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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功过

　　吴敬琏曾经与女儿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吴敬琏评价了自己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以及他对自己的定位。

　　顾准是吴敬琏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顾准当年和吴敬琏谈起中国学术界对实用的偏爱和对理论的轻视，这对吴敬琏未来学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吴敬琏认为，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顾准当时启发吴敬琏，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1973年到1976年间，吴敬琏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整天在屋里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1983年，吴敬琏在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用一年半的时间，静心埋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吴敬琏抱着“把事情搞清楚”的态度，而不是揣着实用的野心。学习结束回国，当现实的命题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脑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细节都拿出来应用，居然发现用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直到晚年，吴敬琏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仍然觉得经济学理论是他的欠缺之处。

　　虽然有学者和朋友认为，吴敬琏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自己则更多地将之归结为机遇。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这个老人有点“迂”

　　为了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化的吴敬琏，吴晓莲采访了数位吴敬琏的朋友，包括同龄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企业家朋友、助手，以及学生等。在这个“群观”的过程中，众人对于吴敬琏的人品、、治学态度以及学术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唯独对他的个性评价不一——因为吴敬琏直言不讳的个性太容易得罪人了，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作为和吴敬琏相交50多年的好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范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吴敬琏的执着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这也给他带来很多麻烦。黄范章认为，吴敬琏这人不适于浅交，而适于深交。“开始接触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接触深了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正直的、可靠的、信得过的人。当然他也有毛病，他得罪了不少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说他好，他敏锐，对问题一眼看到底，而且表达得很直率；你说他不好，他尖刻、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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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董事长郭树清则认为，在我们这个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有人负责的时代，吴敬琏无疑是这个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急了。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家张春霖是吴敬琏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给吴晓莲讲的一个小故事很能反映吴敬琏的性格。张春霖有一年过年回家，返京之后探望吴敬琏，吴敬琏一张口就问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压根就想不到要嘘寒问暖地关心学生本人的情况。“他就是这样的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不擅长，对于人际关系也不太在意。”吴晓莲说。

　　跟随吴敬琏多年的助手柳红认为，吴敬琏这个人其实有点“迂”：比如，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被国家高层领导人请去谈经济形势，他会用很长时间去阐述他的看法，没想到别人也很珍惜在那样的场合讲话的机会。吴敬琏这样做就让人家不高兴。但是，其实吴敬琏也不是要在领导面前怎么样，他就是“迂”，他认定的那点事，就是要跟你一直讲。

　　“有一次我们去浙江考察，我看到大家在途中都睡觉，只有他一个人不睡，他干嘛呢，他跟他同座位的某个老省长的小秘书认真地讲国有企业改革，途中有几个小时他就讲了几个小时。他可能在他认为某个重要的问题上就这么讲开了，但是，他就会被别人或是误解，或是嫉妒，或引起别人的不高兴。”柳红坦率地说。

“学而优”但“不谋仕”

　　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吴敬琏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吴敬琏有几种不同的名片，但最经常递给别人的是印着教授身份的一张。就像吴晓莲所言，吴敬琏并不适合做官，虽然有不少工作职位，但最让他感到自在的，还是教授这个位置。

　　吴晓莲认为，吴敬琏“学而优”却“不谋仕”的个人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难而退。这个难就难在他不懂得“委曲求全”。这种坚持原则和直言不讳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很多程度是来自遗传。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性，她和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以及继父陈铭德一起创办了《新民报》，当时她还在司法部供职，由于《新民报》上刊登了对司法部不利的报道，她受到了部长批评，毅然辞职。

　　解放之后，邓季惺曾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吴敬琏也和她一样。这对母子对于这份工作的责任感和认真的作风如出一辙。邓季惺以88岁的高龄去世，但临去世前一周她仍然在给北京政协提建议。“她也都不管自己是不是年龄大了，别人会不会听她的，就是这么执着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吴晓莲感慨。

　　“和我奶奶那种撞到南墙也不懂回头的性格相比，我爸爸已经有所改善了。他有时候也会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好像一转眼就把这种想法抛之脑后，然后又开始不眠不休的工作去了。”

