众。马克思晚年曾为美国《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克鲁格曼都曾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开设专栏，且影响巨大。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所谓的“宣传”，而是媒介信息和传播知识，而传媒正是他们能够发挥所长、造福社会的工作舞台。

目前，人们正在热议新闻出版事业管理的改革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新闻出版物是商品，但是，它是一种具有极大社会效应的特殊商品。新闻媒体不排除有自身利益的诉求，但在媒体利益和各种社会利益的诉求中，不激不随，这对任何媒体组织都将是一个考验。要探寻良好的媒体经营体制和运营规则，使记者、编辑都能秉持正义和良知，建立媒体的公信力，建设和维护它们自身的品牌。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5 08:26 编辑 ]

杰亮

吴敬琏：生命同中国改革连在一起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吴敬琏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拟定，为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再过3个月，吴敬琏就满74岁了。他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总觉得，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

　　

“吴市场”的脱胎换骨之路

　　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靡的两年。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几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等领导同时在座。

　　首位发言者的矛头直指1984年以来的改革方向，他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他的发言结束后，会场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大家都知道，1989年以后，要计划还是要市场已经成了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吴敬琏。他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发言几次被反对者打断。有人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还有人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只能讨论如何结合。

　　吴敬琏的支持者只有刘国光和86岁高龄的薛暮桥两个人。但是他们据理力争，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绝不能动摇。

　　几天之后，吴敬琏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说已经有人把他称作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吴市场”。

　　吴敬琏感慨万千。30多年的惨痛经历告诉他，中国经济的出路只能依赖市场取向的改革，但这条出路却被思想上的障碍堵得严严实实，中国的前途到底何在？

　　他想起了16年前去世的挚友顾准，正是与顾准的交往，才使自己大彻大悟，从一个笃信苏式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播种者和捍卫者。

　　1971年，41岁的吴敬琏深深地折服于顾准的铮铮傲骨和深邃思想，两人在干校朝夕相处，很快成为生死至交。在顾准的影响下，吴敬琏读名著、学英语，两人学思相长，层层深入地破解那个困惑他们多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满怀理想、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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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像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吴敬琏不仅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一个人格独立、思维睿智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个一度尘蔽心智、唯书唯上的风派人物。

    此后的岁月里，他常常自问：在中华民族经历过的弯路和悲剧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我们就无愧于心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

　　最让吴敬琏愧疚的是：他曾经批判过自己的老领导孙冶方。1964年，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也应讲利润、讲成本而遭到大规模批判，批判阵营的骨干之一，正是他器重过的吴敬琏。

　　尽管早已得到了孙冶方的原谅，但这段历史仍然每每让吴敬琏忏悔，一遍又一遍，吴敬琏告诉自己和他人，这个由于自私和盲从而犯下的错误是自己终身的教训。

　　往事悠悠，岁月如昨，1990年夏天，花甲之年的吴敬琏再度面临巨大压力，但此时的他已经荣辱不惊，在这个改革陷入低潮的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姓‘社’姓‘资’”的争论尘埃落定。

　　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市场”有了全新的含义。8年后，吴敬琏回顾起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他说：“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现在不是为自己的主张被采纳而欣喜，而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为法治和宪政而呐喊

　　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渐行渐远，再难回头。但是，中国的前途从此就高枕无忧了吗？

　　1992年的秋天过后，和许多为市场经济奋斗多年的同仁一样，吴敬琏一度以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经济昌盛、人民幸福只是个早晚问题。然而，面对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法制不彰、社会失范等现象，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天空并非都是一片湛蓝。

    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在危机最为严重的印度尼西亚，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财富化为乌有。惨痛的事实促使中国经济学界深刻反思自己曾经鼓吹过的政经不分的“东亚发展模式”，反思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cronycapitalism(权贵资本主义，又译为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2 1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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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引入“寻租”理论的吴敬琏对中国权钱交织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和四十年计划经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从1998年秋天开始，吴敬琏如同一个守夜人，时时敲响“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钟。他说，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大部分国家仍然在权贵资本的支配之下，在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要想遏制这一苗头，惟有在经济上发展独立的民间企业，在政治上实现法治和宪政。

　　他特别强调，要警惕那种打着改革旗号、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实际是想固化现有的双重体制以便保持既得利益，甚至继续“设租”的力量。

　　他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

　　他不仅说，而且做。比如，多年以来，他持之以恒地反对国有资本垄断证券市场、反对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反对政府托市、反对审批制的股票发行制度、抨击操控股票二级市场的幕后黑手、揭露既得利益者通过制造股市泡沫侵吞公众财富的险恶用心。

　　吴敬琏关于股市的言论引发了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随之而来的监管风暴，有人给他打过恐吓电话，有人往他的家里扔过石头，但他也因此而被称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2002年以来，吴敬琏越来越多地与法学家呆在一起，他的文章和言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法治、宪政、民主这样的关键词。

　　2003年，中国经历了震惊世界的SARS危机，吴敬琏公开声援率先戳穿谎言的蒋彦永大夫，并且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对SARS真相的报道，积极参与对SARS危机的反思。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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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富强之道」

作者:吴敬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

　　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

　　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法治的问题上，第一，要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以致在正式文件里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降到了政府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5 08: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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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

　　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以激进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常常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的真正实现。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实行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一切权力归于国民公会”)和“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

　　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空名，沦为少数人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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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拨款的多少，领导机关组织的“攻关”活动进度的快慢，而忽视了西欧国家17世纪以后教育普及和科学迅猛进步的思想和制度的基础。近年来大量经济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于与基础科学进展密切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科学和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以后获得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历史经验证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乃是繁荣科学与文化的必由之路。

　　“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壮大

　　市场经济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庄园制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哑铃形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形社会”则趋于稳定。

　　正在高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一个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乃是一种基于正确社会分析作出的明智决策。然而在前一时期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些论者把对分析传统社会结构时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们当今的社会，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权贵”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两类。我认为，采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应属于新中等阶层的职业经理人、技术专家、医生、教授划入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的做法，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等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红顶商人提供掩护的作用。近期以来，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恣意破坏房屋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对于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我深感忧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经作者同意有删节）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03月10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5 08: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