　　虽然家人曾经多次规劝吴敬琏，发表言论别太直言不讳，防止“祸从口出”，但没有什么效果。

　　吴敬琏的这种个性，让全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尤其是每年开“两会”要面对众多媒体的时候。吴敬琏的责任感有一点抽象——要对事实和真理负责。所以，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他就必须说“你错了”；如果另一种做法是对的，他就必须说“应该这样做”。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听，他都一样要说。他是原则高于人，不太近人情。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2: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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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缺点是不够用功”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硕士和博士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对我说：“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不管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所以在‘市场’和‘计划’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大众给他封了‘吴市场’的称号。因为他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我们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女问答:

    吴晓莲：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吴敬琏：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吴晓莲：您不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吴敬琏：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吴晓莲：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吴敬琏：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吴晓莲：比如？

　　吴敬琏：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吴晓莲：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吴敬琏：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吴晓莲：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吴敬琏：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吴晓莲：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吴敬琏：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吴晓莲：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吴敬琏：也不知道。

　　吴晓莲：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眼前这点事。

　　吴晓莲：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吴敬琏：说不上来。

　　吴晓莲：“吴市场”算不算？

　　吴敬琏：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晓莲：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吴晓莲：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吴晓莲：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吴敬琏：认真。

　　吴晓莲：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吴晓莲：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吴敬琏：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吴晓莲：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吴敬琏：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节选自《我和爸爸吴敬琏》吴晓莲著）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1: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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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谈吴敬琏：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

回望改革历程说艰巨谈局限论分歧———

　　在“第十届光华新年论坛新闻发布会与媒体高层座谈会”上，77岁的厉以宁教授回望改革历程，阐释了“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改革没有先知先觉但我们对改革经验不足”、“改革理论探讨认识尚有局限”等观点，但是更为与会者津津乐道的，是在谈及学术观点分歧时的一番话语：“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这番话语出乎与会者预料。据悉，2008年1月12日，两人将一同在“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表演讲，这在近年、在公开场合，比较少见。
　　

高中同学殊途而同归

　　厉以宁教授介绍说：“我们俩，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就是同学。现在你到金陵中学去，学校悬挂的照片，有我，也有他。不过后来他去了复旦，我到了北大。”

　　其实，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还有同庚、同乡之谊：均出生于1930年；同为江苏人，厉为江苏仪征人，吴祖籍江苏武进；在金陵中学读高中，两人都属绝顶聪明那一类。除此，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小眼镜”，其刻苦用功也由此可见。

　　当然，两人性情各有不同。厉以宁自幼喜欢诗词歌赋，具有诗才文气的浪漫气质；吴敬琏喜欢古典音乐，更喜欢拆拆卸卸，鼓捣闹钟、收音机，成为长江对岸南京化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向往。在1949年的历史巨变中，吴同学和厉同学各奔东西，厉以宁随家人来到湖南乡下，成为管理账目的“厉会计”；吴敬琏则因肺病、胃病等诸多“病种”休学有年。

　　1951年，“厉会计”闻听北京大学招生的消息，便委托朋友代为报名，那朋友竟擅做主张填报了“经济学系”。后来北大学生厉以宁受教于1920年代的哈佛博士陈岱孙教授等多位名家，打下坚实学术功底。

　　吴敬琏则在高校院系调整后，由金陵大学转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分配来到北京，入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研究，“文革”中与顾准“亦师亦友”。

　　殊途而同归。若干年后，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两位扛鼎人物。

　　

“经济学家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

　　厉以宁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与吴敬琏的分歧，被某些舆论夸大了。”

　　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先生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先生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自然，当时的政策取舍有所偏重。

    两人的公开矛盾，发生于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很少见到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据厉以宁教授介绍，2003年，他从服务多年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转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与吴敬琏先生同为副主任，一起工作。去年，全国政协在南京举办“民营企业经济论坛”，两人一起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私下也有交流。”

　　多年前，厉以宁教授就“如何看待经济学家观点分歧”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经济学科具有超前性、预期性，也许，它恰恰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对抗。

　　

向青年人昭示“团结和表率的力量”

　　昨天，厉以宁教授的这一番谈论，赢得在场媒体人的称许。有报刊负责人发言表示，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摈弃以往的学术分歧，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共识，这就使“光华新年论坛”不仅显示出思想的力量，更向青年人昭示了“团结的力量，表率的力量”。

　　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发言认为：“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在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曾经以“特约记者”身份分别采访过吴、厉两人的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潘福祥，研读过厉、吴的全部著述，他表示：“吴、厉两人关系和谐，是经济学界的方向上又是一致的。他们能联手迎接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是一件好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5 08:42 编辑 ]